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武手术红包 舅舅做手术 讲述我给医生红包的亲身经历!

再有本事的人也免不了求人办事。求人家帮忙,人家搭上了时间精力人情,送点礼表示一番感谢是很应该的。

可是,当你办的事,本身就在他的服务范围之内,有职业道德约束着,也许就不必给他送什么礼了,至少是事后可以送点礼表示感谢,而事前,不必见礼才办事。

然而,这简单的道理真的遇上了“实践”,便显得很苍白,很无力。不置身于其中,又怎能体会到这“红包”之中包裹着的苦辣酸咸?

最近的一次送礼,很让我感到沧桑无比。

舅舅住在农村,得了大病,不得不到广州来看。咨询了同学该挂那个专家的号后,为了少给同学增加麻烦,决定自己早起排队挂号,待挂不到号时再找同学加号。

好在,我挂到了号,也确诊是那种病,必须尽快做手术。要做手术就得住院,住院就得等床位。如果不找熟人,床位就得等很久。

舅舅终于住进了医院。这家全市、全国乃至在国际上都很有名望的大医院,在大门口挂着巨幅红底白字横幅:“请您爱护我们的医护人员,不要递送红包”。表妹疲惫的面容上露出了兴奋,我们的确很高兴,因为我们一直在考虑做手术要不要送红包。舅舅是没什么钱的,如果要送红包,必须靠我父母及我的姨妈们凑钱。

真的不用送红包?我不信。病房里的病人及家属们好心好意地告诉我们实情,除了明里该交的手术费外,暗地里没有不给医生送红包的,1万元不多,3000元最常见。

送红包很费脑筋,表弟表妹们是不懂的,不管你怎样提示,他们都装作不懂,因为他们手头没钱!伤脑筋的还是我。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眼光在抬高,要求也在增高。送红包中的钱币到底多少合适?递送出去的时间、地点又怎样才有利于对方?我一个人琢磨了半天。

琢磨出的结果是,那位中年主刀副主任医师和那位年轻的手术助手肯定不缺人民币,他们红包里的人民币多着呢。当医生的,大概都想出国进修什么的,攒个美元不嫌多。正好有同学从美国回来,跟她换了点美元,于是决定,主刀医生的红包全是美元,助手的红包中一半美元一半人民币(当时我又想到了一本小说名《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等着手术的舅舅已经很难受,有天他盯着我含混不清地说:“给美元……”,他的眼中,是对生的渴望。至今我还常常觉得这双眼睛在盯着我。

红包凑齐了,该怎样送出去?

我先去主刀医生的办公室坐了一两次,聊天,说我是哪个病人的家属,让他先对我有印象,然后我在下午下班时分,到了他放车的地下车库的电梯旁等着,只要主刀医生一露面,而且前后左右没别人注意,就迅速把装着一沓美元的红包塞给他,同时迅速强调一下病床号,免得贵人忘事,到时不知是谁进的贡。

这个红包我送的比较顺利。第二天查房时,发现主刀医生显示出对我们很熟悉的神情,过问舅舅的病情时似乎也细致了些。

主刀医生的助手就有点难办了,很难找到这位医生一个人在场的机会,他的周围总是包围着一群病人家属。我一边守着舅舅,一边惦记着红包如何出手,贼溜溜地窥视着助手的动向。终于捕捉到一个前后左右没人的机会,顾不得许多,撩起他的白大褂,把攥在我手里的红包迅速换到他的白大褂兜里,匆匆低语了几句,他挺无力地推脱了几下,收下了。

以为大功告成,就等着做手术了。没想到送出红包的第二天,助手在楼梯口对我说:“你舅舅的某某项化验不合格,不能做手术。”

我哀求他:“您再想想办法吧。”

他却说:“没办法呀。”

在他转身要走的功夫,我灵机一动,立刻从包里拿出剩下的几百美元,追上去:“你再想想办法……”

“再做一次化验吧。”

不一会,他来了,对我说:“化验结果正常,准备手术。”

手术做得很成功。舅舅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

向护士特别是护士长送红包的机会到了,不能一次性送,要隔几天就一送,否则,护士们的态度就会降温。

每天往返医院,在医院待的时间长了,我发现送红包的时候根本没有必要寻找机遇甚至鬼鬼祟祟。一天我去医生办公室,刚好遇见一位病人给医生递红包,而医生并不回避我,很坦然地数着票子!另一次我还发现一个貌似医药代表的靓女来找主刀医生,医生顺手从牛奶箱里(显然也是别人送的)拿出一盒牛奶给她喝,医生和医药代表都很坦然。

喜剧性的场面是,在病房里,我填了一张护士长送来的调查表,这是一张上面统一印制的调查表,其中的一些栏目是:你有没有给医生送红包?医生有没有收红包?你有没有给护士长送红包?护士长有没有收红包?”等等,我一律填写没有。我相信其他病人家属也一定像我这样填写。

如此调查结果,医院、上级主管以及各有关方面,定是十分满意。

惟一一次给医生送红包,希望不会再有第二次。也许,我的这段经历并不属于个别,但我希望千万别有人去对号入座,更希望在金钱面前,职业道德的份量要重一些,天职的意识要多一些,真的到了那时,不送礼也可以办成事,那百姓们就可以阿弥陀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