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契诃夫原文 童道明谈契诃夫:一个可爱的作者 一颗善良的心

201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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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于2019年6月27日上午9时,在中日友好医院逝世,享年82岁.童道明是契诃夫研究专家,被称为中国最懂契诃夫的人.他一生翻译了许多契诃夫的作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曾出版两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牵小狗的女人><套中人>,由童道明先生精心翻译并作序,序言中,童先生深情地书写了契诃夫的作品和为人.今天,我们想通过童先生谈契诃夫的这篇文章,表达我们无尽的追思和哀悼.变色龙契诃夫原文 童道明谈契诃夫:一个可爱的作者 一颗善良的心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于2019年6月27日上午9时,在中日友好医院逝世,享年82岁。

童道明是契诃夫研究专家,被称为中国最懂契诃夫的人。他一生翻译了许多契诃夫的作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曾出版两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牵小狗的女人》《套中人》,由童道明先生精心翻译并作序,序言中,童先生深情地书写了契诃夫的作品和为人。今天,我们想通过童先生谈契诃夫的这篇文章,表达我们无尽的追思和哀悼。

变色龙契诃夫原文 童道明谈契诃夫:一个可爱的作者 一颗善良的心

童道明

童道明( 1937 - 2019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翻译家、戏剧评论家。

契诃夫:如此的光明,如此的柔情

童道明

契诃夫是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那时他还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的学生,作品以幽默小品居多,都用笔名发表,用得最多的笔名是安·契洪特,因此也有学者把契诃夫创作的第一个时期称作“契洪特时期”。

变色龙契诃夫原文 童道明谈契诃夫:一个可爱的作者 一颗善良的心

这个时期也有公认的几篇传世佳作,如《一个官员的死亡》(1883)、《胖子和瘦子》(1883)。这两个尽管篇幅不长但人物形象刻画得极为鲜明的作品,也凸显了青年契诃夫一项道德诉求——“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1879年4月6日致弟弟米沙信)

变色龙契诃夫原文 童道明谈契诃夫:一个可爱的作者 一颗善良的心

“一个小官”在一位将军面前的恐惧,一个“瘦子”在一个“胖子”面前的谄媚,都是“在人群中”丢掉了“自己的尊严”。契诃夫怀着悲悯之情,摹写了两个小人物在所谓的大人物面前丧失“自己的尊严”的过程,让人悯笑,也让人思索。

契诃夫小说创作的新阶段是哪一个作品作为标志的?学界大致有两个选择。

一种观点是把《猎人》(1885)视为新阶段的开端。

这篇小说,一反先前的幽默小品笔法,开始有了气韵生动的抒情。《猎人》的开头是一段情景交融的文字:

“一个酷热难耐的中午,空中没有一点云彩……被太阳晒枯了的青草,神情愁苦、绝望……森林默默地挺立着,纹丝不动,好像是用树梢往某处眺望着,或是在期待着什么。”

文学前辈格利戈罗维奇(1822—1899)读过《猎人》后,于1886年3月25日给契诃夫写信,对契诃夫的才华表示激赏,这是俄国文坛前辈对契诃夫的头一次眷顾和“发现”。

另一种观点是把《苦恼》(1886)视为契诃夫创作的转折点。《苦恼》一出现,人们发现:先前编写幽默故事的契洪特,变成了咀嚼人类苦恼的契诃夫。

《苦恼》的题词来自《圣经》:“我向谁去诉说我的痛苦?”小说主人公马车夫姚纳的儿子刚死去不久,他要把心中的丧子之痛向人倾诉,但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倾听他心中的苦恼,于是,姚纳最后不得不把他的全部痛苦诉说给那匹他饲养的小母马听。小说的结尾,竟是这样一句:

“小母马嚼着草,倾听着,朝自己主人的手上喷着热气……姚纳讲得出了神,把所有要说的话,统统讲给了它听。”

“人与人的隔膜”,后来成了20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契诃夫是这一文学主题的开启者。

契诃夫生于1860年,俄罗斯的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开始了。比契诃夫小三岁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自传《我的艺术生活》中这样开篇:“我于1863年出生于莫斯科,那正是两个时代交接的时期……我亲眼看到在俄罗斯出现了铁路……”

契诃夫(1860-1904),全名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巨匠、剧作家,与法国的莫泊桑和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俄罗斯的现代化是从修铁路开始的。小说《灯火》(1888)的主人公阿纳尼耶夫就是个修铁路的工程师,而第一人称的“我”正“身处于一条刚刚开工修建的铁路线上”,那一片满地狼藉的工地,“被黑暗染成一种最单调的颜色,给这片大地平添了一种奇怪的、野蛮的景象……”

修铁路就需要枕木,就需要砍树。俄罗斯森林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遭遇到了空前的劫难,随之而来的,是河流枯竭、鸟兽绝迹。而契诃夫最早通过文学作品发出了生态危机的警告。从这个意义而言,《牧笛》(1887)也是一篇标志性的作品。

《牧笛》写一个田庄管家和一个会吹牧笛的老牧人在树林里的相遇,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说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树木少了,河水小了,鸟兽不见了。小说最后以悲凉的牧笛声终结:

“当牧笛的最高音颤抖地在天空中飘过,宛如一个哭泣着的人的悲鸣,他(即田庄管家)感到无比的痛苦,也为大自然的无序感到委屈。”

伴随着自然界的生态危机的,还有人的精神危机。契诃夫发现了一个当时还很少有人说清楚的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因为贫穷而痛苦,但也有人因为拥有财富而痛苦。小说《出诊》(1898)就写了一个人因为拥有财富而痛苦的故事。

医生柯罗廖夫去到一个拥有五座厂房的工厂主家“出诊”,工厂主的千金小姐丽扎得了个怪病,任凭吃什么药都不见效。医生在这个工厂里盘桓了几天后终于明白,“她应该尽快摆脱这五座厂房和她可能继承的百万家产,应该摆脱那个每晚都监视着她的魔鬼……”

在表现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方面,《醋栗》(1898)也是个代表作。它写了一个因沉溺于世俗的物质享受而丧失了精神追求的庸人。这位名叫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庸人,把一生的追求定位在能吃到自己庄园生长出来的醋栗。最后他如愿以偿了:“尼古拉·伊凡内奇笑了,他默默地瞧了醋栗一分钟,含着眼泪——由于激动,他一时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把一粒醋栗放进口中……高兴地说:‘多么好吃!’”

