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山和周杰伦闹翻了 方文山 我和周杰伦掀起“中国风”
无名小卒的成名史——“吴宗宪不仅是我的恩人,也是好朋友”
方文山二十多岁前连稍露锋芒的迹象也没有显现过。在没人关注的孤独和寂寞中历经生活的艰辛。直至退伍之后,才突然开窍,认识到写作才是他的“宿命”。随后被吴宗宪签进“阿尔法”,就像一块璞玉终于被识货的商人发掘,终于绽放蕴含已久的光芒。 南都周刊:听说被吴宗宪发掘之前的生活过得很艰苦?
方文山:还记得小学时每到暑假,就跟邻居的小孩到住家附近的工地大楼,捡绑脚手架的废铁丝和工人喝剩的铝罐来卖。 报酬少得可怜,只有十几二十块台币。而中学时期的寒暑假,就在桃园、龟山一带的工业区当廉价劳动力。我还曾经当过餐厅服务员,业务员,高尔夫球童、纺织厂机械维修工、百货物流送货司机……哈哈。
南都周刊:经历这么多,你是怎么开窍的?
方文山:其实我学生时代就对文字,对历史产生了兴趣,但那时候并没把这个作为自己将来发展的方向。后来渐渐对拍电影感兴趣了,想当导演,就去台北报了编剧班,拿到了编导证。但当时台湾电影很不景气,我就想不如写歌词吧。可能是我学过电影编剧的缘故,所以我的歌词很有画面感和故事性。一开始临摹别人的词,后来慢慢有了自己的风格,就越写越多了。
南都周刊:因为吴宗宪发掘了你,所以你常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吴宗宪的人”?
方文山:那时我写了大概200多首歌词。挑选出100多首装订成册,寄了100份给台湾各大唱片公司。我想无论怎么样,至少也会有几家公司和我联系吧。没想到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人跟我联系,这个人就是吴宗宪。所以宪哥是我最感谢的人,没有他的赏识及肯定,我不会有现在的成就。他不仅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好朋友。
南都周刊:签给吴宗宪后,一开始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吧?
方文山:那时候我和周杰伦都是新人,没有人认识。写的东西并不是马上有人要,人家也不会太关注到我的作品,而且新人都是有竞争的。然后是周杰伦的旋律先被大家注意到,主要是不管是和弦还是旋律,都没有别人的影子。他总是有很多变化。虽然我们是一起合作,但是通常都是人家要他的曲子而不要我的词,会找一些知名的老师,如姚若龙、许常德他们填词。
南都周刊:那之后是如何“咸鱼翻身”的呢?
方文山:后来他们觉得我和杰伦的词曲搭配很好,就两个人的作品一起启用。慢慢就有了很多歌手和我邀词。现在我的作品面世的大概有220多首歌,和杰伦合作大概八九十首吧。
南都周刊:到目前为止,你的作品卖出的最低价是多少,最高价是多少呢?
方文山:这个很难说,要看这个歌红不红。一开始差不多是台币八千块,现在差不多人民币六千到六千五的样子吧。
南都周刊:在华语歌坛有很多优秀的创作者,像罗大佑、李宗盛、林夕等这些人都影响了很多人,你自己有没有欣赏的创作人?
方文山:罗大佑,我在小时候听他的歌我才发现,原来流行音乐也可以带有批判性。像李宗盛,虽然他是男的,但是他创作出来的歌词比很多女性还细腻,他很善于观察女人的情感,写得很动人。林夕的词我也很欣赏,他的中文功底很深,作品很有自己的特点。
无心插柳掀起“中国风”——“我和周杰伦不是中国风的发明者,却是制造它流行的人”
就像他在《上海一九四三》中写的:“消失的旧时光,一九四三,回头看的片段,有一些风霜,老唱盘旧皮箱,装满了明信片的铁盒里,藏着一片玫瑰花瓣。”方文山是个极具“怀旧”情结的人,这一点无疑在他的歌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南都周刊:大家都说:“方文山和周杰伦掀起了流行乐坛的中国风热潮”,你觉得在这方面是杰伦影响了你,还是你影响了他,或是你们达成的一种共识呢?
方文山:简单的讲,中国风不是我和杰伦发明的,之前黄霑老师,顾嘉辉老师那个时代就有了,还有陈升的《北京一夜》也都是中国风的歌。我们只是带领大家关注到这样一个现象。那个时候我写下《娘子》这首歌有一点R&B节奏,填词的时候故意填得有一些仿古诗词的味道,希望有一点点反差,没想到反而会有惊喜。这也要归功于杰伦对我的创作并不干涉,同时他也很认同,所以我们两个人的频率是一样的,假设说如果我很喜欢中国风,但杰伦觉得不好吧,这个文字的框架和现在的生活状况距离太远了,刚好他也喜欢这种风格,这就是说我们两个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才从事这种风格的创作。
南都周刊:就像你说的一样,你们并不是中国风第一人,但你和杰伦是如何把这种类型的音乐推向了高潮的呢?
方文山:虽然我们并不是发明者,可是任何东西,你要制造流行,就要有回响。杰伦的专辑发行量很大,本身这是一个很强势的宣传攻势,也是一个很强势的渠道。他的宣传加上媒体效应,就会事半功倍,也会引起其它歌手的关注,他们会觉得这种曲风很好,所以大家都会写一些同类的歌曲,所以慢慢就变成了一个现象。其实像《龙的传人》也属于中国风的音乐,还有《笑傲江湖》的《沧海一声笑》,都可以说是中国风。我只能说我和杰伦的东西是这五六年的代表作,不是说要超越谁或是取代谁。
南都周刊:你的中国风是从《娘子》开始的,然后到《东风破》《青花瓷》一直都延续下来,每张专辑都有这种风格的歌曲,这是刻意这样安排的吗?
