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勇作品 刘树勇:应把更多年轻人的作品纳入到书丛中
主办方给了两个题目,一个是中国当代影像文化的建构与发展。第二个题目是影像艺术品的收藏与产业运营,我想第二个题目和第一个题目两个可以融在一块儿,我们就一个题目来谈,但这个题目太大了,我想了想,从小处入手,从细微的地方入手。
我们今天上午首发了那一套“竞园视觉批评文丛”,这个我看过,也学习过,因为我在影像行业做了17年,依我的经验来看,我个人觉得那是一套很不错的书,就像我的老师宋建民社长上午他的评价一样,所以我想就着这套书来探讨我们的话题,我想会对于当代影像文化的建构与发展,起到小处展示宏大主题的作用。请刘教授先讲讲书。
刘树勇:我先介绍一下这本书,这是上一届的咱们图片产业论坛的时候跟竞园的老板一块儿协商的,当时她想做一些对中国的影像产业有一些建设性的或者促进性的工作,我说这样吧,国内来讲这么多年尤其近10几年来,中国的影像批评已经是跟过去完全不同了,早期有很多老先生一直在做类似的工作也做得不错,但是那个,我觉得一个是介绍性的层面,更多的停留在技术介绍的层面,但是现在近10年来,因为整个国内的文化界或者艺术界,整个的批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把很多文化批评的资源介入到影像的关照,所以现在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摄影已经不是完全把作为摄影来看待,放在整个人类文化的大盘子里面来看,本身已经存在形态以及对社会人们的生活建构所产生的作用。
在我的视野,我当时就是想设定一个界限,我想尽可能,当时想尽可能地推出一些人,本来想做10本,但是看了一圈,评估了很长时间,约了5个人,放到这个里面来,很惭愧地是,本人也在里面,确实人比较少也不够规模,就把它做了,做的过程当中,每本书我基本上都看了,我个人感觉,当然有很多问题,包括我自身也有很多问题,但是我感觉到这5本书目前推出的状况,基本上能代表近10年中国当代影像基本的业绩和状态,也有很多人做的一些东西很不错,比如像上海的姜伟,但是因为做得比较晚期,跟进的东西还是比较少,稍微靠前一点儿观众不是很多,如果有机会,咱们可以把更多年轻人,或者这几年做得比较好的也可以纳入进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非常重要。
因为到现在为止,建国明年60年,国内还没有出过批评性的文丛,这是非常重要的,理论的研究在中国来说是比较缺乏的,目前关于摄影的探讨比较多的是关于史的方面,而且是处在文献的史料的文献的收集发现的阶段,严格意义上还没有以论写史,但是批评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前沿性的跟进。
批评是在现场的,严格意义上不是谁做了一个东西我说一说,不是的,在座各位上午拿到这个书,下午可能翻了翻。我想理论上的跟进或者更远的史上的研究可能还要靠后一些,还有时间上错位的这么一个姿态。
目前的工作,我个人认为基本上都可以呈现出来,下一步工作,更多的摄影师会拍到更好的照片,有更多的批评者,年龄稍微偏低一点的,他们知识结构、背景非常好,更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加以时日会做得更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一我非常感谢竞园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能把整个的中国当代的现状有一个梳理,通过成本呈现出来,这还是比较有建设性的价值,不管怎么说,这是第一份。
曾星明:很有同感,原来叫四农工商,现在举国都重商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一个标准,在钱和物质作为惟一的标准评判好坏的时候,人类的生存,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精神、理想、梦想,那在物质的标准之下,这三者都在后面了。
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人掏钱去做这么一个纯学术的文集让我都很感动,我说竞园做了一个责备后世的事情,为中国的摄影文化发展和繁荣做了一个建构和努力,尤其是这些大师们,很好的这些批评家们,这些学者们,他们那么多年的研究成果能够聚集起来来出版,对于推动我们的摄影文化的往前发展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刚才刘教授讲到很重要的东西,以我了解的,做摄影史也好,其它史也好,史和史是有区别的,评论和批评也有区别,这个定的是批评文丛,所以请鲍老师,他是前辈,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做史到史论,到评论,到批评,这四个行当他都在进行,而这四个行当我想鲍老师他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包括这么多年从事的,因为我特别喜欢看鲍老师的文章,很带杀气,那种气象万千,现在很多的文章,我理解是被阉割掉了,没有什么气象,写不写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说他的眼光很独到,把很有气象的文章都推出来,确实是一个责备后世的一个事情。
