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道来简历】毛泽东之子毛岸红文革时被武斗致死
[导读]贺子珍清楚记得,毛毛是她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的。产后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赶来。贺子珍说:“润之,孩子生下来半个月了还没有取名。”毛泽东说:“按照岸字辈排吧,叫他岸红。”
自从1953年7月在北京与朱道来分手之后,王家珍与他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两人在共同接触的两三个月当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王家珍比朱道来小1岁多,故而叫他“道来哥”,对方则亲切地回叫“家珍弟”。使王家珍为之疑惑不解的是,朱道来在北京那么久了,已经那么多的中央领导都说过“道来就是毛毛”的话,但为何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确认,而只让道来一直生活在帅大姐家?王家珍当然无从知晓毛泽东曾经发话的情节。
王家珍从其后的通信中得知,朱道来于当年的9月插班在清华大学附中读书。1957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后来他毕了业,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再其后,他们的通信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完全中断了联系。
王家珍心里放不下朱道来,多次向原来的地址去信,可是均无回复,“道来哥”音讯全无。他也向中组部去信询问,没有结果。在无处打听的情况下,王家珍想到了黄月英和朱盛苔,于1974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
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已经74岁的老人心情沉痛地讲到:“早晓得这样,我就不让他留在北京,带回到咱们朱坊虽然下力(指种田),总留得到一条命吧。”王家珍心里一片怅然,很想对黄妈妈解释什么,可是觉得满腔的悲情无从说起……
1953年春光明媚的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电文的意思是: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前夕,有一些负责干部和红军将士将他们的子女寄养在瑞金等地的群众家里,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红军留下的孩子们。这里面特别注意找到毛泽东主席的孩子毛毛……
邵省长阅完电报,马上想起另外一件相关的事情:不久之前,居于上海的贺子珍也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泽东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群众家。那是毛泽东最为疼爱的孩子,现在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
邵式平决定亲自布置这件事。他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立即到办公室来。一个多小时之后,朱开铨来到了邵式平的办公室,邵式平起身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王家珍受命，朱开铨从邵式平办公室回到省民政厅,坐下思虑了十几分钟,忽然点着头自语地“嗯”了一声,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王家珍,这个来到省民政厅上班才两个月的年轻人,带着军人的干练作风出现在朱开铨面前。
王家珍是赣南信丰县人,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斗了3年,今年1月初带着战场上留下的两处枪伤,转业到了省民政厅。当听了朱开铨用赣南话说了找他来的缘由时,立刻感受到这是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一项艰巨任务。
更让王家珍心头蒙上沉重郁结的,是朱开铨讲到的一件事情:贺子珍的妹妹,亦即毛泽覃之妻贺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她为了寻找毛毛,于1949年11月中旬从赣南乘吉普车回来,经过泰和县桥头的丰塘村时发生车祸,汽车坠入3米多深的水沟,贺怡与古柏之子古一民当场死亡,古柏夫人曾碧漪及警卫员等三人负伤。这时的贺怡年仅38岁,正是为党工作的黄金年龄段。
对于贺子珍,王家珍是有所知晓的。那是他参军以后,听一些老战士讲到的。贺子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与毛泽东结为夫妻,两人在中央苏区共同生活、战斗了6年,生育了3个孩子。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不允许贺子珍把小孩带在身边,第一个女儿送给了龙岩的老乡,第二个孩子毛毛长征前夕留在瑞金一带,第三个孩子产后夭折。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一人居于上海,思念儿女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这位从井冈山起就历经了战火考验,长征路上为了救护红军战士身上多处负伤的革命老大姐,王家珍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同时对她充满传奇色彩而又命运多舛的遭际有着难以言表的同情。现在,组织上把这样一项任务交给自己,倘若能够完成,这不是对贺大姐最切实的帮助吗?
