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省予的画 清风明月——花鸟画大家宋省予
知道宋省予的人品画艺,是他辞世21年后的深秋,那时我在他的故乡上杭支教。后来,我从事期刊工作,想请他的哲嗣、画家宋展生撰文回忆向读者推介,展生谦逊得紧,平日里又写生作画忙得不可开交,以致拖延数载。一回,他交给我一叠材料,说是让我参考着写,“皮球”踢过来了.只得恭敬不如从命,勉力为之罢。
这是本文的缘起。
清宣统元年(1909年),宋省予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城关贞二巷一号一座建筑式样极为普通的旧式民居里。他的父亲宋赉臣(宇赞周)是闽粤赣地区著名的山水人物画家。在他父亲的熏陶下,天资聪颖的宋省予幼年时即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知道他父亲在作画,他就一旁踮起脚跟细心观看揣摩,等他父亲搁笔休息时.
他便仿效着用木炭条把地板和墙壁涂得黑乎乎的。久而久之,他觉得还是那洁白如雪的宣纸过瘾,趁他父亲外出时拿将出来肆意涂抹自是常有的事了。
6岁时入崇正学校读书,虽然各门功课成绩都名列前茅,但除了偏爱国文外,上其他课时.课桌下就成了他横涂竖抹的天地,如此这般,遭学监训斥体罚自也是常有的事了。借画泄愤是他的拿手好戏.一天,一幅线条洗练形象滑稽的讽刺幽默画“哈叭狗”轰动校园。
校长蹶着光溜溜的臀部,一脸得色,学监趴其后,垂涎三尺,伸舌欲舔……同学们捧腹狂笑奔走相告。盛怒之下的校长知是连庆(宋省予幼名)所为.转怒为喜,爱才如命的校长像是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中发现一泓清泉,欣喜异常,找来连庆的父亲宋赉臣建议,连庆喜绘画而且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表现力,是块可雕琢的好材料,可以教他习画。
宋省子后来自镌的闲章“七岁学画”说的就是从这时起在他父亲指导下,依着《芥子园画谱》临摹,对着家中的盘花盆景写生,正儿八经开始绘画生涯。
9岁那年.县知事路过“东阳轩画馆”,见一小孩双膝跪在明式樟木太师椅上,埋下半个小脑瓜.旁若无人地兀自舞笔弄墨,甚是好奇.
走前一看,笔下是一幅即将完成的《三友图》,只见:顽石一方,皴法娴熟;苍松一枝,傲然挺拔;腊梅数点,雪中吐艳。县知事不由地问起:“你几岁啦?”“9岁。”“给我画张好吗?”“嗯。“小孩边点头边蘸墨,俄顷.一对俯仰有致栩栩如生的喜鹊便在梅枝上扑腾嬉戏.县知事喜不自胜,脱口而出:“真是神童!”当即掏出二块光洋将这幅《双喜图》买走。从此, “神童”之名传遍乡里。
11岁时.宋省予考入上杭县立中学(旧制)读书。这所中学的校长丘显丞是清末举人.满腹经纶,诗、词、书、画、金石无所不知。一天,他品评着宋省予一张张还透着稚气的山水和花鸟画,眼角眉尖不时沁出一丝丝笑意,他说:“山水求意境,花鸟得情趣,而意境和情趣皆源于文学素养。
画中有诗,书画同源,你今后非学习诗词书法不可,我教你吧。”自此,幼小的宋省予晨昏间研读词章、背诵诗篇、临习古帖从未间断,《小仓山房集》以及王书颜帖魏碑是他案上常置之物,在他习字学画的小房间墙壁上还贴着他自抄的颜真卿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苦练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空悔读书迟”。诗书并举,造就了他日后花鸟画的蕴藉无穷。
28岁那年,永定胡氏宗祠重新修缮,华侨胡文虎力主邀请宋氏父子,村中一位工诗善书的清末稟生胡少云,见28岁的宋省予脚下一双黑布鞋被千里尘埃染成了灰黄色,除了一身半旧的兰布长衫多少给人一点文人的印象外,便想像不出他何以年纪轻轻却名闻遐迩,心里存疑,就出联相试,“东汉名流三北海”,“西周大将一南宫”。
没料到宋省予那么快对出下联,胡少云高兴地说 :“烦兄以此次旅途之感即席赋诗见教。”“后学愧无七步之才,既蒙赐题,试吟献拙。
”宋省予踱步沉思片刻,朗声吟道:“北来征雁下寒塘.水食沙眠足稻粱;不寄行人一封信,却因何事到衡阳。”次日,胡氏宗祠出现了以此七绝为题的巨幅壁画《雁落寒塘》.画中三只赭灰的大雁刚刚送走夕阳的余辉,比翼翩翩,缩头瞪眼,屈爪垂尾.
