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广宁:好声音的幕后公主(图)

2018-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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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刘广宁:1939年生于香港.1959年毕业于上海第四女子中学,次年考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任配音演员.曾为<叶塞尼娅><绝唱><吟公主><生死恋

刘广宁:1939年生于香港。1959年毕业于上海第四女子中学,次年考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任配音演员。曾为《叶塞尼娅》《绝唱》《吟公主》《生死恋》《大篷车》《望乡》《苔丝》《尼罗河上的惨案》等近300部译制片配音,还曾为《天云山传奇》《沙鸥》《胭脂》等国产片配音。

她的嗓音优美甜润,擅长塑造温柔、善良、纯洁的女性角色,受到几代观众的喜爱。上世纪80年代末退休后,刘广宁到香港做普通话教师,十余年后返回上海。

印象:岁月流逝 端庄依旧

隔一段时间我就会看一遍《魂断蓝桥》。因为费雯·丽和罗伯特·泰勒,因为那场荡气回肠的爱情,因为《一路平安》这首歌,也因为上译厂经典的配音。

40多年前,为费雯·丽扮演的玛拉配音的正是年轻时代的刘广宁。玛拉从纯真善良到灰心绝望,再到罗伊重归后沉重的欢愉,最后忍痛离去,坎坷人生路百转千回,在刘广宁的声音演绎下让中国观众唏嘘不已。

而在今年夏秋之交的那一天,我去上海采访,当刘广宁真的坐在我对面时,静下心聆听她的声音,恍然间竟觉得:玛拉老了,穿越时空来到我近前。忽然想起那句话: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

被我们认识并且永远记住的,除了费雯·丽的美丽脸孔,还有刘广宁那温婉多情的声音,如黄莺啼啭。

刘广宁生于名门。祖父刘崇杰是民国时期外交界的风云人物,曾任中国驻德意志兼奥地利全权公使。抗战爆发后刘崇杰携家眷寓居香港,刘广宁就是这段时间出生的。上译厂老艺术家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一书中回忆:刘广宁刚考进译制厂不久,大家就知道她祖父很不一般。但是她不张扬,不挑剔,一点也没有官宦人家娇小姐的习气,只有一种端庄气质。

小时候,梅兰芳、胡蝶等文艺界名人都曾到刘家作客,胡蝶还抱过刘广宁。与这些人接触,给童年的刘广宁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对她影响更深的是祖母。祖母常给刘广宁讲自己的故事,当年随丈夫出使欧洲,当地常举办舞会,祖母虽是缠足,但硬是在高跟鞋里塞了棉花跳探戈,一场舞会下来,脚上流了好多血,袜子被血粘住,脸上仍是笑着。

刘广宁的性格也受到祖母的影响,同时,因为祖母是北京人,她还和祖母学了一口纯正的京腔。上世纪80年代是上译厂的辉煌时期,也是刘广宁作为配音演员的巅峰期。《魂断蓝桥》中的玛拉、《叶塞尼娅》中的露易莎、《冷酷的心》中的莫尼卡、《苔丝》中的苔丝·德伯菲尔德、《生死恋》中的夏子……这些年轻靓丽、个性鲜明的角色让刘广宁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刘广宁的音色甜美动听,特别适合配少女型的角色,被誉为“银幕后的公主”。一位观众在网上撰文,也说出了我们对这个声音的共同记忆:“从小我们看童话,看王子和公主的故事,但是我们不知道王子和公主长什么样,后来看了小人书,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了,可还是不知道他们的声音是什么样的。直到看了童自荣和刘广宁配音的动画片《天鹅湖》,才知道,王子和公主的声音原来是这样的。”

当年在上译厂,刘广宁是收到观众来信最多的演员,苏秀常见她趴在桌子上给观众写回信。在采访中,刘广宁讲了自己当年的一件小事情。“上世纪80年代,我们厂招考新人,看到那些年轻人诚惶诚恐地挤在一个房间里站着,想到自己当年考试时也有过同样的忐忑,我就给他们找椅子坐,让他们放松。

有个男孩是坐轮椅来的,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厂里不会录取他,而且他在业务上也不是最合适的,我负责第一关,我就想我们得让他过第一关,不能打击他的自尊心。后来有人写信来,说他们不是孩子了,还这样照顾他们,感激我。我没想到这么小小的一件事会让他们感动,我觉得人和人之间需要有爱,有温暖。”

