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年的品质 杨敬年: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2018-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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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杨敬年(1908- ) 著名经济学家.翻译家.湖南汨罗人. 1936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同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

杨敬年(1908— ) 著名经济学家、翻译家。湖南汨罗人。 1936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同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45年留学牛津大学研习“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1948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起任南开大学教授。

译有雅·科隆诺德《经济核算制原理》、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以及《英国议会》、《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第一花旗银行》、《银行家》等多部英文和俄文经典著作。

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学会常务理事等。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收入 《大洋洲及远东地区名人录》。 1998年,90高龄的杨敬年翻译完成英国亚当·密斯的《国富论》;百岁时撰写《期颐述怀》一书,回首其百年人生;还著有《人性谈》等。

出生于1908年的杨敬年先生,堪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名副其实的 “资深教授”。作为20世纪的见证者和两个世纪的跨越者,作为一个学贯中西、寿比南山的仁者,作为民国留洋博士中最后的耆宿,杨敬年先生如何走过这漫长的人生历程?他对于学问、人生、人类、天地……都有着怎样的思考?带着不尽的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在天津杨先生的寓所采访了这位期颐学人。

20世纪由黑暗走向光明;中国和这个世界的未来,也是充满希望的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来采访您,一方面是想让您的学识和智慧让更多人分享,让您的传奇经历和人生感悟能够被记录下来,传诸久远;另一方面,您几乎与20世纪同龄,是20世纪的见证者,又跨越了21世纪,年高德劭、学识恢宏,堪谓国之瑰宝,我们想亲炙教诲。作为一位智者,您对20世纪有何总结?您对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有何期待?

杨敬年:20世纪是多事之秋,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故。从两次世界大战到新中国的成立,全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殖民体系瓦解了,第三世界国家体系出现了。然而,后来出现了苏联的崩溃。在中国,从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再到改革开放,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

我出生于贫农家庭,家里只有几分地。在我很小时的记忆中,父母一直不和,父亲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自此了无音讯,直到我大学毕业他才回来。母亲是朴实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我主要是靠外祖父一手抚养长大。我的叔祖父也是个贫农,是他借钱供我到当时的岳阳县高等学堂(小学)学习,之后就主要靠自己奋斗了。后来我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习。

在我看来,20世纪是由黑暗走向光明的时代。我觉得中国的未来是很有希望的,这个世界也是充满希望的。

回顾历史,中国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奋斗不已,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直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了100多年来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 “三座大山”——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

到了21世纪,发展与和平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从开始的10年来看,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纪。尤其是中华民族必将在这个世纪实现伟大复兴,这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一件大事。我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我愿意乐观地去看待问题。

我们现在的政府可能存在很多缺点,但是与以往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相比,不得不说是最好的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社会稳定,方方面面都井井有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些都是前无古人的成就,也必将引领来者。因此,生活在当下中国,我感觉到很自豪。

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中国经济时报:您1948年获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在您90岁高龄时,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英国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源地,斯密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山鼻祖。您可以说是传承了正宗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您如何认识和评价这种理论的价值?您认为,这种理论有什么缺陷?应该如何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

杨敬年:那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想出版一套“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10本书”,其中只有一本经济学的书,即《国富论》。可以说这本书在经济学科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两个方面都起着推动作用,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国富论》作为建立近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它集古代经济思想之大成,为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思想来源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来自《国富论》。

为了翻译这本书,我前后花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3点起床,一直工作到7点,平均每天差不多要翻译2000—3000字。因为投入的时间很长,我的手稿很工整也很清楚,所以就没有重新抄录,结果等2001年出版之后竟然有74万字。在出版之后的几年,我还抽时间重新校对过几次,最后定稿的时候已经是80万字了。

在我翻译的《国富论》中,我引入了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对该书的评析作为读者指南,我还特别加入了包括英国大百科全书、马克思等很多书刊和学人对《国富论》的评论,这样可以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本书的思想。这本书的思想主要是倡导自由,反对中世纪的“重商主义”,这对于中国当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该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目前也在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您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与正宗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有何异同?中国应该如何推进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与实践?

杨敬年:市场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不再是绝对的市场经济了,在它们的经济中也存在着国家的管理。实际上,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混合体”,在市场起主要作用的前提下,国家发挥应有的合适的作用。自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凯恩斯提出对于经济应采取有力的国家调控。

当下我国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的成分在其中,但基本指导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只是我们应用了市场的手段,特别是宏观调控手段,这其中就包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都是西方的东西。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有必要将这些方法融入其中,适应它们的规则。

我认为市场经济是整个人类发展不可避免的模式,因为纯粹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以苏联的计划经济为例,一方面,它过分依靠国家权力,使政府担负了力所不及的重负;另一方面,它又压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再者,它拒绝向西方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

我认为,经济和政治不能分,社会和文化不能分,它们互相之间是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分配权力。没有权力,社会无法正常运转;有了权力又会被滥用。而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当然是问题;如果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则会极大地伤害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经济不能很好地发展。这也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教训。

每一种制度都有其优缺点,符合人性的制度就是好制度。我从当初研究发展经济学开始研究人性。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派认为人性本善,如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与之不同的是,英国哲学家罗素提出人有四种欲望——贪婪、竞争、虚荣、权力欲。这四种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愈满足愈膨胀。但是又不能过分压制它,否则人就没有动力,没有积极性,经济发展就会陷入困境。发展经济就是为了求利,需要有贪欲存在,这是人性本真的东西。

我认为,人性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制度既要符合人性善,又要约束人性恶。好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坏制度则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

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上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办法,利用税收手段让收入多的那部分人群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它们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做得很好。它们变相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挽救了资本主义的灭亡。我们应该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伦理道德三个方面去挖掘、研究这些人类的根本问题。一国的制度应该是配套的,在当下中国经济制度有了大进步的同时,政治制度也应该有所改进。

总之,我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我也相信中国人有智慧和能力解决好权力分配和收入分配的问题。

从经济思想的发展趋势来看,我觉得将来我们应当会有一个适应国情的新经济学,即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西方经济思想的精华融会贯通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我称之为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而这一新经济学应该结合中国当下具体的经济事件和问题,再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当然这需要很多人为此努力奋斗。

中国经济时报:在您的构想中,这种新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原理、内容和方法是什么?

