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家人 余英时:国家不幸诗家幸──巫宁坤《一滴泪》序
这是我在未识作者之前对於《一滴泪》的认识,应该说是相当客观的。我当时对作者Wu Ningkun的中文姓名也茫无所知,更不必说他的身世背景等等了。但在读《一滴泪》原本时,我发生了一点悬念,使我渴想一见作者其人。
什麽悬念呢?作者是应燕京大学的西语系教授赵萝蕤电召,回到燕大任教的,而我则恰好於一九四九年秋季考入燕大历史系二年级,读过一学期的书,当时教我英文的便是赵教授。一学期下来,我感到她是一位既热心又亲切的老师。
我记得她曾请全班同学去她家中吃过一次饺子,也见到了她的先生陈梦家。後来我的专业使我时时有机会阅读陈梦家有关甲骨、金文、汉简的着作。阅览之际,我总不免怀念在她班上受教的情景。陈梦家不甘受辱而自杀後,我更想知道赵教授的处境。
我曾听说她一度陷於精神崩溃的状态,但传闻不详,终成为我的一个悬念。我想《一滴泪》的作者一定会告诉我不少关於她的事情。
几年之後,我偶然在《吴宓日记》(第九册,页八六、一○八)中发现了“巫宁坤”三个字,下面注语说:“成都空军第三路司令部翻译”,我才确定了作者的中文姓名。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大陆或海外。二○○五年十月我在华府国会图书馆读书期间,由於高克毅先生的介绍,我才有幸与巫先生同席,这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接谈之下,我不但知道了关於赵萝蕤老师後半生的遭遇,而且更欣幸结识了这样一位才华洋溢而宅心仁厚的前辈作家。当天听巫先生谈论,真有“咳唾成珠玉”之感。他心直口快,表里如一;一席话之後,我便完全懂得:他为什麽绝对逃不过毛泽东的“阳谋”了。
回到普林斯顿之後,承巫先生寄赠《一滴泪》的中文本,我才知道他在二○○二年曾用中文将此书重写了一次。中文本的大纲领虽与英文本不殊,但在叙事方面则详细多了,使中国读者能由语境而深入情境,尽其曲折。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
我断定中文本比英文原本具有更高的原料的价值。本书有五章是根据夫人李怡楷的口述而写成,其中事实都在作者的闻见之外。作者运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式,把他全家苦难的经历完整地呈现了出来,好像是佛经上说的“两束芦苇,互倚不倒”。
这不但是文学的技巧,而且有象徵意义。巫先生之所以终能“幸存”下来,如果没有夫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援,是不可想像的。如果不是夫人给他寄寒衣,恐怕他在北大荒非冻死不可;如果不是夫人千里迢迢的“探监”,送食品之外更为他的病情而向原单位要求早日释放,他也可能饿死在清河农场。
(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中所写清河农场的情况恰可印证。)作者和夫人在二十多年受难时期,也一直是“两束芦苇,互倚不倒”。
但是本书的最高价值并不止於保存了一人一家“受难”的真相。更重要的,它写出了中国知识人在历史上最黑暗期间的“心史”。在毛泽东“乾坤独御”的二十八年中(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老、中、青三代知识人都在炼狱中受煎熬。
大致说来,中共政权成立之初,五、六十岁的属於老一代,三四十岁的属於中年一代,二十岁前後的则是青年一代。但在一九八○年代左右,大陆思想气氛开始松动的时候,老一代知识人或死或衰,已发不出什麽声音;中年一代则已进入晚景,惊魂甫定,战战兢兢地保持着刚刚得到的“皇恩浩荡”,不敢越雷池半步;青年一代此时正进入中年,精力虽然旺盛,但成长在一个绝对封闭的社会中,一时还没有足够的精神与思想的资源,作为反思三十年劫难的凭藉。
巫先生独能在一九八六年写成〈从半步桥到康桥〉自传初稿,五年以後又扩大成《一滴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从客观条件说,作者的“劫後余生录”不但是在英国和美国撰写的,而且用的也是英文。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由於具有这一客观的优势,作者才能捷足先登,写出这部深刻反思的名着来。这里必须重视的是作者的主观条件。
