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部长刘西尧 时任教育部部长如坐火山口

对于查全性来说,科教会后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他拿着大家和邓小平的合影回到了武大,之后在学校的大礼堂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然而,对于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来说,麻烦才刚刚开始。

九十二岁的刘西尧没有给记者细述他当时面临的状况。不过,在他给记者的书——《攀峰与穿雾:刘西尧回忆录》——中还是透露出不少的信息。根据这份回忆录,当华国锋等任命刘西尧做教育部长时,刘内心里其实并不十分情愿。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水太深、太浑。况且,他感到自己敢闯的劲头已经在“文革”中消磨得差不多了,抓全国教育这种大局面有点力不从心。不过,中央的主意已定,刘西尧只好说了声“服从组织”。

刘西尧告诉记者,上任之初他曾经问过华国锋教育战线怎么搞,华国锋的回答就一句话:毛主席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事实上,在他去《光明日报》处理“梁效事件”时,华就叮嘱说:“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凡是毛主席定过的事,都不能动。”在这种指示下,刘西尧就开始了他作为教育部长的“两步错棋”。

在回忆录中,刘西尧写道:那时闷在教育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心里的有两件大事,一是要否定关于教育战线的两个错误估计;二是恢复高考成了当务之急。

对于“两个估计”,没有人比刘西尧更清楚的了。“两个估计”的内容是:原有教师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它最早出现在1971年制定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并从此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头上最厉害的“紧箍咒”。

据刘西尧回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是李四光、徐景贤、刘西尧、严峻、迟群。由于开幕不久李四光病逝,徐景贤回上海抓批陈整风,全教会的实际牵头人就变成了刘西尧。

不过,刘西尧并不熟悉教育战线,具体工作主要还是由迟群负责,而背后真正做主的是张春桥、姚文元。当时许多同志思想不通,刘西尧本人也曾对“两个估计”提出过异议,但是姚文元搬出了一条没有公开的毛主席语录就把他顶了回来。

于是,刘西尧采用了他的独特办法,常常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屋子里打乒乓球。会议就这样耗着,整整开了100天。刘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大会上,我一言不发,后来有人引为笑谈,并说:“你真沉得住气!”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又能说什么呢?

1971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8月16日,印有“毛主席批示:同意”七个红色大字的中共中央文件发给了全国。刘西尧既然身在其中,自深知其中利害。北大前副校长沈克琦说,“四人帮”垮台后,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召开座谈会,第一件事情就是传达刘西尧“两个估计”原封不动的指示。

三十年后,刘西尧告诉记者:“后来我也逐渐觉悟,几次向中央领导反映大家要求否定‘两个估计’,请示回来总是问:‘肯定两个估计的全教会,经过毛主席没有?’有这话,那还怎么办呢?”

在刘西尧到教育部的第一次座谈会上,有的人提出要否定“两个估计”,他以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就避开了。新闻界约请教育部的同志去谈这个问题,普教司司长又一次请示,他仍然说:还是按毛主席批示的口径吧。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北京高招会。会上,人民日报记者穆杨要求写内参澄清“两个估计”,刘西尧还是来了个不置可否。

暮冬里的一声春雷

由于当时教育部的迟疑,科教座谈会后,教育系统仍然不能够形成共识。当时有个说法是,别人都在甩开膀子干,教育界在抱着膀子看,教育部还在左顾右盼。

这反映在北京高招会上,就是不同意见的两方吵得天翻地覆。与会代表们至少在四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一、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二、“文革”中考试被说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现在是否可以恢复考试?三、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四、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争论的双方使用的武器是共同的,那就是毛泽东的指示,这是一场“语录战”。“比如说,一派认为,招应届毕业生是周总理提出来的,也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另一派就质问,既然符合毛主席的指示,那么为什么没有下发文件?直到后来从迟群笔记本里发现了相关记录,毛主席确实说过,这个事情才了。”作为文件组成员,杨学为每天都要目睹大量这样的争议。

不过,杨学为说,当时文件组写简报并不是平均选择笔墨的。“我们集中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上报。像大多数赞成考试,少数人担心。”他承认,这虽然有点个人色彩,但实际上这反映了民心。“经过十年‘文革’,民心思定,民心思建设,不要再乱下去了。在这些细微之处,民心起了作用。”

北京高招会从8月13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初还没有一个结果。会址从北京饭店移至前门饭店,又从前门饭店移至友谊宾馆。友谊宾馆的主楼不行,又搬到了配楼,配楼不行,最后搬到了专家套房。盛夏已过,秋凉袭来,一些人不得不让家人寄来秋衣。当时流传着一首打油诗颇能反映大家的心情:“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一些与会者事后分析,那时候刘西尧的迟疑不完全是个人的问题。1977年,整个国家都还处在向何处去的迷惘之中,众多的大是大非还没有弄清楚。

就在北京高招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十一大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高级别的会议,它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依旧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

这种混沌给刘西尧出了一道难题。尽管此时教育部反他的大字报贴满了五层办公楼,但是在这个难题面前他还是采取了1971年全教会时的办法:拖!正是如此,北京高招会迟迟没有结果。这终于惹恼了邓小平。

会议开到第36天,邓小平和方毅把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李琦等找来谈话。此次谈话是由人民日报记者穆杨的内参《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引起的,他开始就说:“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头的。”

在“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过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对教育部仍然束缚于“两个估计”,他非常不满。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他再次重申,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他指着教育部的头头们,“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最后,他严厉地说,“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9月21日,刘西尧向招生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会场反应强烈,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当期简报用“响彻教育战线的一声春雷”为题报道与会代表的感受:有了这个指示,许多有争议问题豁然开朗,整个教育战线广大师生和干部就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

《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政审、报考标准和培养目标等重要问题上实现了突破,并制定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的新的高招方针。

1977年9月30日,教育部呈送《请示报告》。邓小平批示:“我看可以。”

尾声,小字报风波

一年以后,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照例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出乎意料地形成了一场关于是否继续高考的“小字报风波”。

对1977年的高考,先是在华东组小组会上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人说,择优不光是分数择优,政治上也要择优,恢复过去的做法也不对。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子女多一点可以,但贫下中农子女要不要照顾?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有人说,现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倒成了优越条件。还有人说,不能因为分数高,我们就糊里八涂地录取。有的同志态度激动:去年这样还可以,两年这样还可以,两年、三年以后还这样,看贫下中农反你不?

会议第6期简报集纳了这些意见,引起会议震动。吉林的代表针锋相对地发出了小字报,称对此坚决不同意,并认为这种意见很危险,希望与华东组的那些同志公开讨论。震动扩大到整个会议,并辐射到同期召开的全教会。

对此风波,教育部这次态度鲜明。在1978年高招工作意见中,明确表示,继续实行高考,并恢复全国统一命题。5月8日,教育部副部长高沂代表教育部党组发言,认为回潮风是“左”倾思想余威尚在,他说,“通过讨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四人帮’对教育战线造成的思想混乱以及流毒和影响是严重的,即使有些好同志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毒害。”

会议结束两天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7个月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年年底,刘西尧自动提出辞去教育部部长职务。事后他说,这样有利于全国的教育事业,也解放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