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资本家王光英 王光英“红色资本家”的本色人生

一次,记者到广州探亲览胜,住在一个建成已颇有年头也显得非常成熟的居民小区。一日,一行人从外面游玩回来,说笑间有人猛然发现小区正门口的牌坊上用朱笔写着小区案名,落款是王光英。一时间,大家不禁为高堂瀚墨走进寻常百姓家而感叹。

王光英这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仿似弥勒佛般的慈容经常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如今一些小孩子也能叫出他的名字来。但是,小孩子们不知道的是他所走过的人生路颇具传奇色彩:他出身于一个北洋政府旧官僚家庭,一生致力于实业救国;“文革”中因为与前国家元首的姻亲关系而蹲了8年监狱;改革开放后曾以“红色资本家”的外号被海外媒体广泛关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盟友却3次要求入党遭拒…… 怀揣对亲人的挚爱迎着风雨上路 大家都熟知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是王光英的大妹妹。

王光英、王光美兄妹二人的名字,与他父亲王槐青一生中曾以公使衔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的两次重要国际会议有关。王槐青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是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生。

由于他的留学背景,曾出任过北洋徐世昌政府的农商部工商司长,继而代理过农商总长。 1919年1月举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由于和会无视中国利益,中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并继续交涉山东问题,所以王槐青等人滞留英国伦敦。

8月,在国内的夫人董洁如生下一个男孩,家人立即给王槐青发来电报,触景生情,王槐青为儿子取名“光英”。两年之后,王槐青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讨论列强海军军缩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会议期间家中发来电报,说夫人生了个女孩,于是王槐青给女儿取名为“光美”。 王光英在北京西城绒线胡同出生100天后,全家搬到西城旧刑部街32号一座堂皇的北京式深宅大院。

解放后,母亲董洁如在王家深宅内办起了一家乳婴托儿所,专收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女干部在进军途中生下来的婴儿。庆祝建国10周年时,王家旧宅捐献给政府以兴建“北京十大建筑”。就在原来王家旧宅的地基上,盖成了今天那座洋溢华夏建筑特色的民族文化宫。

每每谈到自己的母亲,王光英总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眷恋之情溢于言表。董洁如是一个勇敢、正直的开明人士,她同情共产党并积极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帮助所接触的共产党员从事地下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王家兄妹大多在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有的在国民党那一边,只有王光英是个“中间份子”,于是母亲给北京西山的共产党游击队送信时便都让他陪同前去。王光英在解放前曾读过《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毛泽东著作,就是母亲董洁如代当时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工作者保管的。

由于家里兄妹间政治信仰不同,家里常常发生关于政治问题的争论,就是在饭桌上也是各持己见,总是争得面红耳赤。

为此,父亲王槐青不得不订下这么一条“家规”:“饭桌之上,只叙天伦之乐,不谈政治。” 夫妻携手人生路,共同创造了辉煌也一起走过坎坷,王光英对夫人应伊利有着深深的感激之情。王光英与应伊利结合于1942年。

那时,王光英刚从辅仁大学毕业,应伊利还在辅仁大学教育系就读。应伊利的祖上是从内蒙古草原迁徙到江苏常州的蒙古人,她是一个有政治敏感、有性格又有文学修养的女性,是王光英最可靠的后盾。 王槐青无论如何也不会预料到,他在这样特殊情况下为儿女取下的名字,“文化大革命”中却被造反派说成为“光照英美”,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大罪证。

“文革”中,王光英与王光美被关在同一座狱中两间单人牢房里,咫尺天涯,却一直到1979年兄妹俩相继出狱才得以相见。

现在,王光美搬出了中南海,两兄妹互通往来的机会才多了。 “文革”中王光英被关在监狱,相对来说处境还比较安全;如果在狱外,很有可能被疯狂的造反派“撕碎”。

可是应伊利在狱外要牵挂狱中的亲人,还要教育和保护孩子,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国外的兄弟姐妹都写信来要她到国外避难,但她拒绝了,这个善良大气、敢于面对现实的女性知道,如果自己离开了在狱中经受身心折磨的丈夫,那给他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解放后,应伊利在天津和北京做工商界妇女工作,并当选过全国妇联常委,几次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王光英出任光大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后,应伊利也因工作需要担任了光大集团的董事,以自己的干练和经验,协助丈夫展开工作并很快在香港打开了局面。光大集团公司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在香港设立的第一家大型国有公司,有力地支持了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事业。这其中,应伊利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