直到不久前,还有影迷从北京给刘广宁寄来一大包译制片光盘。“都是我没法找到的光盘,因为当年配的很多电影,我们厂自己都没存档。”还有人借她参加活动的机会找到她,送给她《龙子太郎》的海报,这让刘广宁想到往事,感到满足。

如今细想起来,能让人记住且能成为标志的好声音几乎已经无处寻觅。但我们真的不需要配音演员了吗?不久前看电影《听风者》,梁朝伟的国语配音被观众指容易“出戏”,影片的精彩程度大打折扣。

而假如没有石斑鱼的配音,周星驰还会不会借《大话西游》席卷大陆影坛呢?重新肯定配音对电影的价值,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问题。而重新发现曾经经典的上译厂和曾经经典的好声音,或许可以给如今的电影业带来一些启发。

为进上译厂放弃考大学

记者:您还记得看过的第一部译制片吗?

刘广宁:上世纪50年代有了翻译片,我们在学校操场上看了一场露天电影,是前苏联的《团的儿子》,我们翻译过来叫《小英雄》。

我就觉得,咦,怎么外国人说中国话?后来看了《大众电影》的介绍,才知道是配音。

记者:那时候想过自己会成为配音演员吗?

刘广宁:我祖父不赞成我搞艺术。

我家没有人搞艺术,虽然家里和文艺界有来往,但真的去搞艺术他是不同意的。我念中学时祖父去世,家里的环境宽松了。我开始学过京戏,但学戏练功太苦。

后来我喜欢听广播,参加了上海电台的业余广播组,跑跑龙套,只有星期天可以去。我普通话很好,我奶奶是北京人,我跟奶奶学的北京话,跟妈妈学会了苏州话。读到好的文字,我就有欲望、有冲动,觉得我应该念,念得好很过瘾,念不好便很难过。

记者:当年您为了进上译厂放弃考大学,会不会觉得遗憾?

刘广宁:高中毕业以后我想进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考大学的机会就放弃了。我的文科很好,老师说你干嘛不考大学?可我就是想要进文艺团体,如果上大学,毕业后全国统一分配,便很少有机会进文艺团体了。

所以我想放弃,冒这个险。但上译厂招考的消息我也不知道,电影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就自己给上译厂写信,然后又闯到厂里去毛遂自荐。

巧了,本来我们这一期的考试前几天就应该考,但不知什么原因推迟了,我正好挤进来。一起考的有七八个人,筛选了大半年,最后留下我一个。

记者:一开始顺利吗?

刘广宁:开始还可以,第一次参与配音的是一部保加利亚的黑白片,《第一课》,配一个比较单纯的女孩。但是这个戏配完不久,我们就下乡劳动了,劳动了整整一年。倒不是不想去劳动,只是完全脱离业务心里舍不得。下乡也蛮辛苦的,开荒、掏大粪、种油菜、种棉花,从种到收割。后来又去上影农场,在农村呆了一年。

配“内参片”锻炼业务能力

记者:译制片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备受关注,在那之前译制片厂主要做什么?

刘广宁:我们主要是配“内参片”。当时是保密的,说是给样板戏作参考资料,上影厂的演员们还不能回上海演电影,但我们译制片的演员都回来开工了。第一次配的是好莱坞电影《红菱艳》,是周总理提出需要在电影资料馆存档的电影。

记者:在那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怎么把握好莱坞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呢?

刘广宁:那时候全是保密的,配音之前要开学习班,配完了要批判“毒草”。但人物还是要配好。我喜欢看书,上海图书馆在徐家汇有个藏书楼,很多书在当时都是禁书,但我们搞内参影片,可以有“特权”借来看看作为参考,这也是最直接的学习方式吧。

剧本是翻译根据电影放映时记录下来后自己翻译的,也是保密的,有一次我跟同事去逛街,回来发现放在桌子上的剧本不见了,急得我肚子疼,后来找到了,是他们做卫生给放到柜子里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一阶段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

首先是我们在业务上得到了锻炼,再有就是积累下来很多好影片,像《鸳梦重温》《魂断蓝桥》都是那段时期的配音。《叶塞尼娅》开始也是作为参考片配的,配着配着,“文革”结束了,很快这部电影正式公映,观众很喜欢。

这些“内参片”到今天也还有至少一半是没有公演的,因为没有正式版权。

记者:我们很多人常会回忆那时候看过的译制片,现在电台偶尔还能听到当年的录音剪辑,您能描述一下当时的工作状态吗?

