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大道地理学情怀 地理科学的价值与地理学者的情怀

新多,而且所涉及的事物别人不很了解,也就易于得到学术界的共识。实践表明,这种“共识”对于科学家的发展太重要了。这些年来,这样的研究占据了有关领域学术界和资助者理念的制高点,也确实重要。中国科学界具有大量创新性研究,代表了中国科学界的主流,当然无可非议。

但是,这种情况对于地理科学来说,客观上也带来了副作用,就是地理科学及相关领域的学术界以及相关资助者,忽视了现在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问题。而这一点,也就是“未来地球”框架文件所强调的方向。

3.4对地理科学科学性的认识和行动

地理科学范畴内相当部分学者会提出,我们无法进行学科交叉。当然,更多的学者认为也并不需要进行交叉。我认为,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认识科学性及地理科学的科学性,深一层的意思是:什么是“地理科学研究的突破”?如何理解“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真理”?等。

中国现阶段的地理科学的研究和教育机构,研究领域涉及到水土资源、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及生产力布局、区域发展、城镇化等诸多方面。今天的地理科学理论发展和运用于实际的突破,也绝不可能像天体物理学,像对撞机发现新的物质等那样的突破。

也不像100多年前普鲁士学者恩格尔在一篇短文中提出恩格尔系数那样,即不可能体现在一两篇论文中,而是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对接,通过与政府和社会政策、行为的密切结合,推动各种类型区域的科学治理、合理开发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体现地理科学的价值。

这个过程需要学者们跨学科多学科的联合才能达到。这个过程,不能回避社会经济的概念和范畴。20世纪80年代地理学黄秉维先生强调,地理学“出现较旺盛的生机,…但仍存在不少弱点”。

“要进一步对自然与社会经济的现象、过程力求知其所以然。…就我看到的一些工作来说,主要缺点在于缺少将人文现象与自然现象结合起来”[6]。20世纪80-90年代,钱学森一直强调地理科学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他说:“地球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但最终决定这个活动的结果,还是社会因素。地理科学应该研究这类既涉及自然过程又涉及社会过程的宏观规律和综合规律”。

地理学是一门科学吗?理论上,学者们没有提出怀疑。长期以来,许多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的教育机构(所、系、学院等),地理学具有独特的对象,即地球表层系统中的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逐步建立了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具有相应的国际组织。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体现了重要的社会价值。我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大家在学科性质方面的认识有差异。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规模、方向、变化、强度、空间态势等等,总是处在变化之中。即使是高度严密制定的发展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受到诸多变化的影响而超出最初的预想。即由于一系列不断变化的“非科学”因素进来并产生了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在地理科学范畴内,没有“硬性”的真理标准。但地理科学研究对象所涉及到的事物,其发展、运动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即地理科学要揭示的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之所以不具“硬性”的标准,则是因为反映事物本质的“系统”(我们可以称之为“地域系统”)具有的特性而致。

就地域系统变化的机制来说,即从系统的发展因素和趋势考察,属或然性系统(probabilisticsystem),与此对立的是决定性系统(deterministicsystem)。

在此系统内,要素相互作用的变化及要素变化对于系统状态的影响,或者说,事物的发展,不是受决定论支配的,不象水面蒸发量(与水面温度和表面风速相关)的规律和线性特征。这种线性特征,还如:宇宙飞船在太空的对接要求(可以)精确到百万分之一秒。一台机器,会严格地按照输入的一定参数去运转。在交叉科

学领域内,没有这种决定性的规律。但是,在这些领域中,因素和要素之间的作用具有方向、幅度、概率等规律。例如,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人—地系统”中非常重要的变量。大家不会否认,对于人口预测科学性的判断,不应该以预测到的个位数是否得到实际验证为标准。

尽管在那个时刻到来时有一个精确个位数的数据,但人口预测是不可能预测到这个个位数的。宣扬或者要求精确到个位数的预测只能是占星术。然而,人口预测毕竟是科学的一部分,是有意义的,也是可能的[7]。

有人会说,我们只研究地球表层系统中有关自然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当然,这话有道理。但是,这样的研究,在今天已经很难选择到这样问题地区了。因此,也就愈来愈不构成地理科学的主体部分。而且,在今天科学分化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很容易与其他较为专业部门的研究重复。

