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少将刘连昆充当台湾间谍始末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同时在海峡两岸拥有少将身分达7年之久。对刘的策反是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最重要的项目,代号“少康项目”,被“国安局”局长丁渝洲称为军情局的“镇山之宝”。刘连昆1992年成为台湾间谍,至1999年东窗事发被处死,7年间向台湾提供大量重要情报,被认为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间谍案。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动乱后,台湾军情局长殷宗文强化“进入大陆、建立据点”活动,刘连昆即在这种背景下被发展为台湾情报人员。事件的高潮是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期间的大陆军事演习。
根据刘连昆提供的情报,演习的底线原先为: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员潜舰、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编列了40亿人民币。演习前,台湾展开反制的军事部署.同时美国也表达强烈关切,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北京随即调整演习部署,下达“三不原则”,既“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占外岛”。这些消息,透过刘连昆实时提供,让台湾官方掌握了北京的底线,顺利完成“总统”选举。
台湾军情局发展刘连昆,是解放军大校邵正宗从中搭线。邵正宗原为总后勤部军械部的处长。他在被捕后向中国有关部门招认,他于1991年由一位张姓“台商”发展,加入台湾军情局,被封以“少康一号”。在他的积极工作下,刘连昆动了加人台湾军情局的念头。台湾军情局获知后,由局长殷宗文亲自布置,于1992年11月派该局六处王姓上校副处长,加官一级以少将身份前往大陆,争取“少康二号”刘连昆。
王姓少将住进广州白天鹅宾馆后,安排会面的邵正宗即通知了刘连昆、刘在北京,如果搭机南下,要向上级请假,便搭火车到了广州,也住进白天鹅宾馆。台湾方面为了确定这场高层谍报不是陷阱,先由“少康项目”驻港“越界交通”(跨区联络人)与刘共进早餐以探口风。王某则单独前往双方约定的广州越秀公园,沿路在新华书店等地点暂停,观察有无被中国大陆安全部门人员跟踪。进人越秀公园后双方先后走小径爬上山岗,于大石上席地而坐,展开两岸情报圈首次最高层次和级别的“目视接触”。刘开始有点儿紧张,后两人分别前往广州东方轩酒店聚餐时,气氛才转为轻松。
广州会晤时,台湾方面告知了刘的待遇、联络方式和重点工作。刘的待遇比照“国军”少将编阶,月薪3500美元,工作奖金另发,每批情报少则台币40万元,多则百万元以上,并代为转存于海外银行专户;刘退休后由军情局照顾生话及福利,并依个人意愿安排至国外或台湾居住。台湾方面还拿出两万美元红包作为见面礼。闲谈中刘连昆透露他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1933年生,解放军后勤学院毕业,担任总后军械部长已6年.常出席各总部重要会议,接触各种密级的机密资料,军中人脉甚广。投向台湾的动机是提升中将退休的愿望未能实现,因此心生怨恨。
刘连昆被台湾策反后,“态度积极,表现优异”。大陆新购苏恺27战机后,刘立即提供了这批战斗机驻地为湛江、芜湖,放置导弹的杭州空军军械库,及洛阳维修厂等地的详情。另外,他也提供过解放军快速反应作战部队的番号、驻地及操演情况。
1994年,台湾军情局再度派代表密晤刘连昆,希望建立更高级的网络,收集大陆对台作战纲要及预警情报,并探寻是否有合适接班人选。台湾特工从珠海拱北入境时.被广东国安部门人员盯上,但设法摆脱了盯梢,快速离开大陆。刘涟昆也未被发现,并向台方提供了20件重要情报。事后台湾调查发现,出卖这次行动的是军情局香港站的专员,便将这位专员诱捕回台判处无期徒刑。刘连昆后来暴露,一方面原因是由于李登辉的“哑弹论”、“十八套剧本”说,另一方面是由于军情局内部人事倾轧、争功,过度利用刘连昆。在刘连昆为台湾工作的7年间,许多军情局官员包括前局长殷宗文,因其所提供的重要情报获得高额奖金并升官,得到高层宠信。
“大陆的飞弹部是哑巴弹”
1996年2月4日,“海峡961”大规模军事演习拉开序幕。3月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告:解放军将于1996年3月8日至15日,对某某海域进行地对地导弹发射训练。北面的封锁区距基隆19海里,南面的封锁区距高雄30海里。对台湾人来说.这意味着战火已近在咫尺。“不怕共军飞弹打得准,就怕飞弹打不到”,此刻台湾全岛人心惶惶。I