刘广宁:那时候一部电影90分钟,要分章节,掰开揉碎,对人物的理解要做笔记,导演找来历史背景资料。

从前都是9分钟一本戏,剪成二十几段,最短的一分钟不到,套上循环盘在放映机上放映,放完了循环回来。

还有专门负责对口型的演员,有些人口型对的特别好,比如邱岳峰。负责对口型的演员数字数的长短,根据开口、闭口、换气调整台词,语速节奏还要根据人物的特征。经过初对,复对,翻译和口型演员一起对,到演员拿到剧本后再复对,自己再排练,一步步来。

到最后录的时候要准确,不能看银幕上张嘴了再说话,而是感觉他要说了,就开口,节奏要跟着角色。到最后配戏的时候,进棚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前面很多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记者:其实是很琐碎很复杂的幕后工作。

刘广宁:我们演员都知道,很多幕后的幕后,专业的技术部门,录音师,也是下了很大功夫。比如话筒员,举着“钓鱼竿”,上面吊着话筒,下面站好几个演员,话筒员把剧本都圈好,到谁该说话的时候话筒就伸到谁的近处。

嗓门大的站靠后一点,个子矮的脚下垫个板子。做音效的也要一遍遍跟演员一起配,打架要在地板上跺脚,跳得膝盖都摔青了。

翻译片就是一个整体,都发挥得淋漓尽致效果才会好。

有名无利平淡生活

记者:您被誉为“银幕背后的公主”,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刘广宁:当时观众喜欢,是观众对我的赞美,也是因为配了几次公主的戏。

但其实很多角色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比如《望乡》里中野良子扮演的大家闺秀,蛮难配的,声音上不能很火爆,是笑不露齿的感觉。《生死恋》里的夏子和《绝唱》里的小雪也不一样,一个是小姐,一个是佣人。

观众能一下子听出我的声音,但我要做的努力就是在声音里融入剧中人物的气质和性格,要是没有差别,一直是公主的感觉,这就是我的失败了。

记者:您觉得配音工作辛苦吗?

刘广宁:所谓辛苦,是因为太忙了,规定你什么时候完成就得完成,日夜连轴转。

有一次嗓子疼,但也要坚持,硬是疼着配完了。按照程序配完看一遍,不好的再补戏,补戏时我的嗓子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我看过梅兰芳的《舞台生活40年》,说他有一次嗓子哑了,上台怎么办?他就用半个嗓子唱,观众听的声音低一些,但是能唱出来,就是一位演员凭着最后的一点毅力,拼出来。我们那一代就是出于对艺术的执著,待遇很低,生活很苦,身体又不好,我真倒下了我说我哑了不配了,也可以。

我先生在上海歌剧院拉小提琴,他很支持我,孩子们都是他照顾。两个孩子,天天那么忙,就这么过来了。

记者:当时有没有做明星的感觉?

刘广宁:我们作为配音演员是有名无利,有些记者写文章,我们就红起来了,但我们自己只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工作。

观众写信给我们,说看我们配音的电影中的人都住在豪宅里,很清闲很舒服,他们就认为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要帮我们来打杂,说住在你家厨房里就好了。

怎么可能啊,我家的厨房是11户人家合用的。我家只有一个房间,我先生他们单位分配的,大热天两个孩子睡地板,电扇也没有。有一次电视台来拍节目,房间太小了,只能把摄影机架到阳台上拍镜子里的人。

记者:收入高吗?

刘广宁:那时候我们配一个巴基斯坦电影《人世间》,国庆节三天不放假日夜赶工,后来上映后观众非常喜欢看,所有电影院都在演《人世间》,发行公司赚钱了,我们没赚钱,加班三天拿了16块钱加班费。

《苔丝》得了文化部的奖,我是女主角,到北京去领奖,我拿最高档次的奖金,30多块钱。

记者:后来您还配了一些国产电影,影响也很大,还记得当时的细节吗?

