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校长单平 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好师长 但不是好校长
1998年教育产业改革后,中国高校在运行和管理模式上,都面临着几十年未有之变局。而校长的角色也在教育家、企业家、风险投资商等不同角色中游走。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熟悉天津教育界的人士这样评价个性并不强悍的单平:“是一位好的师长,但不是一位好校长”
从进入天津大学起,单平一直走的“上坡路”。 1968年从天津大学毕业,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地的一家钢铁厂,从劳动锻炼到技术员,再到工长。
1985年,他成为天津大学第一批博士,留校任教后“升迁”迅速,几乎一年一个“台阶”——1986年教研室秘书,1987年教研室主任,1988年系副主任……1992年副教务长,1993年教务长,1994年副校长,直至1997年担任校长。
他的学业和事业几乎都是在天津大学完成的。一路向上,直到2006年。
单平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学校不是科学院,也不是企业,企业要追求效益,学校办得好坏,主要看培养出来的学生。”
但导致他于今年7月被免职、并于11月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导火索,却是一桩类似企业经营的委托理财。
高校产业化中的掘金热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开始教育产业改革,各个高校为了争创一流名校,纷纷争聘大师,建造大楼。从那时到现在,天大建设了24、25教学楼、天南大重点实验室、金工实习楼、新澡堂、学五宿舍楼、体育场和综合实验楼等设施,并新建了药学院。
而教育部拨给的经费不足以支撑这么庞大的高校“升级”。高楼林立的校园新气象背后,其捉襟见肘之处,各个大学校长,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单平曾经说:“地方政府对学校的支持还是尽了力的。天津毕竟是老工业城市,不像北京和上海有实力,在投入上也不可能像广东省那么多。”
1997年,天大的下属企业上市,取名天大天财。上市之初,效益极好,股价曾达到30多块。而在2000年前,一直保持对天大天财有42.7%控股权的天津大学,从资本市场上尝到了财富瞬间放大的甜头,问题也由此发端。
“很多学校的校办企业都是在上市之后出问题的,因为上市圈钱后,手中掌握的钱就多了。而国家关于高校自营收入的资金又没有明确法规约束。”一位熟悉天津教育界的人士说。
2000年,天大一位副校长和深圳一投资公司洽谈,签订了委托其在证券市场运作的协议,并于2000年至2001年期间,将1亿元资金委托给该公司。该投资公司收到学校资金并购买股票后,将所购股票用于质押融资。
虽然有关学校企业经营的具体事务,都是由几位副校长经手,但据学校内部人士透露,这起最终造成亏损的委托投资,并非该位副校长的个人行为,身为校长的单平也知情。这也成为单平此次被免职的一个直接缘由。
2000年恰逢中国股市牛气冲天,天大的投入在这段时期是赚钱的。这让天津大学在制作财务报表上有很多回旋余地。据天大一位前校级领导对本刊的说法,2000年至2002年,该位副校长用来掩饰这笔“未经可行性论证和未经校领导班子集体讨论、未报有关部门批准”的委托炒股的办法是虚做报表。
直到2003年,股市急转直下,1亿本金收回的到账资金仅200多万,那家深圳投资公司老总潜逃。东窗事发,天津市公安局立案,并查封了天大的炒股账户。在接下来天大与投资公司的诉讼中,法院判天大一审胜诉。但是该公司不服,一直上诉。另据知情人透露,由于当时的炒股决策没有经过党政联席会议,天大内部也有人上告。
曾经财源滚滚的上市公司天大天财,遭遇致命的打击,这也标志着,曾经在高校产业化中扮演重要资金来源的校办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
校办企业的黄昏
校办企业曾经是高校产学研结合的产物。在改革初期,市场经济尚未建立,各种风险投资机构、企业凤毛麟角,“科技尽快转化为生产力”这一目标只能由大学承担。在这种大背景下,各高校纷纷成立自己的全资企业。
参与了国务院校企改制方案制定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瑞龙如此解释:在学校办企业获得利润弥补科研经费不足的动机下,高校办企业应运而生。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校办企业就成为向学校提供资金的后援团。而教育体制改革后的高校扩张风潮,成为校办企业发展的第二个契机。
此时的单平,也迎来了事业的最高峰。1997年,他出任天津大学校长。身为校长的单平不可谓不尽力。他的博士生都交给了别的教授帮带,而他基本上只做管理工作。当时他曾说,“要想把业务和学校都搞好是绝不可能的。任何一位校长,如果做得比较好的,都是把百分之百的时间用在管理上。”而这种管理不是单纯的传统校务,还有一些近似于企业操盘手的经营决策。
“经费不能不管吧?后勤得过问吧?还有相关产业,招纳人才,要把它弄清楚得花时间和精力,起码得干上几年以后才明白。我的体会是,做校长前两三年就是在熟悉情况。”单平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997年天津大学作为主发起人,将天津大学填料塔新技术公司等公司的经营性净资产6500万元作为出资发起设立了天大天财。