1890年,契诃夫作了一次艰辛的远行——到流放犯人聚居地萨哈林岛逗留考察了三个月零两天。带着从人间地狱归来的印象,他写作了《第六病室》(1892)。这个收治精神病人的“第六病室”,就是一个从精神到肉体奴役着良善的社会精英的“人间地狱”。

《第六病室》也许是契诃夫写作的调子最为灰暗的小说,这是因为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自己,为自己的黑暗害怕。少年列宁读完《第六病室》之后,甚至感觉到自己似乎也置身到了这个“第六病室。”

从地狱般的萨哈林岛归来之后,契诃夫更加感受到自由的可贵。

《套中人》(1898)也许是契诃夫的一个最有知名度的小说。那个“即便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出门,也穿上套鞋,带上两伞”的别里科夫,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套子”是个象征,象征着一切束缚着人的陈规陋习,这个“极力把自己的思想装在套子里”的“套中人”,实际上也是一个最最不自由的人。

《套中人》

[俄罗斯]契诃夫/著

童道明/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万幸,别里科夫后来死了,“套中人”的死亡,伴随着小说收尾时唱出的自由之歌:“啊嘿,自由,自由!甚至仅仅是对自由的某种暗示,甚至是对自由的微小希望,都能给灵魂插上翅膀,难道不是这样?”

契诃夫一般不给自己的作品作评价,但蒲宁的回忆录里却记录了一段契诃夫表示偏爱《大学生》(1894)的自白:“我算什么‘忧郁的人’……我算什么‘悲观主义者’?要知道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短篇小说就是《大学生》。”

大学生伊凡归家途中,走进了一个有母女两个村姑经营的菜园子。在烧得正旺的篝火旁,伊凡给她俩讲了耶稣受难的故事。母女二人听了之后都受到了感动,流出了眼泪,大学生因此受到了鼓舞,因为他由此想到“过去与现在是由一连串连绵不断、由此及彼的事件联系起来的”,想到那一千九百年前曾“指引过人类生活的真与美,直到今天还在连续不断地指引着人类生活”。

这是契诃夫的乐观主义。

契诃夫早期小说的知名主人公都是男性,从1885年起,他便越发关注女性形象的塑造,而且还发表了应该如何描写女人的心得体会:“应该这样描写女人,让读者感觉到您是敞开了背心,解掉了领带在写作。描写大自然也应如此。请把自由交给自己!”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用“如此的光明,如此的柔情”来形容契诃夫的形象特征。难怪契诃夫能写出像纳金卡(《玩笑》,1886)、阿纽塔(《阿纽塔》,1886)、米修司(《带阁楼的房子》,1896)等心灵如此美好的少女。

还有那个让人爱怜的索菲娅(《大小瓦洛佳》,1893),还有愿意将“别人的不幸”当成自己的不幸的维罗奇卡(《别人的不幸》,1886),更不要说那个已经向着光明的新生活迎面走去的《未婚妻》(1903)的女主人公了。

随着女性形象的涌现,爱情题材也随之而出现。契诃夫的作品中,少有美满的爱情结局,像独幕剧《求婚》中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在小说中少见。

契诃夫写得最让人动情的,倒是一些“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故事。如《薇罗奇卡》(1887),《带阁楼的房子》(1896)等。

如果要说契诃夫倾全力抒写爱情的小说,那就是《牵小狗的女人》(1899)了。但契诃夫并没有着墨去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肌肤之亲。他着力要表现的,是当真正的爱情在人的心中萌生之后,人的精神会发生什么样的升华。

《牵小狗的女人》

[俄罗斯]契诃夫/著

童道明/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关于爱情》(1898)也写了一个未获正果的暗恋在心的故事。只是到了男女主人公要分手的时候,才相互表白了爱情。这时,主人公才“怀着心中的灼痛终于明白:所有那些曾经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不必要,多么的自欺欺人……当你爱着,对于这份爱情,你就得超越所谓的幸福或不幸、罪孽或善行的通俗观念,去作更高层次的思考,或者干脆不作思考”。

1960年,全世界都在纪念契诃夫诞生一百周年。俄罗斯作家爱伦堡写了本名叫《重读契诃夫》的书。爱伦堡从契诃夫的无以伦比的谦虚的秉性说起,认为契诃夫的简洁的文风也和他的谦逊的人格不无关系。

然后又说起契诃夫的无往而不可爱的善良,把“文如其人”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爱伦堡断言:“如果契诃夫没有他那少有的善良,就写不出后来他写出来的那些作品。”

1960年我初读《重读契诃夫》,并没有十分在意爱伦堡的这句断言,20年后当我重读《重读契诃夫》,才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弥足珍贵。因为的确是这样的:不管我们阅读契诃夫的什么作品,我们都能感觉到在我们谈到的这些文字后,有一个可爱的作者的存在,感觉到有一颗善良的心在跳动。

注:本文系童道明为《牵小狗的女人》《套中人》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