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最后回忆19 《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19

谈话以后,我就与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人商量,我说:“用什么办法让他们取得群众的谅解?”他们要“解放”,我们要提供机会让他们站出来说一说自己,让群众了解他们的态度。后来我们想到了搞电视批判斗争会的方法,让他们在批判陈丕显、曹荻秋的过程中亮相,通过电视转播,让全市各条战线上的人们都看到他们每个人的态度,确实是检查、揭发、交待得比较好,群众就谅解他们。

所以,在当时搞了一系列的电视批判斗争会,大多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用电视实况转播。

电视批判会采用不同的专题,比如说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以及在工交、财贸、工青妇、统战、教育、宣传、组织等战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分一个个专题开批斗会,让分管书记、常委或下面部、委、办、局领导中的一些人在会上揭发批判,检查自己,当众亮相。

这种电视批判斗争会搞了几十次,影响非常大。每一次开电视批判斗争会,全市人民都围着电视机观看。 当时中央规定,省、市委一级领导人不准在公开的报刊上点名批判,我们实际上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因为在电视斗争会上完全是指名道姓地批,完全是公开的。

外国驻上海的领事机构和商务机构,也可以从电视里看到实况。它已经不是什么内部活动了。 每一次电视批判斗争会后就出大会专刊。

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主席来上海时,也观看我们的电视批判斗争会,而且看得很有兴趣,指指划划地问这问那,在观看电视斗争时他第一次见到了主持斗争会的王洪文。应该说,运用电视这种大众媒体批斗当时要打倒的人,以这种方式让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也算是我们的一种“创造”,当时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天水就是在批判斗争会上得到了亮相的机会,王少庸也是。表现最突出的是马天水,他非常激动地在会上面对面地揭发斗争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

揭发时,对这些人咬牙切齿,手指一次指着,两次指着,慷慨激昂地发言,甚至一连指到七、八次之多。马天水在电视批判斗争会上不断地指着人家的脸,做出义愤填膺的动作,被我们称赞为揭发交待的态度好。

除了马天水、王少庸以外,还有市委常委的一些人,部、委、办的一批人,都有选择地让他们到电视批判斗争会上亮相。 经过电视批判斗争会,马天水、王少庸取得了群众的谅解,然后我们在市政府大礼堂连续召开了两次全市干部大会,分别宣布“解放”马天水和王少庸。

会上马天水、王少庸分别宣读了《我的检查》,他们的检查经过一再加工、帮助,算是比较深刻了,然后由工交系统造反派代表,分别发言。

因为事先已经请示过张春桥、姚文元了,这两次会都由我出面,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解放马天水、王少庸,批准他们参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业、交通方面的领导工作。为了他俩的解放,又专门出了两期专刊,全文刊登他们的《我的检查》、工交系统造反派代表的发言以及市革委会宣布他俩解放的决定,发到全市。

马天水等人终于重新“出山”了。马天水和王少庸在赤卫队大闹康平路大院的时候,已经搬出了市委书记处的宿舍。他俩被宣布解放后,又住回康平路大院。

接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开了一个会,宣布说毛主席有一个指示:革命委员会里要有革命的“三结合”,要有领导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也要有群众的代表,以这样的三结合来组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核心。

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正式宣布了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名单,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以外,原来市委书记处的有马天水、王少庸,教卫部有陈琳瑚,地区方面有陆文才,他们都算是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军队方面的代表有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志荣,空四军副军长姬应伍,军队方面是陆海空共三个人,后来姬应伍改成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群众组织代表当时是王洪文、我、王承龙、还有《文汇报》造反派代表朱锡琪。

这些人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相当于副市长。马天水和王少庸分管工业、交通和财贸、农业,总之,经济工作全部由他们负责抓。 马天水、王少庸等人的“解放”,使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有了得力的助手,“一月夺权”以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核心终于形成了。 (第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