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勒巴迪欧 齐泽克、巴迪欧等:巴黎恐袭后的希望与忧惧

201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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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在巴黎恐袭三日后,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在左翼的<InTheseTimes>网刊发表了长文<尾随着巴黎袭击,左派必须拥抱其西方激进根源了>,

在巴黎恐袭三日后,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在左翼的《InTheseTimes》网刊发表了长文《尾随着巴黎袭击,左派必须拥抱其西方激进根源了》,对巴黎事件进行了评论,并回应了一系列针对他此前文章《挪威不存在》的批评。

齐泽克主张,今日的欧洲在难民危机前已经确实进入了一种紧急状态,要想解决难民危机,大规模的组织和协同工作势必不可避免,而这要求今天的欧洲打破诸多温情的左派禁忌。第一,必须放弃对难民绝对“迁徙自由”的主张,无论如何,欧洲必须制定出清晰明白的准则来制定接收和分配方案,在完全满足难民的欲望(比如,他们想前往已有亲人居住的国家)与不同国家的接收能力间必须维持平衡;第二,必须确立规范与规则,多数难民身处的社群文化是与西欧的人权观念不相匹配的,一味采取宽容原则(互相尊重对方的敏感情绪)作为解决方案丝毫于事无补,欧洲政府不应当惧怕“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它们应当提出一套包括了宗教自由、保护个人在群体压力前的自由、女性权利等在内的底线规范,在这个范围内再来确立绝对的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容忍;第三,不能把欧洲解放事业的遗产当做文化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今天文化多样性的主张往往遮盖了其背后实际的意识形态功能与运转良好的全球资本主义机制,许多欧洲的理念其实恰好是某些境况下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工具,不能忘了,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恰恰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第四,必须抛弃任何对伊斯兰教的批评都体现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执念,齐泽克引述了精神分析中的“超我”悖论指出,西方自由左翼分子越是沉溺于对自身恐伊罪过的反思,原教旨主义者就能越多地指出这些分子伪善地隐藏了他们对伊斯兰的恨意,在难民问题上,西欧接受了越多难民,它就越感罪恶,觉得自己应当接收更多,西欧人越多地宽容难民的生活方式,他们就越会感到自己的宽容尚且不足,这样的内疚永无止境。

在分析难民危机的背后成因时,他不出意料地归责于全球资本主义与军事干涉。从长时段来看,现有的难民危机只是暴露了“新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面相而已,全球资本主义毫无疑问地使某些被纳入这一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处于持续的被剥削状态中,在一些非洲国家,农民被大规模地驱策进入血汗工厂,国家粮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进口,这种表面的“结构调整”实际使得这些处于弱势的地区暴露于极高的市场风险前,例如,去年海地与埃塞俄比亚不得不在国内发生饥荒的同时出口粮食换取生物燃料,而这一类的境况正是持续产生难民的经济机制的一个面相。

从当前局势来看,人们惯常把难民危机理解为国家建设失败的一种产物。卡扎菲在生前颇具先知色彩的最后的一场电视讲话中喊道:“听着,北约的人们,你们在轰炸一堵墙,一堵在非洲挡住基地组织通往欧洲的墙,也是非洲移民去欧洲的墙。

这堵墙就是利比亚,你们这些蠢货,你们会被成千上万的非洲难民葬入地狱的。”这类批评,包括俄罗斯版本的对局势成因的解释,毫无疑问揭示了不少真相。但齐泽克进一步谈到,欧洲不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首先,土耳其正在有计划地进行一场政治豪赌,一方面他们声称自己与“伊斯兰国”抗争,一方面,他们却轰炸与“伊斯兰国”斗争着的库尔德武装;其次,不要忽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阶级分化,阿联酋和卡塔尔这类超富国家,基本没有接受任何难民,而有着极大石油储量的伊拉克,也没有爆发出如叙利亚一般的难民危机。

最后,今天的难民集体迁徙背后,是一笔笔利润高达数百万美元的生意。短时间内如此规模的难民迁徙,毫无疑问是被精心策划的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搞清楚,谁在资助这场迁徙?谁在组织它?欧洲的情报机构跑哪儿去了,他们有没有试图弄明白这一底层社会背后的网络?

