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与黄克功 司马平邦:《黄克功案件》 法治理想与革命情怀
《黄克功案件》:法治理想与革命情怀司马平邦 1937年10月,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6队队长黄克功被枪毙于延河边上时,其时,他只有26岁,那时,主审黄克功案的陕甘宁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也只有33岁,而本案的公诉人,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更是才只有22岁。
1937年的红军领袖毛泽东也只不过是43岁。 所以说,黄克功案件是非常非常年轻时代的共产党做了一次非常非常老辣和成熟的政治抉择,虽然说它是一个抉择对为此死去的人来说有点儿不通人情,但也一点儿不为过;处决黄克功,此事在今天来说不过是温酒闲聊中的一个故事,但在当时,却几乎是对整个一个政党的考验;与此相对照的,是两年前,国民革命军上校团长张仲麟(张灵甫)因情变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吴海兰,他先被判死刑入狱,之后又被蒋校长特赦;电影《黄克功案件》亦非常准确地捉捕到了这两桩案件非常鲜明的对比意义,政治上已如此成熟,并已基本拥有中国领导权的国民党始终没有越过那道门槛,他们留下了一个杀人犯的性命,最后却失了整座江山。
这部恰逢四中全会之后全国都在大谈特谈依法治国的当口上映的新电影,其实完全是巧合,因为编剧王兴东先生为此已做了9年的剧本创作,但黄克功案件这桩在中共党史上有着特别意义的事件终于可以在当下的银幕上出现,放映给当代的人们看,却比这种巧合更具有意义。
刚刚热播过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曾经相当细致地解剖了1948年夏秋之交蒋经国在国民党内部主持开展的反腐败运动,虽然那场运动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剧中出自建丰同志、曾可达等人之口的廉政、法纪和信仰,在今天都仍然可以突破意识形态的壁垒,直达当代人的心灵;而《黄克功案件》展示的历史更是发生在其11年之前,刚刚结束长征,共产党仍然只是一个偏居陕北一隅的地方政权,行军打仗、用谋决断仍然是中共的政治作业核心,与此相比,建设法治、维护公平之类的是不可能不放在一边的,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黄克功仍然被送上了历史的执行台。
16岁即与其兄黄继功一起跟随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加入井岗山朱毛红军的黄克功(王凯饰),参加革命10年,历经了最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腊子口血战成名,26岁即已成为红军高级将领,因之才得到“投奔光明”的进步女学生,16岁的刘茜(马薇薇饰)的倾心爱慕,历史记录以及电影里都说黄克功因军功倨傲而向刘茜逼婚,而我倒以为,当时也只有26岁的黄克功除了战争,在其他事情面前其实他仍然还是一个涉事未深的青年,本来这样的年龄,爱来的迅猛,恨也来得强烈,往往爱来得多迅猛,恨就来得多强烈,所以说,黄克功因16岁的刘茜明确拒婚而顿生杀心,当然不是老谋深算的狭意报复,而是头脑发热的一时智昏--其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当年又有多少热血青年就是凭着这令人头脑发热的一腔热血而走上造反道路的,但在1937年秋,这两个革命青年却也因令头脑发热的一腔热血而发生了如此血腥的悲剧。
本片里,对黄克功犯罪行为的审判方式被做了重点表现,许多年后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当时出任本案的公诉人,由雷经天等5人组成审判团,以及由陕北公学的进步学生、延安当地的老百姓、与黄克功有过相同战斗经历的红军战士等组成数个陪审团,这是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可能选择的最为民主化的审判机制,而在整个庭审过程里,各方人等亦都做出立场清晰、愿望强烈的庭审意见,我不知道那些精彩的台词有多少出于历史记录,有多少出于编剧王兴东的创作,但我们确实能从中听到或看到革命、历史和辨证的光辉。