鲍昆:谢谢星明,确实我也觉得应该像树勇一样谢谢竞园的杨青山董事长,谢谢竞园投资了这么一本书,也谢谢树勇在整个这本书的运作过程当中倾注的大量的心血。
按道理来说,我过去一直没有想把自己的书,我是一个特别随意的人,尤其是可能比较早接触网络,我老觉得在网络时代可能书籍这东西,没有像互联网有一个很强烈的互动性,可以快速地对各种事情做出反映。另外还有一个,未来跟早晨我们王邦宪先生一个特别的观点我非常欣赏,他说现在是一个数字的出版时代,实际上彻底的民主化,言论的自由,我一直特别赞成这种观点,我觉得网络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最终书籍可以乱掉,但是人类如果可以继续长久地生存下去的话,可能这个数字信号就可以很久很久远,甚至永恒地保存下去。
很多年我就从来,有人在网上也骂我,你号称是什么家了,实际上也没有见你有什么书,有人这么说,但是我没觉得这有多么重要,但是我仍然谢谢树勇,迄今为止我跟两本书籍有关系,一本是《摄影50年》,还有就是树勇的这一次,我没有希望出书,但是我特别愿意阅读,我特别喜欢在冬天的房间里面,窗户里面照尽量特别温暖的阳光的时候,坐在椅子上看书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书籍很重要,所有网络的语言是破碎的,是非常浮躁的,甚至你阅读的心态也是浮躁的,只有阅读书的时候,那种感觉才让你静静地进入一种思想,所以我呢真的,从现在来说,我真的非常感谢树勇,也感谢杨青山先生,感谢竞园文化产业区。
我觉得树勇刚才讲的很多很重要,咱们大家,我想在座的人,坐在台上的这些人,在座的起码在台上这些人,最短的跟影像接触起码有10年以上,像我来说,我跟影像的接触长达40年,其实它就是一个文化,虽然过去我们中国人对这个东西有大量的误区,很长时间很长时间,我想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前我认为很多人把它理解为就是一个技术,那么90年代以后,随着整个生活的进步,随着一些批评家的介入,大家渐渐地对影像的认识本质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知道影像只是一个灵魂的媒介,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艺术只是其中一种而已,实际它的社会学的作用更强大,尤其在中国特别特殊的转型期,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向一个工业国家,从广大的农村社会转入到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影像的社会学作用可能更为需要。
当然,随着艺术资本化以后,影像所谓的产业化也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摄影这两个字实际上是极其复杂的,承载的东西特别特别多,那么怎么去把他所有的这些功能,他的属性说清楚,实际不光是拍照片,照片是在实践着这些属性和功能,但是更深层的文化意义是需要一些能够写作的人来把它阐释出来,但是阐释又容易出现阐释过度的问题,怎么能够阐释出一条真正对文化的建构起到非常准确的作用,这确实也是一门学问,所以我想这套书的出现为这一门学问,一门独特的影像批评学问的建构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的作用。
我们这些人都是刘树勇串起来的,当铺路的石子,是不是粉身碎骨,最后还是变成化石,还有待时间考验,谢谢大家。
曾星明:很谦虚,鲍老师做影像从60年代开始,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把见和识融合起来有了很多自己的东西。京涛先生是人大新闻系学传播的研究影像的硕士生毕业。刚才也谈到了这个话题,批评和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拍摄等一些的关系,孙京涛先生这么多年他又是一个实践者,也是一个研究者,我想更好地把批评和实践跟拍摄的这种在你身上所出现的互动或者你的直接的切身的体验,你的经验作为你个人的经验给大家做一个表述或者一个传达。
孙京涛:不知道怎么说,三届图片产业论坛,我来参加了两届,每次都有非常大的收获。能够和几位我非常尊敬的摄影批评家坐在一起,我感觉到自己突然就融入进来了(笑)。
