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伟大数学家华罗庚 对中国数学事业的贡献

数学所出成果,出人才的鼎盛时期华罗庚领导的数学研究所的事业,在1956年达到顶峰时代。那一年,由于数学所人员不断增多,同时图书馆的藏书因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数学系并入北大,它的丰富期刊拨归数学所,清华园二层的办公楼已不够用,搬到了西苑大旅社(现在叫西苑大酒店),租用了一座三层大楼作为所址。中科院还租用了另外的两座大楼,其一是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筹备处,另一座是电子研究所筹备处,这两个所是根据1956年中国十二年远景科学规划而筹建的。华罗庚同时是数学所与计算所的两所领导人。那一年,第一届自然科学奖的3个一等奖中,有两个由数学所的华罗庚与吴文俊获得,这使得数学所在全国名声大震。数学所添加不少新人。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宗燧也从北师大调到数学所,和张历宁、戴元本、朱重远等成立一个理论物理小组。

后面3个人20多年后成为新建的理论物理所的骨干力量。戴元本当选学部委员。这再一次体现华罗庚的远见和兼容并蓄,广揽人才的精神。
张宗燧是一个才气横溢的物理学家,数学也很好,量子力学的始创人波尔对他很欣赏,甚至邀请张宗燧到他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访问,并且不是一般访问学者的待遇,而是住在波尔家中,所以张宗燧和波尔一家人都很熟。不幸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愤而自杀。我曾在多个场合中提到对他的怀念,这里不重复了。
1956年至1957年“反右”之前,数学所是鼎盛时期,这里的讨论班非常之多,学术气氛很浓。不少年轻人发表的论文,也为国际上同行认可。

数学老前辈熊庆来也从法国回国到数学所工作。在他晚年还培养出杨乐、张广厚这样出色的学生。杨乐后当选中科院院士,并任第三届数学所所长。陈景润也是这个时期由华老把他调到数学所工作。全国大学有许多教师要求到数学所做访问学者,我记忆中有谢晖春、陈奕培、严士健、齐民友、董光昌、徐绍廉等。最多的时候,访问学者人数近百人,比数学所的研究人员还多。这些访问学者回原单位后,把数学所的影响传播到全国,其中不少人成为原单位的领导层人物。
然而由于“反右”运动,业务停止;接着“***”,数学所研究大都转向应用,直到1959年才有所恢复。由于种种原因,华罗庚要求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一直到“***”开始,仅保留名义上的数学所所长。

他在科技大学期间对中国数学教育与科研事业的贡献,大家可参阅张志辉等写的《华罗庚与中国科大——龚昇、杨德庄先生访谈录》(《科学文化评论》7卷1期〈2010〉,55-73)。
“***”对中国科学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丘成桐在一次报告会中提到过,“***”以前中国的数学已经接近世界水平,而“***”之后大不如前。我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前,美国数学会组织人员选择《数学学报》的部分论文翻译为英文出版,“***”之后不再翻译了。而美国数学会翻译前苏联重要数学刊物的论文,虽苏联解体之后仍继续。
华罗庚在改革开放后的贡献
我本想讲一下华罗庚的治学方法与培养学生的特点。

但有一篇徐利治所写的《回忆我的老师华罗庚先生》文章,已有详细介绍,写的非常好。此文为纪念华罗庚90寿辰,但我2005年才从网上看到。我难以写得比他还全面。所以在这里只想把华老在“***”之后的情况谈一下。
“***”之后,华罗庚正式恢复所长的职权。华罗庚的办所方针本来就是主张开放,但基于政治原因,他仅能对国内开放。自从***主张对外也开放,华罗庚当然大力支持贯彻。
华罗庚在国际数学界有很高的声誉,1981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国内第一个获美国院士称号的。我作为他的学生与助手,每次邀请国外专家访问,必先征求他的意见,得到批准后,才以他的名义发出邀请,否则以我的无名之辈的名义恐怕就难邀请到了。

国外邀请我去访问,恐怕也多是冲着我是华罗庚的学生的原因。
曾经访问数学所的著名国外数学家有很多,开始时数学所有一本贵宾留言簿,每个来访贵宾都要在此签名留言。厚厚的一本都写满了,后来又换了一本新的。
国际上很多数学家先后来访问过数学所。如伍鸿熙、丘成桐、肖荫堂、郑绍远、A.Borel、Granert、法国高等研究所所长Kuiper、普林斯顿研究所所长Wolf及后任Griffiths、马普数学所所长Hirzebruch、比萨高师校长及意大利科学院院长Vesentini、苏联科学院数学所所长Vladimirov等。
1985年我在德国正期待着华罗庚在访问日本之后到德国接受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时,他在讲坛上倒下了。国外的报纸是这样评论的:“正如一个将军在战场上倒下一样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