为什么要将地理科学的评价标准与自然科学同日而语呢?一门科学,总是要揭示科学的真理。地理学的研究必须关注人类如何去适应自然、科学地利用自然,还要和社会、政府结合,提出如何调整我们的行为实现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离开这些去发现抽象的真理。

地理学家为了彰显自己的科学属性,论文中使用数学模型的情况愈来愈多。但如何将数学分析手段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类因素结合起来呢?实践告诉我们,对近似值指标的追求,对符合实际发展规律的趋势、变化幅度、概率的追求要比自然科学的物理学更为重要和强烈。

因为在地理学研究结论的分析中,近似值往往比具体确切数字更加科学。这种对“近似值”的追求,还由于地理学范畴中的许许多多领域的问题,并没有唯一的最优解,而最优解很可能表现为事物发展的方向、趋势、变化幅度和概率等。而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应该是研究工作的突破。这就是我对地理科学不能追求“硬性”的真理标准的理解。

“未来地球”框架文件提出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要揭示问题,要昭示社会,推动政府去解决人类面临的十分紧迫的环境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实际上,20年前,钱学森、黄秉维先生就提出了地理科学研究必须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但是,近20年来,大批地理学者,少了对于中国高速发展带来严重问题关注的热情。考察、预警和主动配合政府去解决城镇化、环境、土地、水资源、区域治理、生态功能的破坏等问题的努力大大减退了。

人们将国家主管部门的评价标准一刀切地贯彻到地理科学中来,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论文”、“论文就是一切”的脱离实际的理念和逻辑,使地理学的航船朝着与历史相反的方向倒退。4地理学的区域性与本土性

4.1关于地理学的区域性

区域性、综合性和较强程度的本土性是地理科学最基本的特性。区域性有两个层面:区域差异性及区域之间相互依赖性。这也是这门学科体系考察问题的基本方法论之

一。地理科学的区域性,又必然会得出地理学的本土性。地理科学的区域性及本土性,也使地理科学的评价标准不同于其他的学科。

地球表层不是“平”的,也不是均质的,而是具有不同地质、地貌单元、不同社会和经济要素、不同物体及其形态组成的综合体。这样的综合体,无论多大的地域范围,都具有彼此不同的结构。我们可以称之为“地理结构”。与这种“地理结构”相对应的是“地域系统”。我们常常说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往往是由于自然地理的差异引起的,但这仅仅是初始的差异。而经过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则引起正负反馈而放大,而

后导致巨大的差异[8]。

今天,现代地理学非常关注全球性的环境变化问题及其引起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科学家强调全球性问题主要是为了倡导各国学者在大方向上取得共识。由于各国各地区的自然基础、发展历史与发达程度、科学技术水平等的差别,各国的环境变化、可持续发展问题还具有自己的多样性、复杂性,表现出来的就是各国各地区的特殊性。

因此,大量的研究工作还是要从具体区域(各种类型的区域,如大洋、大洲、山地、平原、流域、国家、地区、城市、农村等)及具体国家开始。

4.2从区域性到本土性是必然的逻辑关联

当今的世界上,各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仅仅存在着巨大的自然结构的差别,更是重要的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特征。区域性,会衍生出本土性,区域性到本土性到国家需求是强逻辑的关联。由此地理学发展具有深刻的国家特征。地理科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也因此,地理学者应该具有强烈的国家情怀。

地理科学是关于国情研究最主要的学科之一。什么是“国情”?国情是指国家那些能够影响乃至决定未来发展进程的政治、社会、自然、经济等方面相对稳定的、总体性的客观情况和特点。这种客观情况和特点包括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推动因素和限制因素。

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从地理学视角看大约在以下方面:国土资源及人均国土资源,粮食、能源的生产与保障,生态系统(环境)及其承受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人口、经济发展、城镇化及其空间格局,国家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发展的全球地缘政治及其演变,等。

中国人口多,实体经济规模大,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生态等支撑系统的关系问题十分严峻。美国不同,国土虽大,但人均国土面积也大,实体经济也比中国小得多,且管理水平较高。问题的严重性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压力比中国要缓解得多。欧洲也如此。发展中国家就不同了。特别是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中的中国,不允许我们地理学者丧失注意力,我们没有理由不重点关注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中国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突出地表现在“人”与“自然”之间严重的不和谐。环境恶化,国民健康受到广泛的威胁。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能源和部分大宗矿产资源的消耗达到空前规模,优质耕地资源消耗过多。