跟其他几位作者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大家看我写的东西你们会感觉到特别零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比较关注摄影师个人,这里边有两个依据或者说两个理由,为什么我会去关注个人?关注个人的情感?关注个人的体验?以及这些东西怎样支撑他做一组照片的?如果你认真读摄影史的话,摄影是没有潮流的,总是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跟随当时的市场倾向和意识形态的倾向去发言的,这是摄影很重要的状态。
所以大家可以看,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作为摄影家的个人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的第一个依据。
第二个依据,我特别信奉美国的一个学者说的一句话,“所有的艺术都是个人体验的结果”。而摄影带给我们的体验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关注了摄影的个人体验,摄影的民主化才能够真正体现出来,这一点上特别重要,所以我特别喜欢关注一个摄影家他自己内在的东西怎么样,作为一种驱动力在他这儿发挥作用。
这个东西能不能进入市场?有待于,比如说我们做市场营销的专家来做。那么从今天区进先生做的演讲里面我已经看出了这种苗头,比如说做那几个摄影家,像安哥他们关注当下的视角恰恰是最为生动活泼的,这个东西是否需要我们产业界认真地关注,我觉得还是需要的。
也许在以后的时间里面,这个东西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实际上有很多时候,我从今天这些嘉宾来发言里面就可以看到,大家关注摄影的价值的时候只从一个层面上进行了阐述,那就是摄影的功能化,那么摄影本身在哪里?这一块的价值怎么来判断?大家都没有讲,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这个市场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它的潜力,而这一块我觉得可能是在座的你们这些专家要去做的事情,我做的事情就是呼吁我身边的摄影师用他们自己独到的眼光关注当下,关注社会,去拍出好照片来,谢谢各位。
曾星明:刚才孙京涛先生谈到了,关注他去看摄影师个人内心的一个体验,那当然是王铮了,这个人拍的西海部,拍的宁夏,他是宁夏人,他拍的影像,我最早看他的影像的时候我流过眼泪,非常感动。
王铮:谢谢。我接孙京涛的话来讲,竞园出这套书,首先是我们肯定的作为摄影评论家或者摄影评论者的一个个人视角,这个特别重要,实际我们再往前追溯的话,看到的一些图书或者说某某类型的图书,比如风光摄影一般意义的读本但是还没有进入摄影评论这个层面,竞园出这套书的时候,实际上就把这几个评论家,他一个个人化的视角展示出来了,我们中午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也说到了什么呢?英雄创造历史这个角度,实际上某一个时候,某一个特定的时期,某一个特定的区域,也许有了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某种主张,就使得这个区域形成了某个东西,恰恰我们说在摄影批评当中有了这么一套书,确实让人很欣慰。
回应曾总的话,实际上很多程度上完全是靠个人的兴趣或者是个人的某种判断就产生了某种结果。
当年我去宁夏拍照片的时候,也像曾星明说的,也是读了很多东西我才进去,但进去了以后,我当时也没有想要拍很多年,6、7年,我就想拍1年,拍了拍以后,你的个人兴趣,就觉得这一块的东西特别丰富,使得你越来越喜欢这一块的东西,你想拍下去,最后产生一种人文样式,一种结果。
摄影文化怎么样在更大的宏观背景去看待社会现象,某种批评,以及传播以及包括我们的市场行为的时候,可能该有几个东西都来综合考虑。
第一个,我们应该鼓励那些更多的年轻人或者后来者,让后来者更多的用他们的个人观点,用他们的个人判断产生对一个问题或者对一个东西的整体判断,产生一些丰富的结果,这个就是影像。从摄影采集或者从摄影创作的角度的概念来说的话就是产生大量的影像。
刚才我们在中间茶歇当中也去看了后面的展览,吴恒,他是 70年代生人,比我们小10来岁,比50年代的摄影家小20岁左右,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纪实摄影在这个门类的纪实摄影师可能更多的是50、60年代的摄影师,但是70年代的摄影师刚刚我跟刘教授讨论的时候,就说明显不同,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可能在拍摄的时候,还愿意作为拍摄对象或者融入那块文化的一个代言人或者体现者,我们尽可能地要融进去,这可能和我们过去体验派有相关的关系,与整个表演的体验体系有关系,但是实际上他们70年代就这几个摄影师他们可能更多的时候生活只是作为一面镜子,或者生活本身他们只是作为体现他们某种对生命价值判断的载体,这种感觉特别强硬。
刚才我跟刘教授也说得特别,我们两个都有同感。