想到这些,王家珍心情激动地向朱开铨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哪怕走遍瑞金的村村寨寨,问遍每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一定要尽力地去找。即使毛毛不在人世了,也得把情况弄清楚,给贺大姐回报一个准确的信息。
朱开铨对王家珍的表态感到满意,在心里相信这位经过战争考验的年轻干部,是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与期望的。朱道来浮出，王家珍背着朝鲜战场带回来的军用挎包,来到了赣南腹地瑞金。
因为“掘地得金,金为瑞”,故名瑞金的这片土地,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有着独特而不凡的地位。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治国理政进行探索、实践的起源地。
在那个革命求变的年代里,党在这里创造了缔建一个崭新的赤色中国的奇迹。而红军将士们曾经在瑞金留下的妻子们、孩子们,就是留在这块红土地上神奇、神秘的一部分。当年曾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残酷战争的著名老区,在近二十载岁月的洗涤下,依然这样的年轻,充满着社会主义的青春活力。
王家珍首先找到了瑞金县县长刘辉山和副县长、红军女战士黄长娇,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工作任务。两位县长满口答应,将尽力支持、协助这项工作。第三天,刘县长在县政府主持召开了老红军、老苏区干部座谈会,在县城工作的十六七位老红军参加了座谈会。
他们纷纷打开记忆的匣子,回忆红军长征之前,某某首长把孩子寄养在某某老乡的家里。但是对于毛毛留在什么地方却是无人知晓。老红军们在发言中都讲到:当年红军留下孩子的事,都是秘密进行的,为的是怕消息泄漏出去带来国民党加害的危险,因此一般没有人知道。
而且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军队由反动民团配合,在红区实行一次又一次的剿杀,许许多多的红军后代被杀害了,即使有幸存下来的,在那个灾荒频发、病疫又多的年代里,有多少红军子女能活到现在,这是可想而知的。
在座谈会上坐了半天的王家珍听到这些情况,心里凉了半截,因为老红军们对于毛毛的下落提供不了一点线索。一个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县份,方圆二三百里,居住着30多万人口,到哪儿去打听毛毛?村村寨寨走得完吗?王家珍心中一片沉重,但他再难也要寻找的决心却丝毫没有退缩。
“只有走下去,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王家珍带着这样的想法,独自开始了一村又一村的调查了解。然而1个半月过去,走过的村庄七八十个,仍然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音信。
心头终日盘旋这件事的王家珍,有一天萌生了去档案馆查找历史资料的想法。果然,他在县档案馆收藏的1934年《瑞金县志》看到了这样的记事:“共党魁首毛贼泽东,生有一子寄留瑞邑。”虽然这段文字并不能成为什么线索,但王家珍坚信毛毛确实被寄养在瑞金。“只要毛毛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到他!”这是王家珍的心语。
一天傍晚,住在叶坪乡政府的王家珍,在村口遇上两个收工回来的农民,同他们聊谈起来。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农忽然想起来了,告诉王家珍:听说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在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孩子的父亲是一位红军的“佬子”。
无形中获得一个重要线索,王家珍大喜过望,决计第二天一早就去朱坊。
朱坊村,离叶坪乡政府所在地8华里,是个散落着200多户农家的贫困村庄。王家珍进到村里经过打听,找到了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这对50多岁的夫妇听了王家珍的发问后,几乎同时点头作答:“我们是收养过一个红军孩子,叫朱道来。
”“哦,道来他人呢?”王家珍惊喜得睁大了眼睛,心里升腾起巨大的喜悦。可是,农民夫妇的回话又让他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禁不住惊出了声音。朱盛苔神情有些悽然地回告王家珍:“道来他,被人领到南京去了。”
毛毛被寄养，王家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对朱盛苔夫妇说道:“大叔、大婶,你们坐下慢慢说吧。”
已经逝去20个年头的往事,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朱盛苔、黄月英的脑子里,夫妇俩怀着复杂的心情,互相加以补充,形成对往事的叙述,让王家珍听得入神起劲。
1934年农历九月底的这几天,是包括朱坊村群众在内的瑞金人民心情沉痛难过的时日,因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风快地传遍了各地:红军的大部队已经离开瑞金,离开中央苏区十几天了!红军这么一走,国民党的部队就要打进来,老百姓就要遭大殃受大罪,这是每个人都明白的。听了这一消息的人都在心头搁上了重压,大家的心情就像打着薄霜的清晨一样阴冷。
朱盛苔一家人正在吃着刚挖的红薯煮粥,忽然门外狗吠。只见一名姓朱的乡苏维埃干部与两位红军直接进到他家。其中一位好像在哪儿见过,看样子像是红军干部,手中抱着一个裙布包着的孩子。另一位红军则提着一个包袱。听了乡干部的介绍后,抱孩子的红军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说道:“朱老乡,这是红军的一个孩子,大部队走了,我们也要去打游击,请你们帮助抚养,给你们添大麻烦了!”