比如,出任公诉人的红军政治工作者胡耀邦(毛孩饰),就明确主张判处黄克功死刑,而出任审判员的红军将领李兴国(杨佳音饰)却仍可以拿出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一部正式法令,要求对立有战功的黄克功斟情减刑,胡与李都是走过长征的红军,其实他们对待黄克功罪行的认知也都有自己的局限,虽然案情的审判最后是沿着胡耀邦的判断进展的,而毛泽东亦如胡耀邦预感那样同意判黄死刑,但李兴国在关键时刻甩出的那本1934年由中央苏区颁布“阶级优先”法令在今人看来仍然非常令人吃惊,1934年正是瑞金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这套明确规定了在错误和罪行面前,工农阶级出身者和立有军功者优先减责的法令,历史上并没有为中共带来革命的胜利,反倒将其逼上一条几置死地的长征之路,在此,法治若完全带有纯粹的阶级性和政治性的色彩,而令公平丧失,最终令一定会得到革命失败的结论,这其实与《北平无战事》里建丰同志主持的半途而废的国民党反腐败异曲同工。
演员成泰燊用极为精湛精确的性格表演,为我们奉献了一个非常战争时期法治公平的形象代言人雷经天,虽然本片片名是《黄克功案件》,但故事的主角其实是雷经天,可以说雷经天在陕北公学的那场露天审判里说的每一句话现在听来都震聋发聩,而我最欣赏的是那句: 如果我们(共产党)今天不判黄克功死刑,明天就会有人判我们(共产党)死刑。
历史上的雷经天,亦是中共革命史的法治章节里不可或缺的符号性人物,据说历史真实里的雷经天曾经3次被开除出党,但对革命和理想矢志不渝,成泰燊表演的雷经天既有革命者的激情,也有思想者的沉静,或者说,虽然在黄克功案件上,毛泽东是雷经天背后站着的那个人,但负责编剧和表演的创作者已然令雷经天的形象更多脱离了毛泽东领袖影子,而更多独立意志的光彩。
可以说,青年红军将领黄克功开枪打死恋人刘茜的全过程以及整个延安政、军、学、民界对此事件的争议就像一个大设问,而雷经天对黄克功的死刑判决意见,以及毛泽东的那封认同雷经天的亲笔信则像是这个严峻设问的完满答案。
显然,共产党、毛泽东本人(黄海滨饰)和雷经天在黄克功案件上给出的答案,要比国民党、蒋介石在张仲麟杀妻事件上给出的答案要公正而深刻得多的多,所以,亦可以说,雷经天的那句断言其实并不是说给共产党的,而是说给国民党和所有政治派别的,果不其然,在黄克功案件发生的12年之后,国民党彻底失败,正如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所表现的那样。
纯粹而强烈的政治理想主义,被创作者埋伏于《黄克功案件》之最深处,这亦是片中雷经天形象的价值观的本色,而在雷经天背后站着的又是毛泽东,在这部并没有真正的“敌人”却更富于思辨色彩的延安故事电影里,真正矛盾着的敌我双方,其实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与革命的现实功利,虽然在更多的时空里,尤其在那血红的战争年代,这两种东西可能是根本不可分割的,但在历史上的黄克功事件和这部《黄克功案件》里,理想主义与现实功利仍然发生着截然相左的对立,并以黄克功的性命作为代价。
与毛泽东、雷经天的革命理想主义本色相比,无论是黄克功的战友们、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还是力主判黄克功死罪的公诉人胡耀邦,或是“依法”为黄克功辨护的李兴国,以及那么多参加了这场特殊庭审的其他人,他们的判断都带着强烈的现实功利色彩,本片正是抓住了理想主义与现实功利在这一特殊事件、特殊情境下的强烈矛盾,才被表演、描述得如此引人入胜、激动人心。
共产党革命的理想,到底是只要一个打败国民党这样一个胜利的结果?还是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理想的人人公平的社会?这部电影用极其有力的方式给出了答案,而且,这个答案放在77年后的今天仍然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