我就说,可能从各方面来讲,作为大的文化建设方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课题需要去做,比如说批评的、评论的,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发端,真有这么一套书以后接着做下去,我在这儿可能想呼吁一下,恰恰是刚才我和小陆在聊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一个,实际上我们如果就每一个机构都能够做一些对曾经在摄影史上很重要或者曾经在某个机构积累了大量图片和有丰富经验的人,为这些老同志做一次整理,哪怕一年做两个,三个,口述史的东西,比如新华社就有很多老同志,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人生经历,以及他们和当时社会背景产生的某种联系,还有他们与摄影之间甚至他们私人之间的恋爱故事等等,如果我们能够系统的做这些事情,哪怕一年做一个,也是对摄影史和对摄影整个文化建设就做一些基础工作。
实际上我们现在说,有什么摄影史,我们现在对史实都不清楚,更不要说史评和史论了,往往我们在整理史实的时候往往犯下一些错误,没有看到那些错误,如果没有对沙飞研究深入,包括等等等等的老一代摄影师,现在还活着的一些摄影师,我倒觉得特别是像老人家70 多岁,80多岁,希望竞园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年做一两个,我们愿意确定这个题目,把他们整个的东西整理出来…
王铮:做一些简单的整理,先把史实留下来,如果他们去了,我们考证一张照片在哪里拍的,那个考证量就很大了。这也是我和鲍昆老师曾经这么多年前,我们大概3、4年前就一直想倡导的立即去记录中国当代摄影口述史的操作层面上去,不一定哪个机构来做,你哪怕做上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也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谢谢您。
曾星明:我想问一下那先生,你怎么来看待批评和摄影师之间相关的关系?
那日松:刚才谈到那个书,我看到几位都在谈那几本书,我看了以后也觉得非常棒,确实第一次出摄影批评的丛书,有一点点遗憾,那个书都是大家原来文章的合集,不是新写的东西。另外我看到以后,我觉得有一点点意见给几位批评家,我发现大家原来的批判性现在在逐年地往下减弱(笑)。我在刘树勇老师的文章当中看不到原来那种犀利,让人震惊的文章越来越少了,现在开始特别像一个大学问家开始梳理
鲍老师也是这样的,刚才说文章很有杀气,我觉得杀气现在还是不够,应该杀得再厉害一些。
刘树勇:我打断一下,我那本书里面写的前沿,我专门写到这一点,就是谈到你这个话题,过去有一种感觉,我刘树勇就是杀人放火的,过去确实有些问题比较尖锐,实际上是很浅的,根本不值得一谈,我还觉得不是,锐气,就是跟岁数有关,我觉得摄影批评都是那么做,我觉得就完了。你打破一个东西很简单,建立一个东西很难,现在真是扎扎实实地做,这个事情不对,不对在哪儿?
鲍昆:这个杀气呀是这样,这两年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挺尴尬的阶段,大家都认为我的杀气把沙龙摄影给杀了,但是我觉得对我有一些误会,其实我杀的是,因为中国摄影家协会金像奖,一评选就是这个颜色好,这有线条,这我受不了,我当时实际上是杀这件事,但是大家就觉得我把摄影师也给杀了,他们其实误会了,可是确实有时候一写有杀气的文章,矫枉就一定要过正,但是实际上他们都不知道,我当时写那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更想杀的是纪实摄影。
这个其实是我这两年最痛苦的一个事,但是那个时候不能杀纪实摄影,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纪实摄影里面的问题特别多。最早的市场化严格来讲根本不是我们现在的当代艺术的范围,实际上我们的市场化是从90年代初开始,纪实摄影开始,刚刚要起步的纪实摄影,有问题不能说,等可以要谈的时候,纪实摄影过去了,当代摄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盖住了,观念摄影刚刚想说的时候,结果金融海啸来了,西客他们都把东西抛了,用不着我们说了。
确实有这些问题在里面,有时候我们也得要靠运气,没办法,有时候想说的时候这个话题也过去了。
那日松:批评同样还有一个摄影史的问题。对于我们所谓真正在前面一线所谓销售照片,开拓市场来讲,有很大的一个困惑,关于中国的摄影史,中国确实是没有中国摄影史,诸位批评家还认不认可…,革命摄影史,没有一个坐标,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摄影史来给大家做一个指导,所以我觉得作为,刚才谈到下一个,比如下一个论坛或者怎么样,其实我倒觉得给竞园提一个建议,这些专家们,给他们一个选题,重写中国摄影史,这肯定很有意思,而且这肯定是功德无量的。
我不知道鲍老师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