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舟与周惠 【周小舟】怀念叔父周小舟

(按:周绍京是我的婆婆, 1930年4月出生于湖南湘潭县,今年83岁。是周小舟的侄女。今年是周小舟同志100年纪念,这是婆婆前几天写的纪念文章,1个80多岁的老人,思维这么清晰不多得,经婆婆本人同意,刊登在我的博客和朋友们分享。)

我第一次和叔父周小舟(原名周怀裘)见面是在1949年长沙刚解放,当时我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住在长沙文星桥我的叔父周怀久家。一天晚上来了两位未见过面的一对夫妇。两人都穿一双粗布便鞋,衣着简朴。

怀久叔父给我介绍说:“这是你干革命的叔父周小舟和婶婶王宁”。我感到非常惊喜,因为我从来没有听我妈妈说过有这么了不起的叔父。当时我妈妈也在场,他对我妈妈说:“四嫂,你可以再找爱人哪!”因为我爸爸在我十五岁时就病逝了。

小舟叔父当时对我妈妈说这个话,令我妈妈感到很亲切,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小舟叔父还建议我考革命大学,将来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更有用的人。这是对我的鼓励和期盼,我既高兴又感动,从心灵深处由然升起对父辈的崇敬和爱戴,并下定决心要按小舟叔父的吩咐去努力。

成功不负苦心人,后来我考上了在长沙的湖南大学。记得有一次星期天我去看望小舟叔父和婶婶,他们当时住在长沙北门民主东街(旧总工会地址),省委就在那里办公,小舟叔父是第一任省委宣传部长。我跟叔父、婶婶谈了许多家常话,向他们汇报了我在学校的学习情况,他们鼓励我一定要踏实勤奋,不能怠惰。

到了中午的时候,叔父带我和他一起去吃小灶。当时的餐厅只有一张圆桌,在座的都是一些省委领导同志。我年轻不懂事,也就大起胆子跟这些老同志共进午餐了。当时我的感觉是,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就这么没有一点架子。后来我的婶婶生小儿子,住在东茅街省人民医院。我去看望她。婶婶单独住了一间很小的病房,那时就算是特殊照顾了。

1953年夏,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武汉市中南人事局工作(我大学读的是统计学专业),我给小舟叔父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的工作分配情况。没想到他在百忙中给我回了信(可惜原件丢失了),鼓励我进步,好好干革命工作。我从来都没有向他提出过任何个人要求,我们的来往都是纯亲情的关系。

我在武汉工作期间,小舟叔父来武汉开会,住在武汉市交际处。当时我工作单位的宿舍就在交际处旁边。那时我的叔父周怀实也在武汉市中南电力局工作(他是一名高级工程师,曾当过几届全国政协委员),来约我一起去看望小舟叔父。我们在他的房间里谈话时,王任重同志进来了,叔父也给我们作了介绍。王任重同志笑着跟我们打招呼,态度和蔼,很平易近人。

1954年全国大区一级机构撤销。我被调到中央人事部工作,住在北京东四二条,和中央文化部在1个大院。当时的北京饭店每周周六都有舞会,不对外卖票,是中央各部委领导的休闲地方,周恩来总理有时也去。我们年轻人常和单位领导一起去参加舞会。有一次在舞会上巧遇小舟叔父,我请他共舞了一曲。他告诉我住在北京饭店几号房间。当时我没在意。后来没有去看望他,很没礼貌。每每想起这件事,我心情十分愧疚,真对不起他老人家。

1958年初,我爱人响应中央号召,支援地方的理论教育工作(他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党委办公室工作),被调到长沙的湖南大学任教。于是,我们全家老小五人(我和爱人双方的妈妈、还有刚满周岁的儿子)来到了湖南。此时,小舟叔父已是湖南省委书记,考虑他工作繁忙,我们没有去打扰他。

直到1961年他被调到广州之前,我和两位堂姐、还有我爱人和儿子一起去省委一区宿舍看望他们全家。刚吃过午饭就有人打电话叫小舟叔父打麻将,当时他已经是“靠边站”了。但这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仍处之泰然。

在彭德怀同志平反后,我爱人写信给我婶婶王宁同志问周小舟同志何时平反。1979年接到周小舟同志治丧委员会通知,我和从西安来的堂妹周绍诚一起,去广州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告别仪式是在广州军区礼堂举行的,我们亲属都住在广州市迎宾馆。当时***、杨尚昆等老同志都亲临迎宾馆会见我们全部亲属,并一一握手慰问。告别仪式完后,待飞机将小周叔父的骨灰运去北京八宝山安放。我们站在白云机场和他作最后告别,泪湿衣襟。

回忆解放后我与小舟叔父多次见面,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小舟叔父是我的堂叔,按血缘关系,他的爸爸和我的爷爷是亲兄弟。在他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我们缅怀和纪念他老人家,愿我们祖祖辈辈继续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他们为人民立下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愿他们的英灵永驻,万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