高速发展和大规模空间扩张的城镇化,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出现无序乃至失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有限的资源、能源和有限承载力的环境越来越不能支撑日益庞大的和粗放结构的经济体,也不能适应今日国民的消费观念。

这些领域的变化向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问题和实际问题。作为每一个地理学者都应该深刻关心中国自然结构的剧烈变化,都要时刻想到我们中华民族和我们国家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民族的永续生存。

“未来地球”框架文件强调了全球环境变化这一核心理念和内容,与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环境变化问题是何等的吻合。中国的环境变化已是国际前沿了。但为什么学者们也没有认真注意到呢?看来对国际前沿也是要作选择的。什么是我们研究工作中的“热点”?由于地理科学具有上述的特点,“国家需求”加“国际前沿”才应该是我们的热点。

但这两者的紧密关系在我们这里被人为地割裂了。中国大量区域治理问题和区域发展问题,为什么不是“前沿”呢?一些国际学者主导了我们的研究方向,并使我们学者相信是国际前沿。时至今日,是否应该思考及审视一番,审视一下我们中国地理科学学者应该具有的自信。

多年来,中国地理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广泛出现了一系列不符合国情的理念、概念、观点和建议。许许多多学者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发文章”。作为一名学者,

文章是要写的。但文章,一定是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去写,文章的来源应该是实践(科学实践)。

5“地理学存在的理由在于综合”地理科学研究对象即地球表层系统是一个具有多种要素组成且相互关联的综合体,由此决定了综合性的特点。实践中,无论是区域治理亦或区域发展,其主要领域和重大问题,都要涉及到多种自然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这些客观存在就要求研究者采取综合、区域综合的方式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地理学,也会有另外的学科从事这样的综合性研究。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客观存在。

“地理学存在的理由在于综合”,这是英国地理学家在“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中国一些著作中也经常看到这样类似的表述。但实际中坚持做到这一点却很不容易。黄秉维20年以前就提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次谈到要开展地理学的综合研究。

他强调,“有重要意义的是,在了解地球表层的基础上,能相当肯定地推广人为措施对一个客体施加影响会对其他客体产生什么影响;对一个地区施加影响,会对其他地区产生什么影响;今天的措施会在明天、后天产生什么影响”。在这里,他所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并引导至可持续发展。

对于自然地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及地图学与地理信息学科的学者,已不仅仅是取长补短,而是应当有更高的使命,实现“整体高于局部之和”的要求。黄秉维先生20世纪90年代提到美国学者Mueller强调的多学科研究不一定是综合研究,只有跨学科研究才会是综合研究的观点时,就如何实行跨学科研究提出主张:(按照20世纪90年代的一般研究课题的规模)综合研究要到子科题,大约是10个人左右,最好具有不同专业即自然方面的专业也有社会经济方面的专业的学者在一起交互讨论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形成观点,必定是很有益的观点。

在资源环境领域学科日益分化的今天,地理学的最大长处是区域综合。有些发达国家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长期处于分割状态。高泳源先生晚年在“对学习‘地理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汇合’的一点体会”一文中,曾经提到著名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的论断:(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跟着‘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声誉日益增长,许多地理工作者集中力量研究地理学的非人文方面”。

但到50年代以后,“从选择的研究课题到探讨的内容全部集中于人文现象方面。甚至在某些地理学家的眼中:自然地理学“就我们大部分所知,不是作为第二流的地球科学而还存在着,就是早已消失了”[9]。

在中国,由于区域性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综合的观点不可或缺,且综合观点应该贯穿于从研究工作的基本理念到课题设计和操作的全过程。地理科学需要运用相互作用论,对此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什么与什么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呢?一部分地理学者倾向于舍去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容。我以为这样的结果,就难免拉远了与国家需求的距离。我们不愿意看到中国地理科学也出现类似于哈特向所提到的上述情况。6地理学者所需要的知识结构

地理科学研究和运用的方法及技术手段得到了大发展,地理学者的计算机和数学等知识大大进步了。但我们的知识结构可能更为畸形了,即其他的知识少了。这种倾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