刘广宁:上世纪80年代谢晋导演拍《天云山传奇》,女主角施建岚是温州人,以前是越剧演员,普通话台词说不好。

牛犇老师来找我,那时候正好我嗓子哑了,过去太累落下的职业病,差不多两年就哑一次。

我说去不了,谢导说我等你,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来配音。国产片《胭脂》也是,扮演胭脂的是杭州歌舞团的演员,不会说普通话。我喜欢京戏,给她配音时就用花旦那样的念白。

不可能是外国片的感觉,但熟悉我的观众会听出是刘广宁的声音。

退休后在香港教普通话

记者:后来您为什么要去香港定居?

刘广宁:退休后我和我先生去香港,一是因为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我想每个人的每个阶段应该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开始新的生活。

两地有文化差异,我觉得也挺好。另外对我儿子的发展也有好处,那时候不像现在出去演出什么的特别方便。

但是我一直想,将来我还是得回来。

记者:到香港以什么为生?

刘广宁:我们去的时候年纪已经大了,没太多机会了,再重新打天下不容易。很多老同事老朋友还以为我在香港做生意,其实没有。

我们两个就是从最基础的做起,我先生教小提琴,我教普通话。我在香港也没有熟人,就直接去一个推广普通话的机构,问他们需不需要老师。我就想起当年考上译厂的时候,也是自己去推荐自己,现在又重新来过。

我本来不是特别熟悉汉语拼音,一边学一边教。

记者:正好可以发挥您的长处。

刘广宁:有的出版社录普通话教材,要做成光碟,我就找到他们帮他们去录音。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要出一个有声版,找我录所有的词条。

我白天教普通话,下课后去录音室录音,见缝插针,从头到尾整个读了一遍,两个多月才录完。做这件事没有搞艺术那么有兴趣,很枯燥,但还是喜欢干,毕竟跟自己的本行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还念了《三字经》《千字文》《夫子家训》,这些古文里还有些字的读音与现在不同,就去找专家请教应该怎么念,挺长学问的。我还录了很多小说和散文,《骆驼祥子》《背影》,也有诗歌,一共有二三百篇,作为中学教科书的附加内容。

译制片这枝花不应该凋谢

记者:本来已经可以退休了,为什么把自己搞得很忙碌?

刘广宁:我就是一直不想停下来,我觉得真坐下来可能就要变成老年痴呆了。

这个经历也很不错,我在香港呆了17年,学到不少东西。本来我一点不化妆,到香港以后,有些场合就需要化妆,不会化也要化。现在再回到上海,我算是再度退休了,但也没有停下来,有什么事就去做什么事,要是真停下来,人的身体也衰老得快了。

记者: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您也算是复出了,而且是走到台前,在电影里也能看到您。

刘广宁:其实就是跑了两个龙套。

拍《建国大业》时我和曹雷一起参加了一场戏,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我演一个太太,有一个敬酒的镜头,剧中人都没有名字。拍《十月围城》,张建亚推荐我去演演慈禧,那次跑到外景地,大热天穿特别厚的衣服,拍了两天,回来就中暑了。

后来电影里只有一个镜头,还是侧面的,说话居然还是别人给配的音。拍电影真不容易。

记者:我常常会想到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上译厂的译制片这么受欢迎?

刘广宁:那时候没有卡拉OK,没有其他的娱乐,又是在那样一种单一的文化背景下,译制片突然出来了,自然会受欢迎啊。

记者:现在观众在电影院看好莱坞大片,也不再关心是谁配的音了。

刘广宁:现在为什么排斥翻译片,是因为现在的配音不好了。有一次我去电影院看我们厂配的一部新片,看完觉得不像我们厂的作品,不考究。现在很多年轻演员声音条件很不错,为什么深入不下去?因为现在追求艺术的人不多,找刺激的多,也让演员没有自信心去追求艺术了。

很多配音演员没法坚守了。还有就是配音演员确实跟其他演员比起来待遇要低很多,各方面的原因综合在一起。前些年我回到厂里配过一个广播剧,一个英国电影,戏不太多。

现在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早9点到晚9点,规定几天完成就得几天完成,都是快餐式的,翻译力量没有从前强,人物是怎么回事也没有时间去深刻了解。你不能怪年轻人,百花齐放,译制片这枝花我们不能让它凋谢了,应该守住它,发扬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