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体制

2018-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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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家组成科学指导委员会,学术水平之高开创国内先例;招聘研究人员优中选优,从250多名海外留学人员中遴选了16名优秀人才;力邀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和耶鲁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家邓兴旺加盟,并聘为所长;回国后担任实验室主任的,要求论文不能低于国外发表的水平,任职5年到期,由科学指导委员会匿名评估,不合格者立马走人.生科所还给每个实验室配套了足额的科研经费,让科研人员不再为钱头疼.可是,在面向全球华人招聘的时候,有些科研者虽有意回国,但有所顾虑,担心"条件虽诱人,却怕是'空头支票',朝令夕改,难以落实.&q

家组成科学指导委员会,学术水平之高开创国内先例;招聘研究人员优中选优,从250多名海外留学人员中遴选了16名优秀人才;力邀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和耶鲁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家邓兴旺加盟,并聘为所长;回国后担任实验室主任的,要求论文不能低于国外发表的水平,任职5年到期,由科学指导委员会匿名评估,不合格者立马走人。

生科所还给每个实验室配套了足额的科研经费,让科研人员不再为钱头疼。可是,在面向全球华人招聘的时候,有些科研者虽有意回国,但有所顾虑,担心“条件虽诱人,却怕是‘空头支票’,朝令夕改,难以落实。”体制突破必须有政策上的保障。

在管理运行方式上,该所由国家8个部委组成的理事会共同管理研究所的工作,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并作为资金来源的主要提供者,投入5亿元人民币给予支持,国家发改委也同意以项目形式继续支持,并争取从企业筹措两亿元人民币。


正是这些政策让海外应聘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科技部生物中心主任王宏广用“鲶鱼效应”来比喻这种尝试,虽然不一定恰如其分,但出发点是激发创新活力。
“我们想引入类似‘鲶鱼效应’的竞争,通过顶尖人才推动,激发国内同行创新的潜能,改革中国科研体制,并拉动生命科学研究上一个新台阶。

”据他透露,这种高效、全新的管理体制已经初见雏形。
不看“三围”看实力
“别的单位招人唯职称、唯论文、唯出身,我们就看人,看潜力”,谈到招聘要求,所长王晓东打趣地说,“这里不论‘三围’,能当‘模特’的我们不一定要。


按照国际惯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先后四次面向全球公开招聘优秀人才。每位入选者都经过严格遴选,而且必须是真正站在科研前沿的生物学家。
16个实验室主任中,有三分之一是具有国际一流水平实力,还有一部分是看重培养潜力。王晓东告诉记者,该所最大的体制创新在于评价体系的改革,“选人没有框框,不在意是否从过名师,有好背景,只有一条标准???能不能干”。

所长邓兴旺更为干脆:“评价不讲论文篇数,而看是否有前景。”
生科所采用国际同行的评价标准,由科学指导委员会每5年对实验室主任进行一次评审,标准只有一条:国际一流水平,达不到这一条者将被解聘。“你有多好,取决于你发表的论文有多好。

”同时,所长结合其研究工作的前景、对研究所的综合贡献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来决定其是否进入下一期聘任。
“虽然没有量化的指标,却有无形的压力”。实验室主任反而感到一种更大的来自内部的竞争压力和动力,因为研究所为科研人员尽量“松绑”,并最大程度地“减负”,5年下来做不好的唯一解释就是自己不行。


不再为跑项目“走火入魔”
坐在眼前的叶克穷,是个戴着眼镜的年轻小伙儿,远离了媒体的追捧和外界的炒作,刚发了论文却显得超乎寻常的平静和淡泊。
“发这种级别的论文,有的学校奖励100万,你怎么一点儿都不兴奋?”
不善言辞的他面对记者抛出的问题,有些诧异:“发论文是应该的,我选择来这里,就是因为可以全心全意做科研,学术完全自由。


