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因为自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已经相隔四年多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解决,尤其是王稼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毕竟王明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从其他途径获悉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拒绝前来延安。他复电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汉向他个别传达,甚至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迁到武汉召开!
王稼祥把王明复电交给毛泽东看,经毛泽东同意,又以王稼祥名义,给王明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报:“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到了这等地步,王明看了电报,不得不于9月15日前来延安。
这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9月29日起在延安召开。会议开了四十天,到11月6日才结束。王稼祥担任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会上,由王稼祥详细传达共产国际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颓然失色,从此失去他的“王牌”——来自莫斯科的“尚方宝剑”!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实际是毛泽东战胜王明的会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而中共的这一领袖的更换,在当时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又称“世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布自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领袖的更换,照理是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共和红军处于危急之中,而当时又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经共产国际批准而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领袖。也正是由于缺乏共产国际批准这一组织手续,毛泽东一直让张闻天担任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因为张闻天毕竟是在苏联学习过,受到共产国际直接培养。
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就大不一样: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了最困难的境地,赢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一致公认,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面临王明的严重挑战时,共产国际明确支持了毛泽东。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尽管这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名义上还是张闻天。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高度评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起的作用: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
朱仲丽向我讲述的第二件事,是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
以前我一直以为,“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同志最早提出。朱仲丽给我看了新出的《王稼祥文集》,内中收入王稼祥1943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正因为这样,建党七十周年时关于党的知识测验题中,大都有一道“谁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题目,答案是“王稼祥”。
朱仲丽向我详细谈及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过程……
最早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的是中共的一位理论工作者,名叫张如心。他在1941年3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社论是由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撰写的,他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但是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一年之后,在中共二十二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1943年6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刚吃过晚饭,听见警卫员前来报告“毛主席来了!”
毛泽东住的窑洞和他们的住处离得很近,他和江青朝这边走过来。王稼祥和朱仲丽赶紧迎上去。王稼祥的窑洞门口,有一张石桌四个石凳,四个人就在那里坐了下来。
据朱仲丽回忆,那天四个人聊了几句之后,毛泽东便说明来意:“建党的二十二周年快要到了,抗战六周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写一篇纪念文章?”王稼祥当即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毛泽东跟王稼祥谈了起来,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谈抗日战争,谈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