凌空遽下,扑向密密的芦丛,一畦苇叶像面临大难似地在颤抖。宋省于敏锐地攫住了大雁俯冲时产生气流冲击的特定环境,抓住寒塘落雁那一瞬间的动态和情趣,发于毫端,诗意盎然,暮色水气交溶,落雁苇丛呼应。
观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胡氏宗祠被围得水泄不通。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宋省予所任职的潮安镇海学校闹起了,投入了抗战的洪流,他有感于“国难当前,匹夫有责”,毅然以笔作戈,投入抗日宣传活动,白天为“抗日文宣队”画布景、制道具、写海报,为“救亡会”走上街头书写抗日标语,绘制抗日宣传画;深夜,在校自画自裱,成一批,展销一批,为当地“救亡会”筹集捐赠了巨额款项汇往前线支援抗战。
汕头沦陷,宋省予义愤填膺,为了继续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决然携眷返回老家上杭,每年春夏潜心作画,秋冬则负笈外出.或举办个人书画义展,或应邀与当代名家联合举办“抗日劳军美展”,足迹遍及闽、粤、滇等非日寇占领区。
《还我河山》、《老骥伏枥》、《雄鹰》、《雪松》等一百五十多幅作品辗转各地展出,寄寓了他对祖国被日寇蹂躏的悲愤之情,同时也大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邹子彬先生在《画家宋省予》一文中说:“特别是《卧狮》,别出心裁,寓意深刻。
一般人画狮,隐其屁股于芒草之中,而省予独突出狮尾,卧而回首。其状正欲吼啸,有卧狮一旦振起,昂首呼啸,震动山林,一洗‘睡狮’之耻,振我华夏之含意。”“与梅同耐冷,不怕霜雪侵”,这说得是宋省予的爱国情怀。
迫于生计,从16岁离家到27岁整整12个春秋.他辗转粤东从事美术教育。广东的梅兴潮汕地区是书画文人荟萃之地,兴宁的版画家罗清桢和罗映球、梅县的吴宗翰、潮汕的黄独峰、林受益、范易乾、丁剑阁、刘易潮、陈大羽、石万山等人均是卓有成就的知名画家。
在当时,他们和宋省予一样,都是胸怀抱负的热血青年,他们意气相投,经常结伴遨游切磋画艺.绘画风格相互陶染。由是,宋省予在原有的海派基础上增添了岭南画派艳丽浑厚的艺术特色。
他后来回忆说,那时除了孜孜不倦地探索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法外.还追根溯源到明代著名画家徐青藤和陈洪绶以及清代的石涛和郑板桥以及近代的任伯年、吴昌硕、张书旗诸家的艺术风格。力求综合百家之长,创作颇多,以至流落在粤东的作品不下千件。
宋省予半生鬻艺百粤、香江、闽西,为抗日救亡售画捐款,然而,他自己却饱经风霜,始终过着两袖清风飘泊不定的卖画生涯,“行李萧条笔几枝,虚名徒负画中师,千金未遂酬漂母,一曲何惭遇子期……”就是这时期贫困生活的生动写照,这一方面自然是满腔的抗战热情驱使他将所得售画款项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另一方面也是他勤俭朴素的作风所决定。他长期生活在民间,与人民群众在一起,知道百姓的疾苦,使他的艺术语言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他的作品具有朴素的感情和茁壮的生命力,博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
就职福建师大期间,他更是誉满艺苑,弟子满堂,上门求画拜师者络绎不绝,按说作为高等学府艺术系的名教头,应该是气派非凡锦衣玉食而“衣带渐紧”的了,但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谦虚待人的作风,自己从不讲究穿戴,一件兰色粗布长衫穿上二十年.
