田家英简介 田家英资料照片简介
本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田家英曾是毛泽东的5大秘书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但是,庐山会议上的政治风暴差点把他推入深渊,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终于使这位正直的书生蒙冤自尽。是“文革”开始继邓拓之后的第二位牺牲者。
以下内容摘自《羊城晚报》
田家英死于1966年5月23日,是“文革”开始继邓拓之后的第二位牺牲者。 田家英是含冤而死,这一点没有疑问;田家英死于自杀,这一点也没有疑问———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家属那里。 但是,近来有境内外杂志却另有说法,认为田家英死于他杀,并言之凿凿地拿出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档案局”等权威部门的档案文件为证,令人莫辨真伪……” 那么,历史真相究竟为何?
田家英自杀的事随后通报了周恩来,电话是用永福堂的座机打出的。周恩来随后将此情况转告给当时尚在南方的毛泽东…… 据王力回忆,当天他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他得知了田家英自杀的消息。
作为三人小组成员之一,他接到通知去中南海参加这一突发事件的处理。安子文大概是在王力之后得到的通知,并受命负责处理这一突发事件。 据田家英夫人董边回忆,她是在下午3时左右接到的通知。她当时正准备早些回家,办公室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她拿起电话,听筒另一端传来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声音,要她立即到中南海西楼会客厅去。 “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董边猜测大概是与田家英的事有关,心里怦怦直跳。
还没等她理出头绪,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走进西楼会客厅,只见安子文、汪东兴、王力等人已在室内。安子文代表组织向董边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这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董边一下坠入万丈深渊。
有关负责人一定要董边去看一下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董边此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 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并没有多远,出西楼办公区院墙东门,下高台阶斜对着的就是永福堂西门,但董边已不知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畏罪自杀”的事实…… 院内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
有人拉着董边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她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 床单被揭开,董边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那一向充满生气的脸,堆满毫不掩饰的无尽痛楚和悲愤。
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至此,看到田家英遗体的人已经超过10位,他们都没有对田家英死于上吊自杀产生任何怀疑。 如果是谋杀,显然是到现场的人越少越好,看到田家英遗体的人越少越好;负责处理此事的人就不应该提醒董边要不要到医院验尸,也不应该拽着董边一定要她看清楚遗体……这些处理方式的细节,显然不合谋杀说的逻辑。
笔者至今还记得,那天中午12点多,我从学校回到中南海吃午饭。
拐向西大灶的胡同正对着永福堂西边的通道前,我一眼瞟到永福堂西门前站了一名卫兵。以前那条路上从没有岗哨,当时感觉奇怪,所以印象较深。后来,在同一饭桌吃饭的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孩子也来到食堂。他悄声告诉我,他家住的院子有卫兵守着,不让进去。
他又绕到后门想进到院子里,发现后门从里面锁上了,也进不去。我们当时都感到有些不对劲,但谁也没想到田伯伯出了意外…… 田家英的子女在许多年后对笔者回忆说,他们家当天晚上就搬出了中南海。而一个星期后,所有住在中南海里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干部家庭,也都搬出了中南海。[1]
田家英,四川成都市人,姓曾名正昌,“田家英”是他少年时代发表文章用的笔名。他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全家靠父亲经营一个小药店维持生活。
田家英3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天资聪颖的小儿子成了妈妈的希望,被视若宝贝。6岁时妈妈把田家英送进私塾,不久转入城北小学校。不识字的妈妈常把田家英抱在怀里,让他坐在腿上,然后托起书听他朗诵《三字经》、《千字文》和古诗词。听着,听着,抚摸着田家英瘦削的肩头,动情地说:“娃娃,要发奋,做个人才好哟!”妈妈希望田家英成人、成才。田家英9岁时,妈妈走了,哥哥嫂嫂强令他辍学。小小年纪的田家英,做了药店“抓抓匠”。
