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省部官多破格提拔14年升副部百余高官6位正部

60后省部官多破格提拔14年升副部 百余高官6位正部

    1963年4月出生的胡春华,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评社北京4月25日电/4月11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任命苏树林为福建省副省长、代省长,接受黄小晶辞去福建省长职务。从庞大的石化王国———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到代省长,苏树林被关注的,不仅有“国企高管从政”现象,49岁成为正部级高官也备受瞩目。 

羊城晚报报道,省部级干部中,“60后”已不少见。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俊生教授认为,“60后”省部级高官将会越来越多。不过这是正常的代际变动,因为随着岁月流逝,一些现任省部官员达到任职年限,将退居二线。 

稳扎稳打 

出了六个“60后”正部 

公开资料统计发现,目前党政机关“60后”正部级官员还有:1960年4月出生的周强,现任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61年8月出生的努尔.白克力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1963年4月出生的胡春华,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1963年9月出生的孙政才现任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67年6月出生的陆昊,现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这六人中,胡春华北大毕业后就来到西藏,一干就是14年,从普通工作人员成长为正厅级干部;孙政才大学毕业后,历任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室副主任、土肥所所长、所党支部书记、副院长、院党委副书记,从事10多年科研工作后才“转行”从政;陆昊本科毕业后,开始在北京清河制呢厂厂长室工作,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而1962年3月出生的苏树林从大学毕业后,也一直在石油系统工作,自1983年累积升迁至现任职位。 

10年之前 

已有“60后”省部官员 

今年,1960年后出生的人,最年长者不过51岁。不过早在10年前,已经有“60后”出现在省部官员里。 

以六位党政机关的正省官员为例,他们在40岁前就成了副部级干部,如孙政才38岁当选北京市委常委,胡春华38岁成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努尔.白克力39岁成为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陆昊不到36岁就成为北京市副市长。 

从时间上看,这六位正部官员中,早在1997年11月,37岁的周强就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成为副部级干部,1998年6月成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俊生教授曾专门对“60后”省部官员进行分析,他认为,“60后”省部官员开始增多,是中国政坛开始正常的“代际变动”。 

这些“60后”省部级官员,从职务晋升的速度来看,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60后”担任副部级领导干部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3.8岁,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至副部级的平均年限为21.3年,晋升到副部级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 

刘俊生说,从21位“60后”省部级官员的详细晋升资料分析,他们由副科晋升到正科平均年限为2.4年,正科到副处为3.4年,副处到正处为2.7年,正处到副厅为3.2年,副厅到正厅为3.7年,正厅到副部为5.1年。这说明在同一层次职务中“副”升“正”时限较短、较易,但由下一职务层次中的“正”升到上一职务层次中的“副”时限较长、较难。 

刘俊生还透露,破格次数占职务晋升次数的24.7%,几乎每位“60后”省部级官员都有破格经历,科、处、厅的六个职务层次上都有不同比例的破格晋升者。 

全国各地 

共有过百“60后”高官 

刘俊生统计发现,到2008年上半年,在党政机关中“60后”省部官员已有71人。近年来,各地相继选拔了一批年轻干部,“60后”省部官员已超过百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这两年“60后”官员增多,说明中央为干部储备所做的工作在不断加强。 

目前各省的“60后”省部级官员大都在三人左右,不过北京、天津、重庆、山东为4人,上海、西藏、新疆多达7人,湖南省也有6人,而且大多位居常委或政府中的要职。 

虽然年轻,但他们实际上也已经历了长时间历练。2008年9月,43岁的秦宜智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实际上这位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从车间技术员做起,已经历了20年的磨砺。 

具体分析各省“60后”省部级官员的年龄,不难发现其中的分布规律:绝大多数生于1965年之前,生于1965年之后的实际不足10人。其中最年轻的是江西省副省长谢茹,她生于1968年7月,其次是生于1967年8月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邓小刚。 

有此一例 

正处升副部仅用四个月 

由于出生年代的特殊,“60后”省部级高官有着他们这代人所特有的教育经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分析,受“文革”的影响,部分“60后”未能接受到正规的中小学教育,其间不乏“学工”、“学农”的经历。但这也让这代人对改革开放之前的生活,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亲身的个人体验。而“60后”又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在中学前后迎来了改革开放。“60后”省部级高官在改革开放之后接受了正规的高等教育,有的还到国外进行学习,这无疑对他们有着正面而积极的作用。“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对他们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谢春涛说。 

“60后”省部级高官中,学习经济、法律等文科专业的占了绝对多数,而且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所占比例较大。 

每次提拔省部高官中出现“60后”,总会引起关注。其实,放眼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干部选拔,对优秀干部,不到40岁就提拔为省部级的并不少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38岁就当选安徽省副省长。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也曾越级提拔了一些年轻干部,推进干部年轻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的钱运录1944年10月出生,1982年9月从湖北大悟县委书记直接提拔为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1983年1月就升为湖北省委副书记,4个月内从正处升为副部级干部。 

晋升路径 

刘俊生统计发现,晋升副部级及以上职位,主要有六大路径:毕业直接进机关;毕业从事共青团工作后转入党政机关;在国企晋升高管后从政;在大学、科研机构从事科研晋升管理层再转机关;从新闻媒体单位、作协、军队等晋升。 

知识背景 

“60后”省部官员多为文科生,他们既对儿时经历的“文革”留有记忆,又对中学时代启动的改革开放有着切身体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接受了“文革”后的正规高等教育。 

■对话 

刘俊生谈企业高管与政府高管交叉任职——— 

“步伐可以更大一点” 

刘俊生,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长期关注中国行政改革以及公共人事制度,他所做的《“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路径分析》为各方所关注。就“60后”省部高官现象,羊城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羊城晚报:您看了那么多“60后”省部级高官的履历,您感觉,在成百上千符合条件的厅级干部中脱颖而出,他们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什么?他们履历中哪些因素、经历给您印象最深? 

刘俊生:从一名普通干部,用20年左右的时间,成长为一名省部级高官,在我看来,是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比如籍贯、毕业学校、政治面貌、任职地点、任职行业、政绩等等。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这人当处长时,刚好单位缺一位副厅干部,他刚好符合条件……这是机遇,有时可遇不可求。所以说,总体看他们能脱颖而出,是个综合因素,但总体来看,这些60后省部干部政绩都比较突出。 

羊城晚报:这些60后省部干部,他们一步步上来,破格多不多?有无经历越级提拔? 

刘俊生:按照任职年限的规定,要在40多岁成为省部级高官,都要在一些阶段破格提拔,比如,从正科升副处等。不过,我们发现,破格提拔多发生在科级、处级时。越往上,职位越少,越注重资历,破格提拔的情况就很少了。 

按现在的规定,党政机关越级提拔已经很少见了。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企业高管与政府高官交叉任职现象? 

刘俊生:多途径提拔,能丰富领导班子的结构,便于决策和管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了,但我还觉得这种步伐可以更大一点。 

现在私企老总已能当选政协副主席,为何不能在政府机关任职呢?他们最了解企业运作,让他们进入政府机关,更利于政府的管理与服务。 

羊城晚报:现在传媒高度关注60后省部级高官现象,您怎么看? 

刘俊生:这是正常的代际变动,就像10年前50后省部级干部走上前台,10年后70后省部级干部变多一样,这都是因为年龄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没什么好惊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