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法庭上为何不说话

2018-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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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徐景贤1980年7月11日的证词说,1967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的全体委员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张春

徐景贤1980年7月11日的证词说,1967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的全体委员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张春桥还说“今天除徐景贤以外,其他一个旧市委的人也没有,这才像个‘改朝换代’的样子。”马天水1978年1月26日的证词说,张春桥同他谈话时,指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

法庭还传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出庭作证。黄涛说,1975年11月张春桥在北京的钓鱼台约他谈话,曾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正是由于这样的目的,张春桥开始大量地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法庭还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在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内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蒯大富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一事进行调查。审判员问张春桥,他始终不语。

法庭宣读和投影蒯大富l970年12月在清查“五一六”受审查时写的交代提纲,里面有“1966年l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对刘少奇。12月25日打倒刘少奇大行动。”接着法庭宣读和投影蒯大富1971年1月15日写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其中有:“春桥号召我们和刘少奇干到底。

”法庭还宣读和投影1967年1月1日《井冈山》报第五版《向刘邓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记井冈山兵团l2月25日大行动》一文的主要章节。

然后,法庭传唤蒯大富出庭作证。

1966年,大约是12月18日,接到电话,我到中南海西门,张春桥对警卫说是我找他来的,让他进来吧。在西门内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在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

我一听就明白了,张春桥就是要我们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把刘邓搞臭。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头头,在12月25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撤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这场所谓的“12?25”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时张春桥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正是从“改朝换代”的思路出发,张春桥不但积极参加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的迫害,还想方设法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自己的亲信。

原上海警备区师级干部徐海涛,在张春桥等人夺权之后,曾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办公室负责人。张春桥见他为人“忠实”,利用自己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之机,就将他安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任领导职务。为此,在粉碎“四人帮”的当天,上海一伙余党就想方设法地与他联系,了解北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