朱盛苔夫妇感到太突然,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地发生了。然而,在这种时候拒绝得了吗?黄月英有些慌张地望了望丈夫,又不禁把目光投向那个孩子。她以已经是4个孩子母亲的观察,判断这是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孩子。虽然他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这时候还在因为舍不得离开亲人无声乏力地抽泣着,但掩饰不了那种机灵、调皮的模样和气质。
小家伙的脸型有些方正,额头很高,皮肤偏白,又红嫩得可爱。身上那件用灰布军装改做的薄袄衫,让人看得心里亲切生热。一种母爱的天性,驱使黄月英不等丈夫点首,忽然从红军干部手中接过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还用手为孩子揩去眼角的泪水。红军干部见对方的神情,脸上露出笑容,再次道谢:“大嫂,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由你们把他养大成人。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你们千万千万要保护好他,将来我们会报答你们的。”
他说完,对提着包袱的战士一努嘴,战士便把包袱放下。这时,那位乡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补充说:“盛苔,把孩子交到你家,是经过考虑的,难为你们了,我代表孩子的父母感谢你们呐!”那位红军干部再次郑重地说了一句“太感激你们了”,作为道别语,就同着乡干部和那个战士离开了。
让朱盛苔夫妇抚养这个红军的孩子,的确是区、乡苏维埃政府会同毛泽覃夫妻多次考虑作出的选择。这对夫妇在方圆一带向以忠实、厚道而著称。他们家境贫寒,已经有了两个男孩两个女儿,还有多病卧床的老母亲。但夫妇俩勤劳俭朴,自己再怎么吃苦也尽力拉扯孩子们,一家人过得清苦而又亲和。朱盛苔还参加了乡赤卫队,积极随队配合红军的反“围剿”战争,政治上一惯可靠。
朱盛苔夫妇接受了这个红军孩子后,思量着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
尽管日子过得那么艰辛,尤其在红色区域沦为敌占区后的险恶社会环境下,朱盛苔夫妇就像红军干部托付的那样,比对自己孩子还要真情地抚养小道来。让夫妇俩为之担忧愁虑的,是小道来的人身安全。苏区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要保护好一个红军的后代,是多么地不容易!
毕竟村里有人知道道来不是朱盛苔的亲生血脉,那个长着酒糟鼻子的本族保长就是这样。为了求得这个保长的遮盖和庇护,朱盛苔只得紧勒裤带,省吃俭用,用钱来堵住他的口。好在此人虽说是个棺材里的人伸手——死要钱,但还讲信用。他答应为朱家保守这个秘密,但要100担谷子或200块银洋!朱盛苔夫妇被这个数字吓得张开嘴半晌合不拢,头皮一阵紧一阵地发麻,可他们头脑还是清醒的,咬着牙答应了。
朱家变卖了所有能换钱的家产,又四处向亲戚告借,总算凑齐了本族保长的“保密费”。虽说这样,夫妇俩还是万分小心地提防着国民党军队的突然搜查。1935年2月的一天夜晚,老天下着米子雪粒,天气格外寒冷。熟睡中的朱盛苔突然被村口一片狗吠惊醒过来,知道国民党军进村搜查,便急忙披上衣服,抱着用小薄被包裹的小道来,拖上布鞋走出家门,来到村外3里的小庙里,躲避到天亮后才回家。衣着单薄的朱盛苔被冻得生了一场大病。
在之后的整整19年中,朱盛苔夫妇为小道来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为带他所吃的苦比自己5个孩子加起来的苦还要多!道来在朱家成了父母的“宠儿”,上完了小学后又读了中学……
就在王家珍来到瑞金的前两个月,一件让朱盛苔夫妇无法意想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从南京来的中年妇女,名叫朱月倩,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他们的一个小男孩也留在瑞金。
朱月倩后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飞行员。她说这次来就是找儿子的,瑞金县民政部门派人把她带到朱盛苔家,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道来带到南京去。