食堂、实验室、家,三点一线的生活让这位实验室主任乐在其中,心无旁骛。

据说,来生命所近一年,他竟然不知道工作的大楼旁有座人工湖。
据行政副所长智刚介绍,研究所给科研人员足够的经费,并在仪器采购、日常生活方面提供尽量多的帮助,尽量使引进人才少为事务性工作操心。


当然,科研人员的最大解放是,不用再为要项目、拉经费、发论文而“走火入魔”。
张宏博士走进该所缘于一次在波士顿的聚会。当时,他听朋友谈到北京筹建生命研究所,王晓东也正在美国“招兵买马”。2003年11月,他在美国机场与王晓东进行了一次谈话,后来参加了面试。

当时他要回国没有一人支持,连他的博士导师也不解。张宏的夫人在美国人类基因组工作,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张宏最终用两个小时说服了夫人,在美国辞职后连同孩子举家回国。
回来的理由很简单:“在美国能看到自己2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也许在一个不错的学校里当教授;而在中国却充满着未知,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干番事业,充满新鲜和挑战。


“搞生命科学是件很难的事,它都是从不起眼的东西做起,我们研究对象也许就是一条一毫米的线虫,有人奇怪研究这有何意义,但任何基础性原创研究都是从很简单的东西入手。”
庆幸的是,张宏可以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大展拳脚,实现自己的抱负,让他感触最深的是“不用为申请课题请客吃饭,不用为筹集经费拉关系,更不用为繁琐的验收检查写报告”,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安心做学问。


“在这种体制下做不好也难。”张宏笑道。
“希望我走了,体制还在”
虽然依托于北京市政府和科技部,并得到中国科学院等8个国家机构的支持,生命所却不受行政干扰,实行所长负责制,所长向理事会负责。


所长王晓东是几十万中国留美学者中唯一的一位在美国本土当选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目前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在国际著名的《细胞》杂志上共发表了11篇论文。当时他从26个候选者中脱颖而出,以最高分担任所长。


除了参与建所初期招聘第一道筛选工作,他和另一位所长邓兴旺主要工作是帮助所里在北美招聘人才,广泛宣传,同时每年去武汉大学等全国知名高校做宣传、讲学,其次,就是参与5年之后的评估工作。


“你如何管实验室?”“我不管。”王晓东坦然地回答。
当然,他也会去实验室看看,主要是与主任谈谈最新科研进展,如果他们需要指导,可以提供。“但我没有什么权力,更不会去干涉他们,每个实验室主任可以放手干自己想干的事。


王晓东的愿望就是能够在这里探索出一条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的科研运作机制。“希望用5到10年时间,在国外提到这个实验室,没有人不知道。”
最近,国外有个学者考察后想来生科所,但仍免不了担忧:“王所长,你走了,怎么办?”
“没关系。

我走了,体制还在,机制还在。”王晓东回答。
“最好的管理,就是不干预”
来自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北京4月12日电(记者 张显峰 陈磊)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智刚的角色多少有些像保姆。


身为行政副所长的他,大到实验室建设、设备采购,小到科研人员的吃喝拉撒睡,样样都得料理???他会尽可能按照需求做到最好,却无权过问科研人员的任何学术活动。

在这里,科研活动的地位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这与国内很多科研机构行政主导的管理体系迥然不同。“我们的宗旨就是行政不干预科研。要让科研人员享受最好的服务,却感觉不到行政力量的存在”,智刚说。
张宏归国前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工作,如今拥有独立的实验室,所里的这种管理,让他觉得“和在哈佛时一样”。


“行政领导把各个行政部门协调管理起来,使工作更有效率”,张宏说,“我回来,没有感觉到行政上给我带来任何压力和负担”。甚至令他感慨的是,他要做一件事,相关的材料马上会有人帮他准备好。
这和他接触的国内很多研究机构不同。

