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天的前妻 肖天亮:必须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战略领导体制

肖天亮:必须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战略领导体制

战略领导体制

文史

战略领导体制是战略领导的组织形式。任何领导,都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建立科学、完善的战略领导体制,对于发挥战略领导的效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战略领导体制是在社会和战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的,这就要求战略领导体制必须随着社会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演变与时俱进。

从战略领导角度分析,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战略指导屡屡失误,既与战略指导者自身认识、分析和决断能力不足有关,更与缺乏先进的战略领导体制机制有关。

甲午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近代化战争。近代化军队与农业时代的军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陆军除了传统的步兵、骑兵,还产生了新型的步兵、炮兵、工兵、后勤兵、卫生兵等,同时海军舰队逐步成为主要作战力量。作战空间不再局限于陆地和河流,而且延伸到海上。

战争保障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粮草等方面,而且涉及国家的工业、交通、通信、金融体系等。另外,从东北亚战略形势看,这场战争不仅与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历史命运直接相关,而且将英国、俄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大国卷入进来。

各种国际力量及其利益在这里纵横交错,它们的矛盾、冲突与沉浮,都可能引发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地缘战略格局的震荡。在如此复杂的战略环境中进行决策,必须把内政与外交、军事与政治、陆战与海战有机统筹起来。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科学的近代化决策体制机制,不可能做出正确有效的战略决策。

在近代军事转型过程中,先进的战略领导机构先后建立起来,一些国家的军队相继建立了总参谋部或类似机构,作为军事统帅进行作战指挥的中心。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新的战略领导体制机制。早在1878年,日本就开始模仿德国的陆军制度,将参谋局改为参谋本部。

参谋本部是一个近代化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机关,它的职责是贯彻和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拟定、落实作战计划,组织进行战前动员,指挥协调各部队、各军种、兵种之间的配合以及调动部队作战。

1879年,参谋本部已经能够有效履行职责。例如,参谋本部派桂太郎、小川又次等数十名将校,以使馆武官和留学生名义来华调查华北一带的形势和中国兵备、地理情况,回日本后提出《对清作战策》,并编纂《支那地志》、《邻邦兵备略》等书。

为了提高参谋人员的素质,日本在1883年设立参谋大学,致力于参谋人员的培养。1893年,天皇批准《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大本营中,参谋总长参与筹划最高统帅部的机密事项,负责拟定全军的重大作战计划。

在大本营中设置各机关的高等部,根据重大作战行动计划管理相应事务。1894年战时大本营正式开设后,为了统筹军事、政治和外交诸方面,日本首相和外相也都参与大本营会议,共同决策。

日本从执政团队到高级将领都年富力强,很多都有留洋经历。即使没有留过洋的陆军将领,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军事训练和近代教育。决策层尽管有内争,但能够一心对外,从民主到集中,形成统一意志。

在这种近代化的战略领导体制下,政府和军队联合行动,在驻外公使馆设立谍报课,配置间谍武官、情报人员,或者通过浪人、商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的居民,及时将大量清政府、清军及各国动向的情报资料,源源不断地传递到日本战略决策部门。

日本参谋本部及国内相关机构,迅速对这些情报进行筛选、比较、评估,然后提出各种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拟订多种操作性很强的应对方案,为战略领导者最终决策提供参考。随后,高素质的日军参谋人员,能够将战略领导者的意志和战时大本营的决策及时贯彻落实到各作战部队。

反观清政府,其战略决策、外交交涉以及战争中清军部署等重大事项,几乎都交由年逾七旬的李鸿章一人或数人承担。清政府决策层多数从未跨出过国门,视野狭隘、年龄老化、体制僵化、多方受制。庞大的大清帝国没有相应的国家职能机构可利用,部分辅助决策的人员,还是沿袭千余年来所谓的“谋士”、“幕僚”。

这些人大多擅长词章之类的清谈,既不了解日本也不能正确认识自身,尤其对于新时代的大国关系、军事上的多兵种大兵团作战、近代化的战争规律等问题更是一窍不通。

战争爆发后,他们大多只会发出诸如“蕞尔小邦,螳臂挡车”或“传檄列岛,踏破东京”的虚谈空论,根本拿不出实际的军事行动方案。战争爆发后,疏于战争准备的清军慌忙应战,最后只能是全军溃败的悲惨结局。

经过250年的兴衰沉浮,清朝初年尚武的精神与体制都已流失殆尽。武官的权力和地位不断被削弱。地方决策权集中在属于文职系统的总督、巡抚手中,当战争发生时,各省总督临时任命调动将军参战。李鸿章身为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既是政务官员,又是主管北洋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同时还兼任对日作战的总司令。

这样的职权,与近代战略决策体制极不符合,国家军政体制极为混乱,对于一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战争来说,无疑是有违近代化战争规律的致命缺陷。

甲午战争的失败固然有慈禧、李鸿章等的个人原因,更与缺乏战略决策的组织形式密切相关。正是基于此类反思,甲午战争后,晚清军事改革者大都高呼改革首先要从改革军事制度入手。

任何决策、指挥,都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这对于发挥战略领导的效能十分重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发展,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战争节奏更加快速,战场情况更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对战略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求战略领导者具备多谋、善断、速断的素质,更需要建立科学、高效、精干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以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协调各方面、各系统的关系,为战略领导者在面临重大威胁或危机爆发时作出正确的决断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作者: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部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