朱盛苔和黄月英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因为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只是尽到了这份责任,既然现在有人认领,就应该交回给人家。再说让道来到南京去,肯定比在瑞金乡下要好得多了。为着孩子今后的前途,夫妇俩怀着与道来19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的血肉深情,一步一把泪水地送着告别了兄妹们的道来,离开了朱坊,离开了瑞金。
朱道来之死，自从1953年7月在北京与朱道来分手之后,王家珍与他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两人在共同接触的两三个月当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王家珍比朱道来小1岁多,故而叫他“道来哥”,对方则亲切地回叫“家珍弟”。使王家珍为之疑惑不解的是,朱道来在北京那么久了,已经那么多的中央领导都说过“道来就是毛毛”的话,但为何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确认,而只让道来一直生活在帅大姐家?王家珍当然无从知晓毛泽东曾经发话的情节。
王家珍从其后的通信中得知,朱道来于当年的9月插班在清华大学附中读书。1957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后来他毕了业,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再其后,他们的通信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完全中断了联系。
王家珍心里放不下朱道来,多次向原来的地址去信,可是均无回复,“道来哥”音讯全无。他也向中组部去信询问,没有结果。在无处打听的情况下,王家珍想到了黄月英和朱盛苔,于1974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
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已经74岁的老人心情沉痛地讲到:“早晓得这样,我就不让他留在北京,带回到咱们朱坊虽然下力(指种田),总留得到一条命吧。”王家珍心里一片怅然,很想对黄妈妈解释什么,可是觉得满腔的悲情无从说起……
最后的疑问，笔者一向从事党史资料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知道有贺怡为寻找毛毛而遇难,以及江西省民政厅一位干部为贺子珍寻找儿子的事。随着岁月的推移,笔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搞清楚了。并于今年2月,费了一番周折,打听到了王家珍的下落,与其女儿王卫红建立了联系。王家珍今年83岁,居于福州市。
多年来卧病在床,处于不可交谈的状况。通过王卫红用笔询问,只落实了他确于1953年在瑞金找到朱道来。至于那个“南京妈妈”是何名字?她的在中央苏区牺牲的丈夫姓甚名谁?朱道来是怎样死于南京等问题,已是难以问及。
今年3月初,我赴瑞金进行访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总支书记赖军陪同,来到朱坊访问朱盛苔的后人。在村里向人打听,得知朱盛苔已于1973年病故,黄月英妈妈也在1980年去世。朱家留下的老房子已是无人居住。
我们见到了朱盛苔家的邻居、今年75岁的朱荣发老人。见面后没谈上几句,朱荣发就问:“你们是来了解朱道来的吧。”笔者听后大喜过望:“你知道朱道来?”“我们小时候一起十多年哩。”接下来,按照笔者提出的询问,朱荣发对朱道来的若干情况是这样谈的:
“我比朱道来小3岁。我们是邻居,从懂事起就天天在一起。我在村小读二年级,他已经读五年级了。去学校上学、放学都是一块儿走,有时在路上玩。后来朱道来到叶坪读中学才相处得少些,但早晚还是相见。”
“我们原先并不知道朱道来是捡来的红军后代,直到1953年,来了个女干部把他接走,才晓得他不是朱盛苔的亲生儿子。”
“朱道来像不像毛主席?我记得是有些像,但不是那么很像,因为年轻时的毛主席我并没有见过。记得他被南京女干部接走的那年,他的个头还是挺高的,比盛苔叔的哪个儿子都要高,相貌也很不相同。村上的人都不知道盛苔叔竟然收养了红军大干部的孩子,如果道来真是毛主席的儿子,那更不得了。只可惜那个道来听说死了。”
在告别朱荣发以及朱盛苔的孙媳妇返回瑞金县城的路上,笔者心里依然怀着这样的怅然:围绕在朱道来身上的一些疑团,什么时候有人能够解开?到底能不能解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