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老红军战士那些你所不知道的传奇

发布时间:2021-04-28 发表于话题:活着的体育传奇人物 点击:286 当前位置:比乐族 > 综合 > 历史 > 重庆老红军战士那些你所不知道的传奇 手机阅读

郭敬书

罗自镛

苏克

颜本善

  今天是第84个建军节。曾经在枪林弹雨中戎马一生、为共和国成立甘洒热血的老红军战士们,或已渐行渐远,或是风烛残年,但他们的人生足以被历史铭记,足以让后人敬仰!据悉,依然健在并生活在山城的老红军,只有40多人,最年长者逾百岁。重庆晚报记者采访了其中4位老红军,重温他们血与火的青春岁月,并特此向他们致敬———

  郭敬书:潜伏山城的“余则成”

  尽管躺在病床上已不能亲自读书看报,但92岁的郭敬书老人,仍要求爱人何文俊每天读报给他听———他希望尽可能多地掌握时事消息,就像年轻时一样———年轻时,他是潜伏在山城的“余则成”!

  故事

  郭敬书1936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被秘密派往重庆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监察院工作人员,其组织关系事后转到了位于红岩村的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由荣高棠同志单线直接领导。

  当年,除了表面上每天都在国民党监察院工作外,郭敬书每个月总要抽出一天时间,暗中前往南方局交纳党费、汇报工作和领取新任务———红岩村南方局有棵阴阳树分界,一边进入八路军办事处,另一边则进入国民党办公点。

  在“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必须十分谨慎小心,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1944年的一个雨天,郭敬书不仅打着一把伞,还刻意带了一顶帽子,把帽檐压得很低以遮挡住面部,进入了八路军办事处办完事。午饭后,郭敬书准备离开,却被荣高棠拉住,带到了一个人的面前———此人正是董必武。

  “现在有个人一直在盯住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你此时若出去,肯定会被特务跟踪,身份必然暴露,我党的地下工作就危险了!所以,你现在不能走!”郭敬书说,站在楼上透过窗帘掩护、顺着董必武的视线望去,果然对面有眼线。

  怎么脱身?“晚上,我会坐车进城,他们不会拦我的车,你就坐在我的车内和我一起出去!”董必武和办事处同志谋划了方案———于是,当晚,郭敬书跟随董必武乘车离开。抵达人烟稀少的李子坝后,董必武指示关掉车灯,郭敬书趁机下车离开,成功脱险。

  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地下党在国民政府审计部成立了员工福利委员会。受党指派,郭敬书又来到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部工作。南京即将解放时,为了防止敌人把审计部内的财产破坏或运走,他和同事借口防止前线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抢劫员工家属的财物,迅速把审计部家属宿舍的大门用砖头封闭起来,成功封存了审计部家属大院内的三部小汽车,使其解放后成为了人民的财产,并圆满完成了任务。

  文化大革命期间,郭敬书曾一度被批斗为假党员甚至特务。此事反映至北京,荣高棠回复“小郭,是真共产党员”,这才恢复了他的名誉。
  罗自镛:与重庆人结成红军伉俪

  如今,在老年公寓,不少老年朋友至今不知道罗老的革命生涯。他们只知道这位拄着拐杖、满头银发的老人,特别爱唱诸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团结就是力量》之类的红歌———“今年老年公寓排练唱红歌,罗大姐亲自当指挥、当老师,教大家唱红歌。十几首红歌,她能一字不差、声如洪钟地唱完!”80岁的邻居陶慧兰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

  照顾罗老生活的儿子温后胜告诉重庆晚报记者,母亲早已不爱再对人回忆诉说自己的红军生涯,她更乐于朝前看,比如听新闻广播、看文艺演出,甚至是听超女唱英文歌。不过,只要电视荧屏出现了红歌旋律,母亲就会特别安静,闭上眼睛随歌哼唱,仿佛是在回忆自己的青春年代———“母亲曾说:这些歌,是与他们生命相伴的歌,永远都那么动听和深情。”

  故事

  罗自镛1936年参加红军。同年11月,曾在重庆抗日救亡运动高擎先锋大旗的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罗自镛负责联合会的宣传工作,并结识了后来的丈夫、负责联合会组织工作的温田丰(原名温嗣翔),成就了一对红军伉俪的佳话。

  温田丰,祖籍重庆,年轻时投身革命,上世纪30年代初主编重庆《商务日报》副刊。温田丰曾赴延安,并三次采访毛主席。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正是温田丰的入党介绍人。