3月8日深夜.解放军二炮部队发射3枚M-9近程弹道导弹,两枚朝向南面一枚朝向北面,经过数百公里飞行,准确命中目标……
由于感受到大陆飞弹的威胁,台湾普通民众对大陆产生了抵触情绪。李登辉利用这股情绪,以超过50%的选票当选台湾第一届民选“总统”。在大陆军事演习的过程中,台湾高层一反常态,表现得非常镇定。李登辉气定神闲,声称“大陆的飞弹都是哑巴弹”,“十八套剧本说对付中共的文攻武吓”。李登辉如此不在乎,就是因为台湾军情局通过刘连昆得到了大陆军事演习的确切情报。
1999年2月,中国有关部门破获台湾在大陆的高层情报网,为首的是解放军少将刘连昆及大校邵正宗,特务分子共25名,除一人在逃外,其余的人,包括台湾人姚嘉珍等,全部落网。就是这个情报系统,在1996年台海危机中,把解放军演习的所有细节,导弹的型号、性能、弹着点、演习规模与人数,以及这次演习的“底线” —— 大陆不会发动真正的攻台战役,全部泄露给台湾,造成了尽管演习区域地火连天,而李登辉却“岿然不动”的局面。
自1927年解放军建军以来,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其高级干部群体的忠诚纪录举世无双。将军以上的高级将领中,向国民党投降的只有一人(张国焘)。自1949年建国以后,刘连昆的叛变更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当时刘广智案尚未破获)。这个大案一经破获,立刻震撼了中南海。刘、邵等一干案犯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并处以死刑。同时,在全军范国内开展全面整肃,若干高级将领被撤职查办。
扁政府对军情局工作不满
其实说起来,台湾情报系统官员被大陆方面策反的也不少。台湾《自由时报》2001年底透露,台湾情报部门接连发生叛逃、泄密等事件,自1999年1月至2001年7月,台情报部门共有414人离退职,经与境管局资料比对,至少超过200人大摇大摆进入香港,而有案可查入境中国大陆的就有11人,大部分是接触军情局机密的高阶级军官。
为阻止公务人员无视规范进入中国大陆,以防范类似事件导致安全门户洞开,台湾高层已决定大幅提高罚责,若有与国家机密业务相关公务员及政务官违反规定者,将处以较一般人更为严重的处罚。近年来,两岸接触频繁,台湾来大陆观光、探亲、经商者,每年数百万人次。一些退离职军情人员在离职不久,并未按照“国防部”涉及机要人员离职后三年内必须先获得准许才能前往大陆的规定,即秘密由香港前往大陆,使得台湾“国防”机密有泄漏之虞。像叶炳南案、“国安局”前人事处长潘希贤案、前出纳组长刘冠军泄密案都是被媒体曝光的,没有曝光的还大有人在。
今年3月以来,大陆方面陆续释放多名台方情报人员,引起台湾高层关注。不久前陈水扁和吕秀莲视察了“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陈在致词中,再度提到政权更替之初,军情系统的情报搜集工作表现很不令人满意,经过三年后,军事情报工作品质有了进步,但希望军情局“还要更好”。
台湾军情局局长表示,过去50年来约有1200位军情人员殉职,甚至现在大陆方面还称俘获20多名台湾特务,情报工作的危险可见一斑。
台湾近年来对大陆的情报工作多次遭到挫败,多有情报人员投奔大陆,或成为双面间谍,还有多个重大情报网遭破获。如1994年海工会澳门支部主委吴道明投奔大陆成为双面谍,1997年被台湾逮捕。负责“敌后布建”的军情局特别营运中心上校联络官杨台三,也于1991年被大陆方面策反,1999年被台湾逮捕。由于杨台三是驻外情报人员布置的负责人,他投向大陆对台湾情报人员日后遭破获有很大影响。“国安局”驻香港的上校组长余国旅,也于1998年带领全组“投共”。由于担心这几宗事件让“敌后”人员曝光,台湾情报单位紧急撤回了在大陆的120多名重要特工。
两岸情报战的较量一直在继续
情报战是两岸政治关系的一部分,其中内幕多年以后才有可能公之于众。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双方的较量一直在继续。
1960年1月12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4师飞行员杨德才驾驶1架编号6501的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往台湾,结果在台湾宜兰地区迫降时机毁人亡。这是解放军方面第1架叛逃的军用飞机。
1961年9月15日,解放军飞行员邵希彦、高知学驾驶1架安-2运输机从山东胶县起飞,在韩国济州岛降落,2人于10月7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两,后2人在台湾空军服役,均以上校军衔退役。
1962年3月3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8中队飞行员刘承司驾驶1架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抵台湾桃园机场。获黄金1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官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
