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当众顶撞毛泽东 梁漱溟1953年当众顶撞毛泽东后是如何自省的

1986年深秋,当笔者同梁漱溟先生长谈,刚开始提到1953年这桩公案时,这位时年93岁高龄的长者,首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开场白。他说:

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桩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所顾虑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而毛主席又是一位对国家民族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用说他在世时不宜多讲,即使在他去世后相当一个时期,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粗略说几句,而绝不细谈。这倒并不是怕自己再犯什么错误,主要还是顾虑将这些细末都公之于众,对国家民族之大局会不会有不妥之处,尽管这桩事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动地之举。

但现在具有回顾这桩公案的条件了。因为:第一,毛主席已故去十年,中共中央已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第二,今天的中共中央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且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通观全局,的确是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于若干历史遗留问题,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方针,一个个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两条就为探讨和研究1953年9月发生在我身上的这桩历史公案,搞清它的是非曲直提供了前提。

最后说到我这个主要当事人,如今已行将就木,来日屈指可数,我有责任本着对历史、对后人严肃负责的精神,从我这方面回顾一下当时的事实经过。至于如何分析评论,那应当是旁人的事。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一共10天。开始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数都比较少,总共不过数十人,有时因会议内容比较重要,常常扩大到一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负责人列席,梁漱溟先生便是列席者之一。

9月8日,周恩来总理(他同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为毛泽东同志)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月9日上午分小组讨论,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梁漱溟即在会上发言说:

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伯钧先生所讲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于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路线既无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写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该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果就能倍增。

9日下午,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大会,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他征求大家作大会发言,交流委员们在各小组发表的意见。梁漱溟提议,请各小组召集人把各组内讨论的情形在大会上统一汇报,以代替每个人再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于是章伯钧先生就出来把梁漱溟所在的这个小组所发表的意见,讲了个大概,其中包括本人的发言。其他小组也采用了这一办法。到会议结束时,大致各小组都汇报完毕。临散会时,周副主席宣布,第二天继续由个人作大会发言。周恩来在离开会场时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回答说:“好。”

梁漱溟做事认真,既已应承了第二天要说话,回家后便思索准备一番。他想,如果把小组会上的发言内容重复一遍,就没有意思了。而且那天小组会上几乎全是中共之外的非党人士,他所说的话是在党外广大群众中间说的,而现在是领导党的负责人要他在大会上说话,他就应该说一些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梁漱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连夜作了发言准备。但到第二天即10日下午,大会发言甚踊跃,而且许多是外地来的,如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讲得很好。因此会议中间休息时,梁漱溟便写了一个条子给周副主席,说会议应该尽先让外地来的人发言,在北京的人说话机会多,况且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他准备的发言可改为书面提出。周恩来答复说,让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你明天可以在大会上发言。

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根据自己准备的,作即席发言。他说:

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前后已有多位发言,一致拥护,不过各人或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或由于历史背景不同而说话各有侧重罢了。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

我曾经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的。然而我放弃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有三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

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

此其一。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

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上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工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还有其三,是我想着重点说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的这篇发言,是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