已有好几个补丁,也不愿抛弃.以至走在福州街头上被人们称为“活古董”。他的夫人省下钱动员他买块手表,他却买了个最便宜的小桌钟放在手提袋中随身出入,把剩下的钱都花在纸笔上。
抗战前后,他结识了张大千、关山月、黎雄才、黄独峰、高剑父、张书旗、陈大羽等著名画家,这些人或是他的良师或是他的益友,宋省予与他们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7年在厦门举办画展时,适逢丰子恺先生自台湾泛舟抵厦。
丰子恺先生是弘一法师的高足,是著名的画家、书法家、散文家、翻译家和音乐家,他多次来到展厅,极为推祟宋省予的画作,除了以自己的五帧漫画相赠外,还在宋省予的《游鱼图》上题到:好去长江千万里,不须辛苦上龙门。此后,宋省予与丰子恺先生成了书画好友,鱼雁来往,谈诗论画,直到宋省予辞世之前,丰先生还一直为即将在上海出版的《宋省予画集》作序。
对艺术名家如此,对后辈以及普通百姓也平易近人,从不摆大画家的架子,这是令人钦敬的可贵品质。任教师大期间,他常收到许多来自工人、农民、战士和社会青年美术爱好者的求教信.他都一一亲自回复,热情地为他们解疑释难。
有一次,艺术系传达室工友老江向他索画.他满口答应,一气挥就四幅屏条水墨“梅兰竹菊”送给他,据说还是精品。中文系一位姓陈的同学喜欢做诗,常来请教宋省予,要求他代求丰子恺先生的画.他也一口应允,丰先生寄来一幅发表过的原作,这位同学喜不自胜。
1959年刚调到福建师院第一次上课,班长喊:“立正!”他却连连摇手:“请不必行此大礼。”一次有一位学生画兰屡屡失败,心浮气躁,正穿梭于课桌之间的他见状,和颜悦色地走过来劝改画竹,并与之台作,待这位学生平心静气了,再使画兰.
他诙谐地对这位学生说:“古人为何说怒气画竹,可有体会了?”他种有花卉养有家禽,蜗居8年的斗室因之成了学生的第二课堂,不仅如此,外系以及社会上的许多书画爱好者慕名前来,他也一视同仁,沏茶共饮,煮酒论艺,其乐也融融.斗室之中氤氲着浓郁的艺术气息也氤氲着师生朋友同志的温馨。
宋省于的父亲宋赉臣是个名闻遐迩的大画家.有这样的父亲作为他绘画的启蒙老师,应该说他是幸运的,假如在父亲这棵大树的荫庇下安于现状悠哉游哉,或许也会成为有一定影响的画家,而他也着实从父亲那里承继了安稳质实、清雅秀丽的艺术风格。
但宋省予毕竟非同凡俗,15岁那年,他便号其居所为“春风红杏楼”,自号“红杏主人”.这个号源于宋朝宋祁《木兰诗》中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小宋相公因此获称“红杏尚书”,天下人见“红杏”而知姓宋,宋省予以此颜其居号其身固然有这层意思,但我以为更为关键的是他在这里寄寓了宏大的志向,他要在传统的绘画基础上开辟一个新天地。
一开始他就十分注意规避中国画注重师承门户口传心授的框框,从而也因之避免了一般画家囿于一门一户而终身不能超拔的窘境。
也就在15岁这年他开始踏上教书鬻画的征程,直到1959年50岁,这期间他从没私淑过哪位画坛高人,更不用说上过什么美术院校了。以这样的经历,而能有后来精深的花鸟画造诣,确是让人难以料及,这一方面自是与他的勤奋刻苦有关,另一方面应该也得益于他不是科班出身,唯其如此.
他的笔端少了些拘束,他的笔触也就可以伸展到更为宽广的艺术天地。从父亲的堂奥里出来后,他迅速地转益多师,不论是闽西的成名人物上官周、华岩和黄慎,还是海派的任伯年、吴昌硕和张书旗以及岭南画派的关山月、高剑父,或者更远些的徐渭、陈洪绶、八大山人和石涛,当然还有郑板桥和李方膺,他都依凭他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敏锐地、尽情地吮吸前人和时人的养份。
当然他在这些远代或同时代大家面前并不是唯唯诺诺无所适从,而是取诸长处为己用.就像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不袭今人和古人,自家有法写风神。石涛的至理名言“古之须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宋省予是心领神会的。
宋省予应该是典型意义上的文人画家,具备着浓郁的文人画家的秉性才情灵心慧性,但他却彻底摒弃了传统文人画中的士大夫意识,一扫文人旧习,也不拘泥于文人画习惯上逸笔草草的写意情绪,而是十分注重将传统文人画的写意抒怀与民间画工画的精工技巧熔于一炉,形成既见细致精微功力又显奔涌情怀的自家风貌,神气浑然.