方文山:应该这样说,你吃饭的时候有一道汤很好喝,你可能很喜欢喝这个汤,比如说罗宋汤或是西红柿汤之类的。但可能你每次都更换不同的菜,很精心地调配。就像我们制作每一张专辑,都会有不同风格的歌曲,但中国风这种风格的歌曲呢,我们确实有刻意地去维护这个区块,可能它占的百分比是五分之一或是六分之一的中国风,我们后续是有刻意的,但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所以说,我一开始就是很自然地写了《娘子》,之后是《爷爷泡的茶》,后面的《龙拳》等等,后来我们就觉得外界对这些歌曲的反响都是正面的,所以我们就有意去维护这个部分的百分比。
南都周刊:那你是如何创作这类的作品呢?是对唐诗宋词一直很有研究,还是对生活的有感而发呢?
方文山:我很喜欢读书,尤其喜欢宋词。最喜欢李清照和唐后主李煜的作品。宋词在某种程度和现在的流行音乐很像,它也是一个词牌名,如《一剪梅》等等,都是先有音乐再有歌词。但创作也离不开生活。像《青花瓷》《爷爷泡的茶》《刀马旦》,创作前我都收集了相关资料。创作《爷爷泡的茶》时,我研究了制茶的过程;创作《刀马旦》则去研读京剧。某种程度,我把歌词当做电影脚本去经营。
南都周刊:马未都曾给《青花瓷》歌词挑错,你知道这件事吗?
方文山:我觉得马未都挑的错属于专业范畴,而流行音乐是通俗文化,通俗文化有时不需要去考据太多东西就可以下笔。比如很多电影都难免有自己杜撰的情节,这样可以让剧情更连贯更好看。我在写《青花瓷》时,在查找数据时没有去查得那么彻底,如果那样的话,就会弄得太学术,不太通俗化。
南都周刊:那你担心自己的创作风格过时吗?
方文山:中国风是无心插柳的结果。推出时颇受欢迎,刚好中国市场又兴起,有经济实力消费,让中国风得以延续风潮。流行音乐本来就是商品,我认为中国风不是一时现象,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类型。 2000年到2003年期间,方文山与周杰伦合作的四张专辑《Jay》《范特西》《八度空间》《叶惠美》,使华语歌坛上多了一位超级巨星。 最佳拍档周杰伦——“我是给杰伦穿衣服的人”
想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都是在唱片公司打地铺搞创作的难兄难弟,直到周杰伦一战成名,方文山才成为了聚光灯下的焦点,跻身著名作词人的行列。周杰伦曾如此描述自己的曲和方文山的词:“我的曲如果没有方文山的词,不会中(受欢迎之意);方文山的词如果没有我的曲,也不会中。” 南都周刊:大家都有疑问,是方文山成就了周杰伦,还是周杰伦成就了方文山?
方文山:当然是杰伦成就我了。这个你要先从词曲的地位上来看,很简单,旋律是一个人的骨架,歌词是这个人的衣服,如果这个人骨架很好,你拿来一百套衣服给他,好看的衣服当然会帮他加分。所以以这个标准去判断就很简单了,周杰伦的音乐旋律是基础,一定要有这个基础,那歌词是为这个旋律复制出一种画面感,有锦上添花的作用。就是一个作品完整,就像一件商品一样,完成之后,要促销出去,包装是一定要的!
南都周刊: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你的“包装”,杰伦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
方文山:没有我的话,也会有其他人来帮他包装。比说他专辑里也有别人帮他写歌啊,从第一张到第八张有很多人帮他写,虽然量都不多,反应也没有这么大。不过客观来说,我的作品已经连续入围八次“台湾金曲奖”,而且这八次每次都不是固定的评委,。所以我能入围八次,也蛮开心的!
南都周刊:周杰伦上一张专辑《牛仔很忙》反响不如以往。有人说杰伦的创作已经进入了瓶颈期,你觉得呢?
方文山:大家会对比较好的演员、创作者,有更多的期待,以更高的标准去看他。就算他维持原有的水准,大家还是觉得他退步了,其实这是不公平的。比如说今天这个摇滚团体他从头到尾只唱摇滚,没有人会干涉他。那杰伦为什么就不能一直写他擅长的R&B风格的歌曲呢?总是有人说,你怎么不变化?那你们怎么不叫某个摇滚乐团,你们不要唱摇滚了,你们唱民谣去呀,这太苛责了。
方文山
1969年1月26日生,台湾花莲人。早期曾在台湾桃园当水电工时,自制一本歌词大全并向唱片公司自荐,并最终得台湾艺人吴宗宪赏识签约。后与周杰伦合作,共同制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印地安老斑鸠》《爱在公元前》《忍者》《双截棍》《东风破》《七里香》《夜曲》《发如雪》《青花瓷》等等。数十次登上两岸三地音乐大奖的领奖台,成为华语乐坛地标性人物。 记者手记
方文山其貌不扬的外表和他那鬼斧神工的歌词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个子不高,黝黑的皮肤,简简单单的T恤、牛仔裤,戴着顶毫不起眼的帽子,身上最打眼的唯有脖子上那根朋克风格的金属粗项链。这就是方文山的庐山真面目。虽然已是大师身份,却并不张扬出众。可以说他没有帅气外形,少了书卷气息,缺乏浪漫气质,然而就是这样的路人甲,让自己成为华语乐坛上炙手可热的作词人。金子总会发光,何况是一匹遇到了伯乐的千里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