  参加红军后,罗自镛与丈夫温田丰比翼双飞,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淞沪抗战、淮海战役、太原战役的救护和后勤保障工作,后随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回到重庆并安居于此。

  苏克:孤身劝降80个伪军

  90岁高龄的苏克,是受访的4位老红军中最年轻的一位。戎马一生的他,尽管早已白发苍苍,但依然精神矍烁、声如洪钟,只是68年前受的腰伤,让他坐久了就有些涨痛,不得不需要按摩一阵……

  故事

  1921年出生于山西的苏克,1936年投身革命时,便在薄一波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担任协助员、连指导员。

  1942年5月,时任山西阳城四区区委书记的苏克与10名战士在暖站村遭遇数百日本鬼子。眼看躲无可躲,张排长端起枪朝鬼子扫射,并大喊:“兄弟们,给老子打!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顿时,机枪声大作。鬼子还没回过神来,就倒了10多个。然而,双方力量悬殊,苏克等人被迫撤退……期间,一枚迫击炮弹落下,炸伤了他的腰,血流不止。

  “当时,两个战士一左一右架着我往前跑!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快点跑’,并且约定:要是落在鬼子手里,就是相互打死对方也不当俘虏!”跑了一个多小时,苏克方才脱险———此次战斗,战士牺牲4人,被俘2人;活着逃出来的5人中有3个负伤……

  时至今日,苏克仍忘不了撤退时残酷的场面:一位子弹耗尽的战士被四五个鬼子逼到墙角,仍愤怒地叫骂着,鬼子几把刺刀齐刷刷地捅进了他的身体;勇猛的张排长英勇牺牲……

  1945年4月,苏克率队逼近了80个伪军把守的安阳炮楼———拿下安阳炮楼,就切断了日军的公路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炮楼里的兄弟们,日寇败局已定,你们要认清形势,起义投诚!”苏克大声朝炮楼喊,“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冤家多一堵墙!”

  终于,楼上有人探出头问:“你是不是苏克?”苏克觉得声音很熟悉,反问:“你是不是便衣队长张大才?为了这么多兄弟的性命,我想和你单独谈谈!你若不下来,我可以上去!”

  苏克揣着一把上满子弹的短枪和一枚手榴弹,独上炮楼。事后,他说,当伪军只是为了活命和混口饭吃,死心踏地当汉奸的人很少,只要晓以厉害,敌为我用完全有可能。

  正是凭借超人的胆识和智慧,苏克孤身一人进入炮楼,兵不血刃地劝降伪军。安阳敌军最后一个坚固的堡垒土崩瓦解,安阳一带宣告解放。在这场战斗中,我军劝降投诚伪军80多名,缴获各式步枪38枝,短枪3支,日造手榴弹15箱及大量军用物资。
  颜本善:14岁扛起了红缨枪

  因为心肌梗塞,现年93岁的颜本善,已在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近3年。陪伴他的,除了护工陈阿姨,还有每天一张《重庆日报》和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现在,颜老最爱看的就是读新版《党史》,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此外,他还把很多报道国家建设、部队建设的新闻,做成了剪报。

  故事

  颜本善,1919年8月生于四川南江,1934年2月加入红军时,他才14岁,扛起红缨枪先进儿童团,后升任儿童团团长一职,再加入红四方面军,后来随部队过了三次草地,爬了两次雪山。在川康地区迂回作战一年多时间,颜本善身受三处枪伤。

  长征之后,颜本善随大军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并转战陕南、冀东革命根据地,多次参加武装斗争,曾任陕南军区督察等。1949年5月,颜本善被借调到鄂川陕边界的郧阳县,做过一段时间的县公安局长。“见了不少麻匪”,这经历有点像是姜文电影《让子弹飞》里的场景。不久,颜本善随着刘邓大军入川。“当时,地方上的土匪、部分起义又叛变的国民党士兵和潜藏敌特,乘我立足未稳之机,迅速纠集在一块儿,组成了人数多少不一的政治性土匪,打出‘反共救国抗粮’之类旗号,占山称王,同我们展开了游击战。”一时间,几乎川南各县都有一两股以上这样的土匪,每股人数由几十人至几千人不等,其活动的中心目标便是竭力破坏征粮工作,以断我生路。因此,要征粮就必须先剿匪。

  颜老说,当时,西南局把这场以征粮剿匪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斗争比喻为第二次淮海战役,他也直接投入到征粮剿匪第一线。重庆解放后,颜本善历任南岸区法院院长、副区长、渝中区政协副主席,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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