在处理一系列近日的争议时,齐泽克还谈到右翼意识形态上升的问题,上半年欧盟暴露出的债务危机,表面显现为金融和经济危机,其实质却是意识形态与政治危机。体现在这一系列事件包括“欧盟宪法”公投失败背后的,是人们实际上只把欧盟当做“技术官僚式的”经济联盟,欧盟没有力量勾画未来图景、动员欧洲人民。在难民危机问题上,正是这样一种无能为力,使剩下来唯一能动员民众的,就是捍卫欧洲、抵制移民的意识形态。

进一步来说,在齐泽克看来,欧盟的“民主赤字”是其结构的一部分。当默克尔决定接受大量难民时,这一决定的民主合法化过程在哪儿?谁授予她在没有恰当民主咨议的情况下,冒剧烈改变德国人民现有生活之险的权力?一个隐含的问题是,如果交由民主咨议,最终人们会作出怎样的决策?另一个类似困境是,如果我们给欧洲人民直接参与欧债谈判的权力会怎样?齐泽克自承自己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悲观主义者,他相信,或许欧洲民意会给希腊施加更严酷的还款条约。

我们有时不得不回到一个老问题上,如果人民中的大多数投票给了种族主义的、男性至少主义的一方,我们应当怎样做?齐泽克在文章的最后评论到,解放政治无法为形式的民主制度所担保,而人们很多时候通常不知道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不想要他们所知道是对的东西,甚至只是单纯地想要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真实面临的问题前,没有捷径可言。

巴特勒:我担忧国家机器被过度加强

巴黎恐袭的当晚,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正好处于巴黎。如她所述,她用晚餐的地方距离一处袭击地点只有十分钟之遥。在巴特勒看来,巴黎恐袭几乎瞬间带来了令人不安的右倾变化。

在紧急状态下,人们渴望警察的保护,而这种对安全的渴望却势必和自由相冲突,国家捍卫“自由”,人们安然前往音乐厅、咖啡馆,享受现世生活同时免于恐惧的自由,却同时禁止了对人们的政治生活更为重要的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

在写于恐袭次日、发表于Verso出版社官网的《当哀悼成为法律》一文中,巴特勒认为,紧急状态下,包括哀悼活动在内的巴黎的集会被要求解散,这样的解散禁令中体现的警察军事化、过度的国家安全导向预示着对自由的另一个版本的威胁。她承认,她曾途经人们自发聚集的共和广场,“警方要求所有人都撤走,但几乎无人服从。对于我而言,那是象征着希望的一个瞬间”。

同时,公众话语中涉及对伊斯兰教与当前局势的理性讨论,也可能被过度的民粹主义激情与意识形态力量所侵犯。

巴特勒主张,我们必须审慎观待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内,舆论和政治的动态,一旦右倾变化加剧,勒庞式的政客上台,人们“思考、说话、行动”的自由都可能受到压制。此外,在恐慌情绪下,人们甚至不能思考和观待事件本身,人们需要时间冷静下来,他们需要花时间思考和讨论,来寻找真正的出路,但愿这样的时间和空间都不被可能迅速浮现的警察国家剥夺。

不过,也有批评指出,尽管这类对国家右倾的担忧可能是合理的,但巴特勒此文的一部分内容也还是过度夸张了,尤其考虑到她著文的时间,所谓的集会自由被阻碍,在事件尚未查明、二次袭击危险未被排除的情况下还是比较恰当的处置,远未升格到她所谈及的高度。

巴迪欧:我没在现场,但有话要说

此前中文网络盛传,今年78岁高龄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巴迪欧,在巴黎恐袭的当晚正处于受到袭击、死亡人数高达117人的巴塔克兰剧院观看美国“死亡金属之鹰”的演出,幸未罹难。不过这一消息随后被联络了巴迪欧教授助手的国内学者证伪。

尽管巴迪欧尚未公开投书评论此次事件,其年度讨论班的补充活动却已经定于23日晚,届时巴迪欧将对公众谈论其对巴黎事件的看法。在刊登于Mediapart网站的讲座通告上,他谈及了无论如何,我们实际上都必须在两种身份认同间进行取舍,其一是强力国家与法西斯主义匪徒的一边,这样的势力试图将“战争的主体性”的带入我们的世界,其二是国际的和游牧的无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与寻求真实生活的年轻人的一边,创造将要到来的共产主义的一边。

巴迪欧将明确地批评,我们生活其间的世界的那些看似明显的冲突——一边是商品与金钱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一边是形形色色的传统主义的匪徒——是如何的似是而非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绝非只能在资本主义和种族-宗教主义之间被捆绑着做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