“很多时候你得听从行政机构的安排,得看他们的时间办事。如果你和他关系不好,一件事情往往会在他们手上拖很久,整个工作进度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张宏说。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了摆脱这种弊端,从组织架构设置之初就有意建立一套合理的科学体系,以在制度上保障这种高效、和谐的行政支持系统逐渐形成。


研究这个所的组织架构图,你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理事会下面有两位所长、一位学术副所长、一位行政副所长,行政副所长直接管理各个行政部门,中间没有任何环节。

与学术部门不同,行政部门每个礼拜都要开会,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
对这个行政支持系统,所长王晓东很是得意:“行政部门所有人员都是合同制,每年续聘,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让科研人员的工作、生活尽量减少负担,方便科研。


甚至连吃住、小孩上学这样的事情行政部门都会为新来的科学家办好。“让科研人员满意,是他们的业绩,因为对他们的评估考核,是由科学家最后反馈的意见为依据的”,王晓东告诉记者。
叶克穷是一位不善言辞、很少与人接触的实验室主任,对这一点他却有着很深的体会:在这里似乎没有人管,可是效率却非常高。

“即便是所长回来,交流的也是管理上的事情,对具体的学术问题很少过问,实验室主任是完全自由的”。
甚至连招人这等大事,所长也只是对招聘实验室主任把关,其他研究人员则一概不过问。“我们只负责给他们作宣传,帮他们吸引人来,但是招多少人、开多少工资,全都由实验室主任说了算”,王晓东说。


在这种体系下,行政人员和科研人员虽然各自干着不同的工作,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出成果。
“只要有人出了成绩,我们就非常高兴”,曾经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智刚,对自己的角色调整没有丝毫的遗憾。

在他看来,这就像歌里唱的:“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与诺贝尔大师共进午餐”
来自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北京4月13日电(记者 陈磊 张显峰)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实验室、走廊、食堂、电梯里,你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情景:所长、主任和学生们谈笑风生,平等交流,他们甚至可以为某个科研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


平等、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没有论资排辈,不讲长幼有序,即便是来讲学的诺贝尔奖得主,也乐意享受同等待遇???与大家在食堂共进午餐,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与大师讨论交流的机会。
难怪许多外籍专家参观之后,发出由衷感慨:“我感觉到你们的学生把在这里工作,看成是莫大的荣誉。


从洗涮工变成实验员
“在我们所里,有个初中辍学的洗涮工,每月600元工资,后来帮助实验室做一些技术工作,薪水加了200元。

由于长期耳濡目染,勤学肯干,他现在从事的工作完全可以胜任一个高级实验员,工资又加了200元。”所长王晓东向记者举这个例子,无非是说明,中国很多科研单位不缺人,关键在于缺乏发掘人才潜力的成长空间。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体制,“嫁接”了中外各自的特点,王晓东给出了这样一个加法:西方的效率和宽容精神+中国优质的人力资源和人性关怀。
中国的学生质量好,肯吃苦,这是吸引很多海归来所建立实验室的重要原因。

因此,该所在研究生培养和教育中,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联合培养科研人才,并在教学方法上做了许多大胆尝试,走出了一条学研共建的新路子。
“研究生最怕被人耽误,成为导师的长工”,谈到研究生教育,王晓东更强调培养学生探索科学的兴趣,“知识只是肉,不是骨架,我们要教学生的是了解知识从哪里来,并如何鉴别这些知识。

”他们尤其欣赏并鼓励有独立思想,能提出质疑甚至挑战权威的学生。
花季在这里绽放
“也许就像武侠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中,可以练就一身‘绝世的武功’。”
北京师范大学的宋冰初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还对外面的花花世界依依不舍,但在此经过一番“修炼”之后居然入迷了,“会为每天能够去实验室而兴奋不已,充满斗志”,而六周实习结束时,她为即将离去而“感到失落”。


让宋冰迷醉和留恋的,是生科所一项为期六周的“暑期学生训练计划”项目。
为了培养和训练大学本科在校生和高中学生对生命科学研究和现代实验技能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