天大天财刚刚上市的两年,业绩骄人。因此也充当了控股股东天津大学的“提款机”角色。2005年12月26日由一家私人企业接盘之前,天大天财的董事席位大部分由天津大学的人兼任。董事长也是由天津大学副校长出任。作为控股股东,天津大学经常占用天大天财的款项。“大股东占款也是此后天大天财难以为继的一个主要原因。”一位曾在天大天财任职的人士说。
2000年,公司开始进入光纤领域,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2002年,日本一家公司提供价格低廉的光棒(制造光纤的材料),而当时光纤的成品市场价高出成本约6~7倍。巨大的利润差,让天大天财的决策者们看到了开拓新市场的希望。
公司与日本方面一口气签订了5年的光棒供应合约。合约签定当年,国际市场的光纤价格大幅跳水,比成本价还低。“这是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曾在天大天财任职的一位人士对本刊说。2002年,一期年生产能力200万公里的光纤生产基地筹建工作完成后,光纤销售却打不开局面,正式投产后就开始亏损。
在天大天财遭受这伤筋动骨的一击时,内部还面临着其他校属企业的同业竞争。
据知情人介绍,天津大学的工科学院几乎都有自己的校办企业。“由于天大的专业多为理工科,校办企业的同业竞争难以避免,业务范围如何分配,企业和学校之间的利益如何分配,通常取决于校办企业与校领导的协商程度。”
而身为学校领导,如何处理和这些既是嫡系企业,又是学校建设资金来源的校办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是一门技巧。对这些校长来说,校办企业让他们的身份从一个学校的管理者,变成了兼任有巨额资产可供运筹的企业管理者。
1997年6月2日,天津大学在与天大天财签订的承诺书中声称,不从事与天大天财相同或相近的营业,以避免从公司设立或将来扩大其他营业时,构成同业竞争。但在天津大学校属企业中,仍有北洋公司、工程中心等为数不少的企业在从事填料业务并直接与天大天财及其控股子公司天大天久公司进行同业竞争。此外,天津大学于2005年将“国家化工填料塔及塔内件技术研究推广中心”拿回学校,违反了在《招股书》中的承诺。
2002年,天大天财的两位独立董事张晓峒、梁执礼为此提出了独立董事意见报告。据知情人介绍,当时与天大天财进行同业竞争的公司,是天津大学化学院的几个老师组建的一家填料公司。
在2002年的合约拖累和校办企业的同业竞争下,天大天财一蹶不振。当年年终利润比上年减少一半。2004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爆出预亏3.5亿。曾经投入“20万,赚回40万”的小股东们,几乎每次都会在天大天财的股东会上叫骂打架,以宣泄被这支曾经风光无限的高校概念股套牢的愤怒。
高校企业日薄西山,已是一个大气候。曾经在天津首开上市先河的南开大学校企戈德,最终的命运也是成为ST股,被一家民企买为“壳资源”。
“高校产业普遍经营欠佳。”张晓峒说。他把这个原因解释为:学问做得好,不一定懂经营,“还有大股东占款”。而一位熟悉天津教育界的人士则认为,校企一旦上市,股权分散,产权归属不明,造成企业经营决策制定机制不畅。
“好师长,但不是好校长”
按天大一位前校级领导的说法,导致单平免职的私自动用公款炒股亏损一事,在2003年便告一段落。但此后,天津大学并没有完全退出波谲云诡的股市。2004年8月,在大商股份公布的半年报中,天津大学就以持有大商股份197万股,位列公司第七大流通股股东。
在西部钢铁企业新钢钒(000629)2005年8月9日公布的半年报中,天津大学惊现流通股股东榜首。天津大学在当年第二季度共买进482万股新钢钒流通股,位居新钢钒第四大股东。
其时,高校成为股市玩家已经不是特例。曾有记者在采访德恒证券的时候获得的一份德恒证券委托理财的客户名单上,就发现有多个高校的资金深陷德恒证券泥潭。
证券法有明确规定,国有企(事)业单位不能涉足二级市场买卖股票。但当一个学校不再单纯是一个学术机构时,想着法子用学校资金“钱生钱”似乎是一件“法无可恕,情有可原”的事情,但这些资金的运用管理却成为一个问题。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教育部要求各级高校党政领导干部以此为戒,对学校财政事务,尤其是对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坚持科学论证,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
天大的学生们对单平的印象是:和善有余,魄力不足。和学生共同进入教学楼的时候,他甚至会替学生掀帘子。虽然天大校长是副部级,单平在校园内的交通工具通常是一辆使用多年的自行车。
天津大学的师生,都渴望着重振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的声威。这也是单平的目标——自1997年单平在任以来,天大在一项大学排名中最高曾到过第六位,但近年已经跌出前十。
而高校的崛起,资金似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校长的角色也在教育家、企业家、风险投资商等不同角色中游走。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熟悉天津教育界的人士这样评价个性并不强悍的单平:“是一位好的师长,但不是一位好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