田家英同伴的父亲徐昌文,见田家英聪敏过人,知他年少即有做作家的志愿,便常约他来家里,给他书读,给他讲当时名作家的故事……田家英后来回忆:是他教育了我,使我开始用从学校学得的知识去读《生活周刊》和鲁迅、郭沫若的文章。这样我虽然没有得到正规的发展,却强烈地爱上了新文学。
有作家梦的田家英虽然在药店当学徒,但是在徐昌文的引领下,即使学习生活条件极差、境况不佳也坚持不懈地刻苦读书。他家住成都市城北拐枣树街中药店,阁楼实为堆放药材的库房。田家英的床是撑在干枝枯叶中的一块木板,被薄褥单;一张三角桌、一个矮凳,是卧室里的全部设备。由于干枯的中草药易诱发火灾,哥哥嫂嫂不准田家英掌灯上楼,不允许带火柴在身。为了读书,田家英在临街木板壁上挖了个小窗口,让浑黄的街灯灯光透了进来。他高兴极了,借着一线灯光,展读深夜。由于街灯昏暗,透进小窗口的光线很微弱,看书时必须紧靠窗口,两眼紧盯书本,眼睛易疲劳,身子易疲乏。冬夜,脚腿僵硬,浑身瑟瑟。可是,田家英从未中断夜读。后来,田家英找来旧煤油桶子,把开有小孔的煤油桶横放床头,里面点盏煤油灯,这样可以躺下看书了,不但解决了冬天受冻问题,而且解决了夜间读书和诱发火灾的矛盾。
在做学徒的两年中,田家英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东周列国》、《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一套《资治通鉴》是田家英13岁那年读完的。因为缺钱,田家英最爱买价格便宜的活叶文选,在“活叶”上他学到不少中国著名的古诗文。 经过大量阅读和自修,田家英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正如他自述:“能当一名作家多好啊,我曾这样鼓励自己,开始了冒险的尝试。1934年,我的文章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我开始变成领取稿金为生的文乞。”这年,田家英才12岁,他最早的文章发表在什么刊物上?不得而知,有幸的是1936年至1937年11月见诸报刊的文章大部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的人了解田家英那个时期心路历程最宝贵的历史材料。
1936年3月12日《华西日报》载田家英题为《春》的散文,田家英在字里行间流露着心灵深处饱尝的世态炎凉。文中这样写道:
“是春天了,我应当呼吸一口春日之温暖。然而,春阳于我不是太淡漠了么?”“我没有快乐,我是用自己的眼泪给自己灌溉。忧郁的孩子,你是苦难和煎熬?是的,我是夜之子,在困难和煎熬里,在血和唾液里,在恐怖和黑暗里,我成长起来。”
田家英不断地写,用笔诉说着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灯》、《路》、《街》、《帘》、《井》……脍炙人口的文章频频见诸报端:“华灯初上,我去过街和街”,“春风用花丰润了平原,编织成美丽的艳色,在天和地之间”,“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走出的路才是路”……
文章陆续见报,“田家英”的名字渐渐被读者注意、熟悉与接受。读者称赞田家英的文章流畅简洁,如行云流水,思想活跃有见地,意境新颖有开拓,令人深醒,催人奋发。可是,有谁知道作者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谁知道“田家英”就是拐枣树街药店的学徒曾正昌!
1936年初,田家英毅然和阻碍他读书、进步的哥嫂脱离经济关系,靠向报刊撰稿获取低微稿酬谋生活。这年,自修完小学课程的田家英考取成都县立一中,回到校园的他多么高兴啊!更加成熟的田家英以刻苦的精神和勤学的风貌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早上一碗锅巴稀饭,两三片咸萝卜;中午一个小饼或干脆不吃饭,一头扎进图书馆。田家英当年的同学回忆,县立一中有个图书馆,取名“墨地”。每天12点至18点开放,那里是田家英常去的地方,一去就是一下午。馆藏一套《万有文库》。田家英选读了《三剑客》、《茶花女》、《战争与和平》等名著。图书馆管理员陈先生戏称田家英是个小书迷、书疯子。
憧憬走文学路的田家英,受到成都抗日救亡热潮的熏染和抗日风潮的撞击。1936年下半年,田家英加入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在进步青年组织中,田家英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哲学》、《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共产党宣言》等讲述的新鲜道理、新的世界,使田家英眼界豁然开朗。经过阅读和结合现实思索,明白了要建立平等、富裕、幸福的社会,只有走《共产党宣言》指引的路。到延安去,做一名共产党人,成为田家英的向往。
文学创作的激情使田家英异常兴奋,他不满足仅在报刊发表文章,串联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毛、两毛地凑钱,创办以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为主的文学刊物——《激光》。田家英在创刊号上发表散文《怀念》、《手》。他在文章中说:“自己生活在泥泞里,我在不断挣扎着”,“有两只黑手,一只紧紧掐着我的喉咙,另一只蒙着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光明,斗争再次失败了。我要贮蓄我的生命力,准备做第三次斗争”。文章和刊物强烈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青年追求光明的渴望和对黑暗的控诉,创刊号居然卖出200多份。人们看到田家英等一批文学青年活跃在文坛上,为《激光》喝彩!
