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社会化 郑杭生 杨敏:个人的当代形貌:社会化理论的世纪挑战

[ 摘 要 ] 我们处在社会学创始以来又一个极为复杂的时期。现时现代性穿越了以往的束缚,追求更加自由、轻快和流畅的节奏,我们的生活也持续巨变。短暂的需要取代了对永恒的向往,流动变化比稳定持久更具有常态性,社会和集体的事业离开了传统航道,个人境遇也更为不确定和难以预见。

这些再次提示我们:传统理论的基础并非想象中那样牢不可破,反观传统、审查经典、重建理论视野和思维轨道永远是必要的。这种“反向而行”的过程能够显露传统理论对人本身价值目标的忽略和背离。

在当代,人的主体性发展穿越了“个体化”、“个性化”阶段,迈进了“个人化”里程,这是当代个人的对这个变迁时代的实践回应,也是现时代个人与以往时代个人的标识性区别。

这种分析显示了,人是新型现代性和社会工程的主体,他通过这一过程施展才能、发挥创造性、型塑历史,实现自己的期待、享受自己的生活。这是蕴含于我们时代自身的以人为本的源泉,也是人本型、创新型和未来型社会化理论的现实支撑。于是,如何型塑具有时代精神的精英和社会财富的继承者,托起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希望,也就再次成为理论社会学与时代和实践的一个交汇点。

[ 关键词 ] 旧式现代性;传统社会化理论;新型现代性;人的主体性;个人化;新型社会化理论

经典的价值是永久的。因为,经典能够以开放的姿态来迎接和应对变化时代的挑战,通过对自我的更新而成为永久。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所具有的一种品质。在 19 世纪,社会生活步入现代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独特的理论体系记述了这一空前变迁,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制度对人的丰富内涵的剥蚀,使得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褪变成了获得经济剩余、实现资本积累的工具,揭示了这种社会制度再生产的特殊基础——劳动与劳动者的异化。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阐发了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人 通过 自我的能动实践,构建起“生产者的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形成相依和互促; 这样的社会足以真正容纳 每一个人的本质,包括他的“活动”、“生活”、“享受”和“财富”。这些思想一再展示着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经久不衰的魅力。

在当代, 全球化过程对现代以来的社会秩序和规则体系、社会利益关系及人们的交往关系体系不断造成根本性的冲击,财富的创造、积累和分享在极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现代性早期的状态和方式,社会生产、分工和分化以及结构转型对于劳动体系的深度影响,高科技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渗透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化过程等,都增加了个人生活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在人们深感彼此更难以复制出相同的经历和体验的同时,构筑和分享共同的生活也就更为意义重大。正是社会生活的这些最新变化牵动着社会学理论的现时关怀。对当代社会与个人的再度观察和分析,对传统理论的根基和构架的再行审视,对人的主体性当代进程的探查,能够使我们以新的理论眼光去领略和开发以人为本的时代意涵。

一、社会学理论的基石及其世纪挑战

对于经典的挑战往往是基础性的,涉及到理论的深层和基石部分;对于经典的更新有赖于我们思维方式的更新,我们对待基础理论的态度首先应当给予反思和批评。这是使我们的视野和理路发生调整和转变的前提。

(一)传统社会化理论:奠基性、时代个性及其问题

社会学理论的一块基石 布赖恩·特纳这样认为:社会作为一种不同于私人世界和国家的领域,它的兴起促成了三块不同的核心问题域,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个体的社会化,知识的理性以及权力的合法化。他又指出,个体的社会化(或者说社会主体性),知识的理性以及权力的合法化,这三个问题将被视为现代社会理论的规定性特征 [ [1] ](P32 、 33) 。在特纳看来,在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解释的三块“核心问题域”,社会化理论是处于第一位的。同样,在“现代社会理论的规定性特征”中,社会化理论被视为首要的特征。应当说,特纳对社会化理论的这种评论并不为过,因为,在一些最富声名的社会学家的思想中,这一理论确是西方社会学的一块基石。

