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被毛泽东批示“永不启用”的开国将领(图)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王、刘、贾出发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

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再三审查证明,那些“口供”,有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的,其余大都是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所造成的假口供。

于是,刘志丹得以出狱并恢复工作。随后,毛泽东严厉批判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

在批评戴季英时,戴进行了辩解,周恩来怒斥:“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11月7日,中共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的宴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席。11月30日,党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撤销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迫害刘志丹”,成为戴季英政治生涯上的“败笔”。

1937年7月,抗战军兴,南方8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高敬亭所部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为司令员,戴季英担任副司令员。高、戴虽早在鄂豫皖时期就认识,却彼此猜忌,高甚至怀疑戴是党中央派来监视他的,戴也处处和高较劲。

1938年4月,第4支队挺进皖中,在皖中、皖西党的负责人李世农、张恺帆等协助下发展游击武装。当年秋天,建立了一支由戴季英领导的游击纵队,下辖第1、第2两个大队,约2000人。为新四军第4支队的发展、壮大,戴季英是做过贡献的。12月中旬,戴积极推动高敬亭率部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取得了部分战果。

1939年5月5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徐海东)兼指挥部前委书记,指挥包括第4支队在内的江北部队开赴津浦路西、路东地区,旨在打开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同年6月,高敬亭在安徽合肥被错杀,原第4支队一分为二:一部分兵力组成新的第4支队,由徐海东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另一部分兵力组成第5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

期间,戴率部挺进安徽巢县、相城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屡有斩获。

在徐海东病重时,他还代理过司令员职务,是第4支队的一号当家人。在张云逸领导下,戴季英率部参加了开辟津浦路西(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津浦路东(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很快,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7000人,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实现了北与八路军战略协同、东与新四军苏北部队打通联系的任务。

戴季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一套,搞统一战线也不外行。

1939年12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将领李品仙和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连手,频频对江北新四军挑起摩擦、制造流血事件,妄图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把新四军江北部队完全消灭。

时张云逸的妻子韩碧携幼子远之在安徽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部队扣押为“人质”,向张云逸、戴季英施加压力。1940年3月30日,戴季英和张云逸联名致电安徽各机关、团体暨各界领袖。

通电有理、有利、有节,语气不卑不亢,使李品仙部在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随后,张、戴坚决贯彻党中央先击李品仙、后打韩德勤的方针: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定远城,取得反李作战的胜利;继而,指挥第4、第5支队和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开展以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韩自卫战,从而取得了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史称“半塔保卫战”,是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关键的一战。

最终,国民党方面被迫将韩碧母子释放。后来,陈毅曾经高度评价过半塔自卫战的重大意义,视其为黄桥决战的序曲:“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这一时期,戴季英还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

是年11月底至1941年3月,戴季英同新四军的谭友林、郭述申等共10余人,从安徽涡阳出发,奔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到达延安后,戴季英一行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皖南事变你们都知道了吗?项英同志就是相信国民党,相信顾祝同,不听中央的话,不相信党中央,把椅子搬到顾祝同脚下坐着,顾祝同脸色一变,一脚把他踢翻了。

最后,毛泽东说,你们来开七大,七大要等些时开,你们要先好好学习,学习党的历史等。于是,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2年底至1943年初,党中央直接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高干会议,解决西北历史问题。毛泽东、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清算“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造成的恶果。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纠正了1935年处理“肃反”决定中的错误之处,比较公正地指出:时任中共陕甘晋省委正副书记的朱理治、郭洪涛敌情观念过重,应负“肃反”主要责任。

1944年7月,戴季英写成《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书稿,对鄂豫皖苏区的历史和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回顾,说法还算公正。

1944年夏,日本侵略军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601099,股吧)战场上的失败,发动豫湘桂战役。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大多数是一触即溃,甚至是望风而逃,致使河南广大地区沦陷。9月,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暨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在延安成立,戴季英担任区党委书记、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政委,王树声担任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司令员。

两人都是鄂豫皖时期的老相识,受命后立即率部向河南敌后挺进,创建了以嵩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2月,八路军河南军区正式成立,王树声、戴季英分别担任司令员、政委。在此前后,他们率河南人民抗日军第3、第4支队进入豫西伏牛山区,展开攻势作战,消灭日军、伪军的有生力量,并发动群众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在河南人民抗日军6个支队迅速展开的基础上,中共河南区委先后建立6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

河南军区在豫西的活动,很让毛泽东欣赏。1945年1月1日,毛泽东与前来祝贺新年的郭述申(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任该校第3部主任)等谈话,高瞻远瞩地指出: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过去只顾眼前,扩兵筹款,不久根据地也搞空了。

河南的同志做得对,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已扩大了1万多地方部队。在此,可以说不点名地表扬了戴季英等人。同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五部、六部发起的报告会上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他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季英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可见戴在毛泽东心目中还是有相当分量的。

王树声、戴季英在豫西活动期间,还与国民党爱国将领高树勋结下了统战关系。高树勋后来能走上起义道路,与王、戴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河南人民抗日军进军伏牛山区,筹建抗日民主政府,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方针,积极扩大抗日根据地,这不仅震慑了国民党顽固派和当地土顽,而且给伏牛山区的人民带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

1945年8月,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奉党中央之命,王树声、戴季英率部和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359旅会师。同年10月起,戴季英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他与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紧紧扼守中原战略要地,牵制住国民党相当多兵力,为我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6年7月,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开始。突围过程中,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戴季英等率中原军区部队集战略转移、战略牵制重任于一身,以机动灵活、英勇果敢的行动“四面开花”,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而且牵制了国民党程潜、刘峙、胡宗南3部共32个旅36万人的兵力,并在突围战役中以较小的伤亡予敌以重大杀伤,赢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重大胜利。

当中原突围各路部队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即将进入兄弟解放区之时,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中原部队改变原定进入解决区的战略转移终点,在鄂、豫、皖、川、陕解放区外线牵制敌人,配合内线部队作战。王树声、戴季英表现出了高度的全局观念,从7月下旬开始,王、戴率部经过艰苦转战,创建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王、戴分别担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政委。

在创建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过程中,王、戴所部与中原军区其他部队一起,以顽强的毅力,经受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之敌的残酷“清剿”和恶劣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从而有力地帮助了我陕北、华北、华东以及东北等解放区度过解放战争“战略防御”的艰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