笔尽而意无穷——这指的是在线条和布局上的融汇贯通不拘一格。中国画历来强调气韵生动,而气韵生动除了笔(线条)以外还体现在用墨和设色上,对此,宋省予也有自己独到的地方,不论是晚清文人画的以碣黄为崇尚的赋色传统,还是民间艺人画大红大紫的通俗趣昧,他都拿将过来有机结合。
这种打破局限、开阔视野、广采博收,促成了他画面的墨色既清丽脱俗又浑厚华滋。
因为宋省予对民间艺术的“不耻下问”,所以画作取材的天地也十分宽广,举凡传统文人画喜欢的松、竹、梅、石以及民间艺人惯用的飞禽走兽、蔬果虫鱼、家禽家畜、野花小草,无不是其笔端腕底的常客。
这一点,极像近代画坛大师齐白石,但他似乎比齐白石的取材更为宽广,着色也更为浓艳,齐白石与宋省予虽然都出身寒微.都深知民问疾苦,但白石老人的笔下显然比宋省予更具纯粹的文人意味,也就是说,宋省予的人间情怀似乎还更浓烈些。
因此.在他的画中,我们分明见不到八大山人的荒寒和冷僻,也见不到黄慎的匆草和简率.而比之于赵之谦则更多灵秀和活泼,比之于任伯年则更多骨力和墨韵。在他的笔下,文人画的淡泊和虚静已经远去,“阳春白雪”和曲高和寡也不复存在,他只是按着自己的追求表现浓艳跃动和满怀情愫,让观赏者步入一种“渔歌人浦深”的美妙境界。
“一枝一叶常观察.胸竹何如眼竹真”,宋省予所表达的意思虽然早在清代中叶郑板桥已经说过,但他非常明晰地强调画家要有感有情。多情才是画家的正常心态,才能时时刻刻留心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认真细致地对客观物象进行观察分析,捕捉住物象形体、神情瞬间的变化,从而心摹手追会意于胸,才能以饱满的情绪、生动的笔墨赋予新的意境。
他说,这样会使生动的形象神情随时活现于脑中,如果能不断地长期累积众多的形象,脑袋就会像一部百科全书,像一座大画库,随意翻开着眼能见,顺手拈来即可取用。
他所作的猫、虎、八哥、翠鸟、白鹭、鸡、鸭以及寻常草虫等莫不解剖准确形态逼真。不仅如此,他还在课堂教学和野外写生中循循善诱,教导学生画花画鸟注意花与鸟的搭配要与时令合拍,要观察鸟的生活习性和飞、鸣、食、宿的神态,要观察各种花草在含苞、将开、盛开、将谢、凋谢以及晨、午、昏时的状貌,抓住花和鸟在特定时令和环境影响中的精神特征。
他跟学生说,凡性轻巧的小鸟,其眼睛与喙角的距离较大;凡凶恶体大的大鸟,如鹰、鹫等,其眼眶与喙角的距离较短,越短者越凶悍,所以,李苦禅画鹰时强烈夸张了这一点,把眼睛以折线方角构成画到鹰的嘴喙上。
这大概就是他所主张的画无常形但有常理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宋省予可谓解人。
“三绝才名世所推”,这是时人对他的诗书画精深造诣的推崇。他的诗清新天成,与画面相得益彰,翻开《红杏集》,隽永明快的诗句俯拾即是,如《题梅竹图》:岁寒三友本一途,为何不见老松枝;忽闻梅竹低声语,它在秦廷当大夫。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宋省予其王维之远代弟子乎?“千里传书喜破颤.夹来绿叶露初干……淋漓画笔高千古,一瓣心香独拜君”; “为慰离情挥几笔,寄将海角报平安”……皆深情款款感人至深。我在展生送我的材料中十分欣喜地看到宋省予的信札墨迹.
其行笔之沉雄奔放,其布白之错落有致,其结字之安稳妥贴.洵非一般人所能为。从他的字里行间,我约略可以窥出他的小行书是师从过王羲之父子、颜真卿、米元章、黄山谷等人,草书则法乳怀素以及清代的黄慎,此外.
他还兼涉古籀、汉隶、魏碑。我不敢断定他在书法上取得了多大成就,但得书法真谛这样的评价或许不会溢美。早在四十年代,广东诗人何侠就说:八闽书画家宋省予,幼承家学.矫矫不群,能诗工行草……世咸以郑虔三绝目之。
绘画大师黄宾虹说:诗书画合一,不朽也。 宋省予亦不朽乎? 正当宋省予画艺日臻成熟灵感喷涌而出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他的诗画作品诬为“黑诗”“黑画”,给他扣上“反动文人”的帽子,使他蒙受无法申辩的不白之冤,惨无人道的凌辱和体罚,使他实在难以撑持下去。
1966年7月20日凌晨四时,他无力地抬眼望着灰暗的天空。这是他最后一眼望着曾经明媚的天空,然后,跳进长安山那口幽深的古井——一代花鸟画大家就此诀别人寰。展生与我每言及此,皆眼眶湿润唏嘘不已。其实,唏嘘的当不唯展生一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