1962年7月25日,解放军发布通告,宣布对驾驶飞机、舰艇起义归来人员的奖励和联络方法。
1964年3月15日,再次发布通告,重申了对驾驶飞机起义归来人员的奖励方法,并公布了广东汕头、福建青田和浙江路桥3个机场的航向、电台呼号和波长。
1965年11月11日,解放军空军第8师22大队李显斌驾驶1架伊尔-28轰炸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飞行途中李显斌开枪打伤领航员李才旺,驾驶飞机在台湾桃园机场降落时由于操纵失误,机尾撞击地面,导致尾舱通信员廉宝生死于非命。台湾方面将3人全部封为“反共义士”,李显斌获得280万新台币的奖金,并加入台湾空军,以上校军衔退役。
1991年12月事母至孝的李显斌从加拿大以台胞身份回乡探母,被青岛公安局逮捕,后被以投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李才旺伤愈后定居台湾。1976年加入美国籍,并于1998年12月从美国回乡探亲。
1977年7月7日,解放军空军第2侦察机团1大队2中队中队长范园焱驾驶1架编号3171的歼-6(米格-19)战斗机从福建晋江起飞后,以超低空飞行直飞台南机场。获黄金4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被授予上校军衔。
1982年10月16日,解放军空军第1侦察机团1大队2中队飞行员吴荣根驾驶1架歼侦-6从山东文登机场起飞后,他谎报发动机空中停车,乘指挥塔台忙于实施特情处置程序,以超低空全速飞往韩国汉城K16机场,后于10月31日抵达台湾,吴荣根获黄金5000两,加入台湾空军,授予少校军衔。
1983年8月7日,解放军空军被借调到海军进行新型空对空导弹试验的副团职飞行员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1架歼-7(米格-21)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K16机场。此次叛逃创造解放军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双记录,中国要求韩国交还飞机和飞行员,韩国将飞机交还中国,而孙天勤则于8月24日抵达台湾,获黄金7000两,
1983年11月14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8团2大队中队长王学成驾驶1架编号83065的歼-5(米格-17)战斗机从浙江岱山机场起飞,在2架台湾空军F-5战斗机的引导下在台湾桃园机场迫降。获黄金3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授予少校军衔。
1985年8月25日,解放军空军飞行员萧天润驾驶1架轰-5轰炸机从山东胶县起飞,飞往韩国,在韩国里里市迫降时发生事故,领航员孙武春死亡,萧天润受伤,并撞死地面的一韩国农民。9月20日,萧天润抵达台湾,获黄金3000两,而飞机上的报务员刘书义则根据其要求返回大陆。
1986年2月21日,解放军空军第4侦察机团第3大队中队长陈宝忠驾驶1架编号3283的歼侦-6从辽宁沈阳机场起飞后,以超低空脱离编队飞往韩国水原机场,陈于4月30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0两。
1986年10月24日,解放军空军飞行员郑莱田驾驶1架歼-6战斗机飞抵韩国,郑后去台湾,获黄金5000两。
1987年11月19日,解放军空军第49师中队长刘志远驾驶1架歼-6战斗机从福建龙溪起飞,以超低空穿云而出,飞抵台湾清泉岗机场,获黄金5000两。
1988年9月11日,解放军鉴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
刘连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少将军衔,从1992到1999年间出卖大量军事情报给台湾,直接造成1996年夺取彭湖外岛计划的流产。
邵正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处长,大校军衔,从1991年起策反包括刘连昆在内的多名解放军高级军官。
徐峻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情局美洲司司长,大校军衔,2001年叛逃美国。
刘广智,中国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少将军衔,2004年“两会”前被紧急双规,是继刘连昆后中国破获的又一少将间谍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