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的丈夫是谁 陶斯亮个人资料

陶斯亮:女,湖南省祈阳人,1941年生于延安,母亲曾志宜章县城关镇人,是曾志与丈夫陶铸两人惟一的女儿,陶斯亮4岁的时候,被父母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给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二级残废战士杨顺卿照看。1949年3月,陶斯亮随父母从沈阳来到北京,后又抵武汉,陶铸被任命为四野政治部主任,曾志被任命为中南局重工业部副部长。

再后来,陶铸又到广西主持剿匪工作,直到1951年底,才到达广州担任中南局书记兼华南军区政委。1952年,曾志被任命为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陶斯亮的整个学生时代,大部分是和父亲一起渡过的。1962年陶斯亮从广州执信中学毕业后,考到上海军医大学。

1966年5月,“文革”阴霾逼近,陶铸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革办公室”主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集团中的“第四号人物”,名列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之后的位置上被打倒。父亲的遭遇给了陶斯亮最直接的打击。1969年陶铸去世后,陶斯亮开始与母亲相依为命。

1968年和1970年,陶斯亮先后生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母亲则在广州的农村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曾志多次希望能和女儿团聚都没有成功。直到1972年,这一愿望才终于得到上级的批准,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曾志和陶斯亮一起到陕西临潼定居下来。陶斯亮在临潼26医院工作,曾志则在一家干休所生活。

经过了无数悲欢离合后,这一对母女终于过上了一段平淡而安稳的日子。1973年回到北京后,陶斯亮一家住在中南海对面的南长街6号。1973年到1987年,这14年间,陶斯亮一直在空军总医院工作,担任内科医生。1987年,她毅然放弃专业,离开医学界到统战部做了一名处级巡视员。1991年,陶斯亮放弃了自己的公务员身份和副局级待遇,来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市长协会担任副秘书长,后来又担任了副会长和秘书长。

陶鋳的女儿是陶斯亮

沔上巍峨此庙祠,才高管乐命何之。

车行风雨催人急,何必低徊两“出师”!

停车闲步瞻遗容,敢效亡秦抒所衷。遥望延城光万丈,轮生欲起夕阳红。

——陶铸《赴延安途中二首》

这是陶铸在1940年去延安途中写的两首诗,意在通过历史上四个著名政治家的作为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就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夏,曾志与丈夫陶铸先后来到延安,开始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并于1941年生下了两人惟一的女儿陶斯亮。应该说,陶斯亮属于命大的那种,据曾志自己回忆,在她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曾经被惊马摔到地上,造成脑震荡;后在分娩的时候,由于护士缺乏经验,孩子直接掉在了地上。但就算这样,对生命异常执著的陶斯亮仍然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享受了幸福,也吃尽了苦楚。

1945年,陶斯亮4岁的时候,被父母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给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二级残废战士杨顺卿照看。

这样做的原因是陶铸已经被委派到东北沦陷区去组织敌后游击队,而曾志,由于延安的“审干”和“整风”风波,坚持要证明自己政治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主动要求随丈夫北上打游击。临别的时候,曾志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当天送行的人很多,陶铸抱着女儿深深地亲了一下,曾志则是一步一回头。他们无法确知自己有生之年是否还可以和女儿团聚。

从照片上看,杨顺卿清瘦、善良,是个极温顺的人,他对照顾陶斯亮投入了全部的感情,同时也把他性格中安详稳重的部分给了这个“养女”。

因为无论是陶铸还是曾志,在性格上都是坚硬如铁的人,而陶斯亮身上带着的那种温顺显然与杨顺卿的抚养有关。从这时开始,陶斯亮就和杨叔叔相依为命。杨顺卿养了只鸡,下了蛋,自己不吃留给她吃;他业余时间还纺线,把卖线得来的钱全都给陶斯亮买了解馋的零食。

第二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战火随时可能烧到延安,于是中央决定让所有非战斗单位转移别处。这样,七八月间,在组织的安排下,杨顺卿带着陶斯亮到东北寻找陶铸和曾志夫妇,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危险旅程。刚从延安走出不到30里,就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陶斯亮坐在驴背上的柳条筐里,吓得大哭起来。

杨顺卿赶紧拽着毛驴躲进了青纱帐,直到天黑才敢出来。估计前面还会有数不清的空袭,杨顺卿决定往回走,这样虽然绕了很远的路,但是由于会经过很多解放区,可以减少危险。于是,他们先来到晋察冀解放区的阜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南下邯郸,继而东行山东烟台,然后渡海至大连,再改乘海轮取道平壤,再转回安东(今丹东),最终到达辽吉省委的所在地白城子。

这一路,幼小的陶斯亮几次病重难治,几次险些走失,又几次险象环生,但却已长大了很多,懂得了如何避开飞机的轰炸,如何在焦急的时候安慰杨叔叔。一个40多岁的残废军人和一个四五岁的女孩,硬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完成了这段传奇的旅程。

这天,正在开会的辽吉省委书记陶铸被卫兵告之,在省委大院门口,一个要饭的老头带着一个小女孩要见他,说是他的女儿。

陶铸一下子惊呆了。原来他早就知道女儿出来寻找自己了,但由于长时间杳无音信,认为一定是死在路上了,于是便将女儿的照片都挂在了墙上,当作遗像凭吊。此时的陶铸这个高兴呀,一下冲出门外,一屋子开会的人也都跟着冲了出来。他看到女儿好生生地站在眼前,一下把她抱了起来。

但陶斯亮几乎已经不记得父亲了,吓得大声哭起来。此时的曾志正在前线工作,后来得知女儿安然到来的时候也是悲喜异常,百感交集。此后,杨顺卿一直守候在陶斯亮的左右,直到解放后,陶铸夫妇才将他安排到贵州的省委招待所当科长。走的时候,杨顺卿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给了陶斯亮,一老一小哭得昏天黑地。“文革”以后,杨顺卿从贵州到北京看过陶斯亮,陶斯亮也专程去贵州看过他,两人亲密的感情保持了一生。

1949年3月,陶斯亮随父母从沈阳来到北京,后又抵武汉,陶铸被任命为四野政治部主任,曾志被任命为中南局重工业部副部长。

再后来,陶铸又到广西主持剿匪工作,直到1951年底,才到达广州担任中南局书记兼华南军区政委。1952年,曾志被任命为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此时的曾志正是事业上生机勃勃的时候,她不愿被别人称为“夫人”而生活在丈夫的盛名之下,她总想独立地有一番自己的作为。

她觉得自己作为管工业的干部,如果没有经过基层的锻炼是搞不好工作的。于是她没有住到广州东山的家里,而是将家安在西村电厂里面,并先后将母亲和其他亲属接到厂里同住,自己则将所有时间都用在调查和学习上。

陶斯亮的整个学生时代,大部分是和父亲一起渡过的。

这一时期,父亲虽然非常忙,但是对陶斯亮的关心非常细致。广东天气热,为了怕她晚上不穿衣服睡觉着凉,父亲每天都要看她是不是穿了睡衣,蚊帐是不是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