譬如,迪尔凯姆曾指出:我们研究的起点,就是要考察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个人越变得自主,他就会越来越依赖社会?为什么在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却越加紧密?尽管这两者看似矛盾,但它们亦步亦趋地活动却是不容反驳的事实 [ [2] ](P11) 。显然,所谓“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问题”正是人的社会化问题,而个人的自主性与他对社会依赖的同步发展,正表明了社会化理论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有关社会化的思考不仅是迪尔凯姆 的“研究起点”,而且一直贯穿在他 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之中。

对于帕森斯来说,人的社会化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他毕生致力于解答的 “社会系统如何实现自身整合”这一问题中,思考的焦点始终没有离开过个人。通过个人的可整合性与社会系统的一体性、人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均衡与稳定,个人的心智活动与社会的宏观结构等等分析,跨越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将个人行动与社会系统、行动意义与秩序规范、角色行为与制度化模式、人格结构与文化系统、社会化与社会控制、角色互动模式与社会变迁等,融入到一个巨型理论之中,“囊括”了此前社会学的各种不同传统。按照亚历山大的评论,帕森斯“创立了当代社会学论战的框架” [ [3] ](P15) 。

其他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如齐美尔,着重探讨了社会交往如何使个人属性转变为了社会现象,发展出共同的生活;韦伯阐述了现代性的总体文化趋势以及社会与个人不断增长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如何将现代人变为了理性化铁笼的囚徒;库利对个人的早期社会化以及初级群体的特殊作用做出了奠基性的研究;米德分析了自我观念在社会互动中的发生和形成过程,强调了符号互动能力在人的自我发展和角色社会化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等等。正是在这些努力所建构的基础之上,逐渐汇聚成了社会化理论,构筑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基石。

理论的时代标记及其问题的隐伏 时代的实践 是一切伟大思想的来源, 也是冶炼知识精华、锻铸理论经典的熔炉。正是在早期现代性的熔炉中、运用当时社会变迁的实践素材,经典社会学家建构了传统社会化理论。同时,这一过程也留下了时代的标记,必然在理论的价值取向、主导理念、基本内容及未来问题等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旧式现代性与传统社会化理论的价值取向。随着前现代社会秩序的迅速崩解,各个初始群体、传统社区和社会之间的区隔也逐渐消融,以往狭小、松散、孤立的自然社会被熔聚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约从 19 世纪始到 20 世纪中后期,现代性以全速扩展和推进,现代社会也经历了最为关键的建构阶段。在这一阶段上, “人的独立性” 不得不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马克思),以对自然事物的掠夺、控制和转化为前提条件。这种趋向严重地腐蚀了现代性变迁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意义,导致了这一过程的陈旧和倒逆的实质——现代性的人为工程变为了目的本身,人却成了实现这一工程的手段和工具,他已经丧失了实践主体的身份,在社会工程的狂飙突进之中完全销声匿迹了。

这种时代特征融入了经典时期的学术主潮,确定了传统社会化理论的价值取向——人的社会化过程并不是体现人的本身的目的、追求人的主体性价值,而是在于如何使人更加适合人为工程的需要、更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手段性和工具性作用。

其次,社会的组织化和集体化与传统社会化理论的主导理念。现代人为工程的实施也是强化个人间及群体间的功能依联,形成各种大型社会组织和集体的过程。回视 19 世纪到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历史,不难看出,社会生活的集合性主要是通过集体和组织的方式来展现的,大型社会集团和组织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发挥了支配性的作用,从资源、技术和运作方面为社会的结构化和系统化提供了实际支撑。在这个以集体行动构建社会的时代,现代个人正是立存于这种“集体化的社会”之中的 [ [4] ] 。

这种社会特征构成了传统社会化理论主导理念。对于当时的社会学家来说,如何使个人的自我个性、利益要求和选择汇入到社会的集体行动过程,实现组织和集体的目标期待,是社会化理论必须予以回答和阐述的重要内容。