巫先生的《一滴泪》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人“泪海”中之“一滴”。然而这《一滴泪》也如实地折射出整个“泪海”的形势,也可以说是“泪海”的具体而微。这是我断定《一滴泪》是知识人“心史”的主要根据。能写出这样“心史”的作者,必须具备一项最重要的主观条件:即在精神和肉体都被践踏了三十年之後,还能很快地重整旗鼓,恢复了精神上的自我。
一九七八年以来,我曾会见过不少老一代的知识人,而且还包括过去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卓然成家者。
稍一接谈,我便发现他们在精神世界中已到了方向莫辨的状态(disoriented)。在几十年以暴力为後盾的不断“思想改造”下,他们原有的精神自我竟彻底散灭了。就我所见到的文字记录而言,似乎也只有陈寅格、吴宓等极少数的人还能至死不失其故我。
这使我不能不五体投地佩服巫先生的巨大而坚韧的精神抗力,能够数十年如一日,顶得住铺天盖地而来的胡言乱语。他并不是在一九八六年开始写自传时才神定气足:早在“右派”尚未彻底改正之前,他便已“故态复萌”了。
一九八○年十二月在成都“全国外国文学会议”上,他语惊四座,发出了狮子吼——“选取自由的文学,谢绝奴役人的革命!”事实证明,他说出了人人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所以会後许多同行纷纷向他致敬,有的还含着眼泪。正因如此,我才毫不迟疑地认定他的《一滴泪》写出了整整一代知识人的“心史”。
巫先生在一九五一年回国之前,已具备了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他的价值意识及由此而衍生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也已大致定型。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经过无数劫难而始终保持住原有的价值系统。他好像庖丁解牛所用的那把刀一样,“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於硎。
”他也像庄子所描绘的“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他和大多数同难知识人的分别便在於此。我当然不是说,巫先生是唯一经得起“党天下”炼狱考验的知识人。
仅仅就五十五万“右派”而言(事实上远不止此数),其中不肯向“党天下”屈服的人必然占有一个很高的比例,但他们却不像巫先生那样,能够“幸存”下来或留下文字的记录。最近受到大家高度注视的北大“右派”学生林昭,她为民主、自由而殉道的精神便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青年一代“右派”写回忆录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
但是我写这篇序文,却时时联想到今年出版的《吴宓日记续篇》(共十册,北京,三联,二○○六年)。这部晚年日记始於一九四九,终於一九七四,中间虽有残缺,但大体上延续了二十六年,恰好涵盖了毛泽东的当权时期。吴先生记述了每一次所谓“运动”的实况,包括“思想改造”和“检讨”中的种种胡言乱语;他也巨细不遗地写下了他自己和其他同事备受凌辱的经过。
以个案而言,这是我见到的内容最丰富的一部记录,把中国知识人在这一时期的苦难镜头一一摄取了下来,使读者如身临其境。
但更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终都抱着“殉道”的精神与征服了中国的史达林体制——“党天下”——相抗争。他所谓“道”即建立在对中西古典文化的体认之上的价值信仰。在《吴宓日记》前十册(一九一○—一九四八)中,他曾屡屡自誓“殉道”的决心,而《续编》则充满了实践的事迹,两相对照,他的“知行合一”是无可怀疑的。
在暴力威胁之下,表面上他自然不能不向“党天下”低头。但是在日记中他则一再为此自责,而且自比於“身降心不降”的吴梅村。限於篇幅,让我举两三个实例来说明他的殉道精神。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写道:
宓4-6至柑园赴三组学习会,续研《实践论》。念古今东西哲学之伟大而奉此一册为不易之真理、无上之精思,竞事赞颂发挥,可笑尤可耻也。(《续编》第 一册,页200)
