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郑杭生 郑杭生:中国社会研究与中国社会学学派

内容提要:本文论证了学派对学科、学界以及对中国研究的重要性,考察了社会学学派在中国发展的曲折道路,解释了在改革开放后学派意识和学派传统的恢复并没有与社会学的重建保持同步的原因。同时也以社会运行学派为例,着重指出学派意识、学派建设还都是逐步增强的,后来也出现了较为成熟的社会学学派。本文还指出了照搬西方所谓“近亲繁殖”的说法,无视中国学派传承和发展的传统,对中国学派形成和发展起了釜底抽薪的消极作用。本文最后强调,中国社会学需要更多体现时代精神的互相争鸣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派。

关键词:学派传统;学派意识;学派建设;社会运行学派

有无学派,特别是有无著名的学派,是一个学科是否繁荣、是否有活力、是否成熟、是否有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对中国社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特别是那些成为社会焦点、热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不同的学派用不同的理念、观点,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特别是用不同的立场和站位来观察、分析,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是相反的结论,因而不能不引起这样那样的讨论和争鸣,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加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推进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也推动学术和学科的发展。

那些经得起实践和事实检验、历史和时间考验的学派,逐渐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获得了发展空间,学派的理论为公众所接受,这些理论在不同程度上从学术观念、学术话语变成了大众观念,大众话语,甚至转化为社会政策观念和政策语言,这无疑为深化社会认识、推动学术发展、甚至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而那些经不起实践和事实检验、历史和时间考验的学派,则受到削弱,甚至遭到淘汰,但是,这样的学派也在某种意义上为学术和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它提出的反题促使对方思考,它包含的一些合理的因素被对方这样那样加以汲取等。

研究表明,那些经得起实践和事实检验、历史和时间考验的学派,也是对推进社会研究、加深对社会认识做出贡献的学派。

一、中国社会学是有学派传统的

历史地看,中国社会学是有学派传统的。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早期或前期(大致相当于上世纪前50年),就在以孔德为创始人的西方社会学和以马克思为创始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大传统基础上,主要形成了四大学派:以晏阳初和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孙本文为集大成者的综合学派、以吴文藻和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以李大钊、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一点,我和李迎生在十多年前就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证。①可以说,这些学派各自提出的理论、方法,它们对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矛盾的观点,对旧中国复杂阶级关系的观点,特别是对它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的见解,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史早期的主要内容。同时也表明,这些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在推进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研究、加深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认识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离开这些,中国社会学早期的历史,就会成为空洞无物的东西。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社会学经历了近30年被取消的不幸历史,从而它的学派传统也相应地中断了。不少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被剥夺了发表社会学观点、进行社会学探索的权利,他们只能以别的学科的名义进行活动。这种荒唐的局面,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随着拨乱反正而一去不复返。

邓小平在恢复和重建中国大陆社会学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受命担当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领军人物费孝通和雷洁琼两位社会学前辈,则是起了其他人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我们现在社会学界的后辈都不会忘记这三位老人对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巨大贡献。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自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学派意识和学派传统的恢复,并没有与前者保持同步,而是远远落后于前者,而自觉进行学派建设的更是不多。这也不奇怪,因为当时更为紧迫的是前者,可以说百废待举,而且一些老社会学家对恢复和重建社会学还有疑虑,有的甚至还惊魂未定,采取回避的态度。总之,无论在客观上或主观上,恢复学派的问题还没有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历史的原因。

即使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社会学家,事实上是在做着发扬学派传统、推动新的学派建设的工作,如,他20多次实地调查江村经济社会生活,探讨中国农民出路和发展问题,形成的“小城镇理论”;作为费孝通“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中华民族结构的一个高度概括”而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等,他都没有从学派的角度来谈论、来阐发,从中可以看到,他对学派问题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在费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提出了“文化自觉”论、“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以及“新型文化文明观”等理论。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存在一个名副其实的“费孝通学派”。这个学派提出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对中国社会研究的深化。但是我们还是看到,费先生很少从学派的角度谈问题。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

在2012年8月18日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的颁奖仪式上,我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曾强调了费先生对中国学派建设的贡献,既包括他对中国社会学前期的贡献,也着重指出了他在社会学重建后进一步创造了自己的学派,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我还指出,今后中国社会学需要更多体现时代精神的学派,相互进行争鸣,推动中国社会学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大约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学派意识不强,自觉进行学派建设不多,除了历史原因,还有学术原因。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实用品格”。对此,谢立中教授曾做过分析:在中国改革开放、重建社会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各种原因,社会学工作者对社会学理论的兴趣和自觉意识都不是很强。这种状况导致中国社会学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实用品格”。毋庸置疑,这种“实用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社会学学术水平的提升。② 他认为,这种状况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