其三,组织和集体的行动意志与传统社会化理论的基本目的。这是个人与集体的联盟最为牢固的时期。一方面,组织和集体按照自己的目标,以某种价值观、文化方式、人为设计和安排、技术性设置等来教化和调节个人,这种意志过程所建构的集体性事实,形成了对个人的生活、劳动、参与和分享的吸纳机制。另一方面,个人也在共同生活中获得了生存的保障,发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建立起了自我的信念和理想,集体几乎是能够承载个人的全部生活的唯一载体。这种“归化”和“被归化”过程使集体与个人结下了神圣的盟约,将两者的命运紧紧地捆缚在了一起。

于是,如何建构和维系个人与组织和集体的这种牢不可破的关系,折射在传统社会化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中。譬如,关于人的个性形成、文化传递、技能学习和发展以及“生命历程”分析范式,关于个人的角色化、功能化、模式化和标准化论述,都贯穿了对于个人必须具备的组织和集体性能的阐述。

显然,旧式现代性、社会工程的目的和价值需要、社会组织和集体的支配性地位等等,构成了传统社会化理论的实践基础,也提供了这一理论得以展开的具体空间,与此同时也隐伏了理论在未来将遭遇的问题。

(二)“社会的集体化”与人的社会化理论

从现代性早期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大型社会组织和集体一直是现代社会的整体性、结构性、和谐性的支柱,也曾经是个人生活的归依和安身立命的基础。“社会的集体化”与“集体化的个人”的这种内在联系,形成了传统社会化理论的聚焦内容。

譬如,迪尔凯姆极为强调社会次级群体对于人的社会化以及社会团结的关键性作用,他深信,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到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 [ [5] ](P40) 。为此, 迪尔凯姆思考了促成社会整合的三大重要机制:集体良知、国家、社会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作用,其中,“集体性”是这三大机制共有的关键词。不仅如此,“集体性”实际上也是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宗教社会学和经验实证研究中的一个贯通性思想。

帕森斯关注于社会系统如何解决自身的整合问题。为此,他阐述了社会系统自身必须具备的两大均衡机制——社会化和社会控制,着力说明了这两大机制的作用,个人成为了专门化的功能个体和单位行动者,作为公民、国民或法人被“化”入社会系统的过程,同时,社会本身也通过精巧的设计和技术运作,成为了能够实现自我控制和均衡的制度化和结构化系统。尽管帕森斯像许多西方社会学家那样,崇尚人的个性解放、肯定个人的自我价值,然而他的基本阐述仍然是,个人的追求、行动意志、行动目标、能动性努力、情境解释的所有指向,都将服从于社会行动系统的功能需要,成为社会模式化体系中的构成部分。

传统社会化理论的另一位奠基人——米德,在关于人的自我和角色的论述中,极为强调社会共同体、共享价值观对行动过程的普遍支配作用,认为社会有组织的协调能力所产生的“选择压力”,促使个体使自己适应于社会环境和组织模式。他认为,个人由感知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形成自我,并进行选择的权衡,这些人际实践使社会组织得以建立和维持,并使社会结构得到复制。

舒茨是以普通人及其生活世界为研究主题的社会学家。他阐述了,生活世界是不同的行动者相互理解所形成的一种制度化结构,普通人运用自己的库存知识对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进行处理,使情境标准化、具体事件例行化。对此,乔纳森·特纳尖锐地批评道:舒茨的观点还是强调了限制,规范、价值观、信仰、角色是一个人从内心、或有必要时则公开对情境作解释的重要部分,它们整理了经验和行动方式 [ [6] ](P515) 。

总起来说,传统社会化理论作为一块理论基石, 其深刻影响和渗透力度是其他基础理论很难相比的。迄今为止,这一 理论仍然是极有影响的社会学基础理论之一。今天,我们很难说这一理论体现了“人本”原则——这一原则本应是社会学理论的根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