西安事变后,较为封闭的成都县立一中校风为之一转,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作品在校园里辗转传阅,田家英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巴金的《家》、《春》、《秋》、《雷》、《电》,对田家英的影响最深。田家英在题为《巴金的〈家〉》的读后感中写道:我读了《家》,“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些青年的愤,是青年的奋力拼扎,想突破这狭的笼,飞向阔的天边去”,“所以我爱觉慧,他勇敢地走着一条光明的路”(《华西日报》1937年8月3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田家英被学校开除了。已决心追随共产党的田家英,常和曾彦修、赵石英、何郝炬等聚会少城公园商量去延安的事。
当遇到特务盯梢或怀疑时,他们便来到西御西街113号革命先烈赵世炎的四哥赵世珏的家里,赵世珏的儿子赵石英是田家英在县立一中的同学和最要好的朋友,这里是田家英、赵石英等进步青年聚会的又一场所。赵世珏的妹妹赵君陶因丈夫李硕勋被国民党杀害后生活困难,也常带着幼子李鹏和小女儿李远芹住在这里。
赵君陶的姐姐、职业革命家赵世兰当时也在成都。赵世兰、赵君陶在这里认识、接触并很快喜欢上了年轻聪颖、爱说爱笑、充满理想和激情的田家英。
她们把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列宁主义概论》等给田家英阅读,给他讲中国革命的道理。当田家英向赵世兰表达决心投奔延安的志向后,赵世兰和赵君陶联名给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夏之栩(赵世炎夫人——笔者注),在延安的李富春、王若飞写信,向他们中肯推荐田家英等。
决心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田家英,在巴蜀文艺协会机关刊物《金箭月刊》第二期(9月出版)发表他在成都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去路》。田家英在文章中说:“我的话像是从心里说出来的“,”我感到我的全个心都在说话了”,“是的,我应当走了。我为什么要远远地离开自己的一群呢?我为什么要看着他们的活动,看着他们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呢?我要去,为了友人,为了自己,我应当把声音变成行动,是我应当交出一切的时候了,我去交出我的生命”……这是他投身革命的自白,是他向在成都的友人们的告别!
1937年11月,田家英和赵石英等踏上北去的征途。经重庆、武汉、郑州、西安,行程7000多华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延安。
1933年考入成都南熏中学就读。
1934年母亲去世,辍学在家中药铺里当学徒,开始尝试以“田家英”的笔名给《华西日报》等报纸写稿。
1935年在报刊副刊上发表小说、散文、书评、杂文和诗歌。
1936年以第一名成绩考进成都县立中学,1936年冬,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
1937年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帮助下奔赴延安,进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担任学校总支秘书、中国近代史教员、宣传科教育干事等。
1939年进马列学院继续学习。毕业留校,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学院教育处干事和中国现代史教员。
1941年进入中央政治研究室。
1943年调中宣部历史组工作。
1946年被毛泽东选为毛岸英的老师。
1947年晋西北的土改运动。
1948年8月起任毛泽东秘书。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多年以全部精力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及毛泽东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还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起草的中共“八大”大会开幕词受到毛泽东和与会代表的称赞。毛泽东经常派他到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提出改进建议。他坚持真理,在整理毛泽东的一次讲话时,删去涉及彭德怀的不实之词及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话。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