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民族主义 专访马立诚:日中两国应共同抑制民族主义

北京在住的评论家马立诚先生,曾在2002年发表了严厉批评日中两国民族主义的评论,认为这是造成日中关系恶化的推动因素,在两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马立诚先生7月来日,在东京都内接受了《朝日新闻》的采访。

马先生针对两国的持续对立和关系恶化,指出了改善日中关系双方所面临的课题。对于中国方面,马先生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民族主义正在朝着奇怪的方向迈进。首先有必要降低民族主义的温度。”对于日本方面,马先生呼吁“无须害怕中国的崛起,也无须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过度反应”。

2002年马先生担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时,曾经发表了题为《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评论,主张两国应当超越战争带来的负面感情,构筑面向未来的关系。去年1月,马先生在香港出版了论述日中关系的新作《仇恨没有未来》,包括后来围绕新思维产生的论战等,对日中关系进行了重新讨论。该书已在今年1月被译为日文出版。

采访详情如下。

问:现在的日中关系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差的状态。从您2002年发表《新思维》这篇论文到现在,您认为日中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马:中日关系也并不是说一直没有变好,也有好的时候,它是有波动的。比如说,2006到2008年,日本当时的首相是安倍晋三,那是他第一次当选首相,当时他来访中国,是一种“破冰”的举动。后来,温家宝来日本回访。再后来是福田康夫出访中国,随后胡锦涛再回访。这几年里,应该说两国关系是走到了一个高潮。

当时在高潮时期,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两国签署了中日之间的第四个重要文件,也就是关于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这样一个文件。在这件事情中,我觉得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二人所讲的两句话非常好。一个是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的演讲,第一句话便说“日本政府领导人就战争问题多次公开道歉并表示深刻反省,中国人民和政府给予积极的评价”。

而温家宝总理讲的第二句话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通过政府间援助给予了中国巨大的支持,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个话讲得很好,当时温家宝总理讲完话后,日本国会全体起立鼓掌。这是很少见的。

胡锦涛主席在访问日本的时候签署的第四个重要政治文件里也说了两句话,一句话是,二战以后60多年,日本始终坚持和平的道路。第二句话就是,日本为维护国际和平作出贡献。这个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对日本做出的一个评价。当时两国的关系走到了一个高潮阶段。另外2011年日本大地震,中国对日本大地震也有很多支援和帮助,温家宝总理还亲自前往了日本的地震灾区。

那么2012年呢,随着购岛问题,中日两国之间又出现了挫折困难。所以,两国关系是一直起起伏伏的,不是说一直不好。从两国大部分国民或者社会各阶层人士来说,都是希望两国能够搞好关系,实现和解的。

问:2012年尖閣諸島(中国称钓鱼岛)国有化之后,去年中国划定了防空识别圈,然后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样来看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尽力去改善两国关系。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马:在发生了钓鱼岛争执以后,两国关系遇到挫折,开始走下坡路。这时,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抬头,互相施加压力,结果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当然,两国政府在本国民族主义高涨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都不便进行妥协,都有来自两国各自民族主义的压力。

当然,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飙升并不是中日两国仅有的问题,是东亚共通的一个问题。冷战结束之后,美苏两个阵营结束,新的角色抬头,这就是民族主义。另外,东亚国家在现代国家建设方面,国家的理性建设方面进行得比较迟。也就是说,东亚很多国家在上世纪40年代还是殖民地,还没独立,所以其现代国家的建构和国家理性的建构比较迟缓,这是东亚共同的问题。所以,民族主义就出现了。

中日两国拥有东亚所有的复杂因素,有历史问题,有社会制度不同的问题。不过中国和越南社会制度比较相近,有时候可以让一步。但是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属于西方的。另外就是有领土岛屿的争端。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和日本是现在东亚的两强。相比和其他国家的争端,比如越南、菲律宾、印度等等,都是另一方比较弱一些。如果一方强一方弱,事情是比较好办的。

在中日两国两千年的历史上,都一直处于一强一弱的状态。在很长时期是中国强,在元朝的时候还曾经两次侵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就是日本强了,而且强了一百年,这时中国就是弱方。

但是,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今明两年大概会是日本的2倍。日本经济规模大概是5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1万亿元),中国今明两年大概会到10万亿美元。这样两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两强并列的局面。中日两国间矛盾的因素很多。两强就会发生竞争,两个国家都想在东亚做老大,或者说占据主要影响力,拥有话语权等等。(未完接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