能在日记中对毛的〈实践论〉作此大不敬之语,他非具有强大的自信力不可,而当时哲学名家如金岳霖、冯友兰则无不奉此文为“不易之真理、无上之精思”。相形之下,真信仰与观念游戏之辨已无所遁形。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记》中说:
2:30-5:00大礼堂聆(1)郭豫才北碚市人民代表会议传达报告;(2)周西卜宣布“中苏友好月”庆祝办法;(3)张伯华“中苏友好”之意义,解释(i)花布倾销(ii)旅大占领(iii)长春铁路经营皆为助中国而非利苏俄之举动。末言庆祝及欢迎苏联文艺团办法,极详尽。呜呼,古今亡国之速且易,又其国人之甘心亡国,惟恐人之不我取,未有如今中国之亡於苏俄者也!(同上,页462-463)
当时毛泽东正在全力推行“一边倒”政策,从体制到作风,没有一处不是奉史达林治下的苏联为楷模;至於苏联侵夺中国权益的种种举动,如日记所列的事实,中共则一概为之文过饰非。吴先生对此表现了最大的愤怒;他认定中共是心甘情愿地使“中国亡於苏俄”。
以後几年他在日记中反覆论述这一观点。一言以蔽之,他痛惜中国古典文化已彻底毁灭,而西方古典文化也不复有存身之地,他“心目中的中国”正在迅速地消失中,而“今日或未来的中国”或将成为“苏维埃联邦之一部分”,或“苏联之羽翼”。(见同书,第二册,页148-149;第三册,页138-139)“反右”运动展开之後,他写了一首〈记学习所得〉诗:
阶级为邦赖斗争,是非从此记分明。
层层制度休言改,处处服从莫妄评。
政治课先新理足,工农身贵老师轻。
中华文史原当废,仰首苏联百事精。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将晓作(同上第三册,页131)
中国的现况和知识人的处境都浓缩在这一首诗中。吴先生与“党天下”抗争从未停止过。文革时期,他屡遭毒打,右腿一度折成三截,日记中自不敢畅所欲言。但即使在这种极端恐怖气氛之下,他仍然坚持以曲折方式传达他的反抗。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宓读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参考消息》。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在Detroit宣言:闻知国内“批孔”,使我心中悲痛云云。(第十册,页511)
这显然是借《参考消息》的报导来表示他反对当时的“批孔”运动;他自己未着一字,但满腔孤愤已藉此宣泄出来了。我为什麽要在这里郑重介绍《吴宓日记续编》呢?这有三重理由:第一、吴先生是巫先生的老师。我曾向巫先生求证过,他说他在西南联大时选过吴先生“欧洲文学史”的课程。
第二、前面已指出,毛泽东虽能恃其“党天下”的暴力逼使大多数中国知识人“降志辱身”,但老、中、青三代中都有特立独行的豪杰之士,自始至终不为威势所屈。
巫先生属於中年一代而吴先生则代表老年的一代。所以这部新出的《吴宓日记续编》正好与《一滴泪》互相印证。第三、巫先生之所以能写出一部知识人的“心史”,我深信是由於他原有的精神价值从未为政治上的狂风暴雨所撼动。这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吴先生晚年只要有机会便闭户读中西古典文学或重读早年师友以至自己的诗文集。这正说明,他必须不断地回到他的精神世界的源头,去汲取和增强与暴力抗争的动力。
巫先生在《一滴泪》中没有明确点出他的精神抗力从何而来。我最近曾向他提出一个很严肃的请求,希望他能再写一本劫难中的心路历程,与《一滴泪》互为表里。我盼望他不会让我失望。但是细心的读者并不难在《一滴泪》中找到线索。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他向半步桥劳教所报到的时候,行囊中便带了英文本《哈姆雷特》和《杜甫诗选》。这两本书便是支持他渡过半步桥、北大荒、清河农场三处艰苦岁月的精神伴侣。他把女儿取名为“一毛”,即出於杜诗“万古云霄一羽毛”之句。
在北大荒,他又从难友那里借到一些沈从文的小说,他的精神世界也更丰富了。从他在一九六二年的回忆,他在劳改营里,一直是“与《哈姆雷特》、杜甫的诗篇、和沈从文小说相依为命”的。(第十章〈暂回人间〉)这和吴宓先生的精神奋斗岂不如出一辙?
最後,我要借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二○○二年六月对巫先生的访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