杨敬年:我觉得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很不错的经济发展观,它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核心是以人为本。可以此为纲领,在此前提下,区分并明确国家和市场的职能。市场一般由契约、个人(所有)、集体(所有)、国家(所有)几个要素构成,按照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这些环节进行经济活动。

年轻的经济学家应该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融为一体,创建新的经济学。现在,像亚当·斯密那样具有非凡头脑的人很少了,但我们可以凝聚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建立新经济学。

中国经济时报:您和张培刚先生一样,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拓荒者。您与张先生的理论有何异同?从世界和中国角度看,如何进一步发展“发展经济学”理论?如何用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指导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杨敬年:发展经济学是战后经济学的发展。然而现在的发展经济学在理论方面已经是没有前进了,因为经济学研究主要转向微观经济学方向了,主要是延续古典经济学研究。有着发展经济学之父美誉的张培刚先生所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准确说应该是现代发展经济学之前的发展经济学。西方提出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张培刚之后才提出的。

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并没有建立起来,在我曾经讲过的课和写的书中,我都称之为西方发展经济学。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经验,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发展经济学,但是很可惜,至今没能建成。张培刚先生曾经在武汉提议建立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会,最终也未能成功。

让大学能够独立办学,获得学术自由,给其自由创造的空间

中国经济时报:您游学中西、学贯中西,您认为中西方教育有何异同?分别有何优劣?真正的大学之道应该是什么?中国当前教育有何缺陷和不足?应如何改革教育体制,使中国教育跻身世界一流水平?

杨敬年:我在牛津留学几年,感触最深的莫过于牛津精神。牛津精神一是不断创新,二是严格要求。试想一个创办800多年的大学如果不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也不可能存在至今。以牛津大学对博士的要求与国内相较,国内要求对现有专门知识做系统深入的了解研究,牛津博士却是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原始的、创造性的贡献,这种差距显而易见。

因此,中国要做好教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是简简单单一句口号就能成功的,它需要不断努力,经过时间检验和淘汰,要靠学校培养的人才和所做的研究成果说话。虽然中国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但中国的教育制度似乎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根本途径还是要让各个大学能够独立办学,获得学术自由,给其自由创造的空间。高校需不断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不断学习全球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在教学中要改变传统的灌输性的方法,要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做学问要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冯友兰颇有研究,著有《人性谈》。您研究中国哲学的心得体会是什么?您的为人之道是什么?您认为中西方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有何异同?

杨敬年:当初写《人性谈》,是因为自己学得比较广泛,就想找个红线,把自己所学的东西串联起来,顺便可以温习过去所学。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首先要界定什么是人性?什么是善恶?我认为人性有善也有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人生存发展的欲望得到满足就是善,破坏别人使他人得不到满足就是恶。人性有两个基本需求,一是生存,另一个是发展。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要求知,就要创造。

冯友兰是我很佩服的中国哲学家,因为他用西方新逻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哲学。我在大学时就读过他写的 《中国哲学史》,后来我又读了他在西南联大八年间写下的学术专著《贞元六书》。可以说他把中国哲学中儒、道、佛等等的东西融为一体,他甚至认为中国哲学可以代替宗教的地位。因此,这是中国哲学的大师。

西方哲学大师罗素和文学家萧伯纳都来过中国。萧伯纳曾经留下这样的几句话:“I am not you,I have nothing to say.Readmy book.Leave me to die in peace.” (我不是你,我无话可说。看我的书。离开我安静而逝。 )西方哲学认为哲学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冯友兰认为哲学与神学无关,主张神学与哲学分开。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一个105岁的期颐学人,您最有资格谈治学之道。能否谈谈您的治学之道?

杨敬年:治学需有一颗宽广的心;需要很好的文字根底,因为文字是表达的工具;需要一种认真的态度,做学问要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

我是劳动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

中国经济时报:上世纪40年代末,您未按照您的老师何廉的意思远赴美国。这虽然使您避免饱尝离乡之愁,但此后却使您个人和家庭经受了过多的坎坷和深重的灾难,也使您长达20多年的黄金学术年华虚掷流水。回首往事,回首那些在“紧要关头”的重大人生选择,您有无“假如人生能重走一遍”的感慨?您如何看待这些人生的坎坷和磨难?

杨敬年:回首往事,经历了20多年“右派”和“历史反革命”生涯的我,79岁才成为中共预备党员,80岁转为正式党员。有人说,我加入的是理想中的共产党,也有人说我是在“做秀”,其实不是这样。我是穷苦出身,在旧社会感受到种种不公平,因此,对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天然的阶级感情。要推翻旧制度,就要有(像共产党这样的)雷霆万钧之力。我自儿时起就仰慕共产党,视共产党为穷苦人的救星。

1927年,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父为了让我能有个文凭在家乡教书,便借钱送我到岳阳县城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两年毕业以后,我又先后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谁知入伍不到三个月,当我兴冲冲地准备参加革命时,发生了“马日事变”,许克祥宣布反共,于是我一气之下离开了中央军政学校。

经过“反右”和“文革”的磨难,一部分人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信仰和信心,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在中国如此广阔的土地上,有如此之多的人民,试行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开拓,弯路和错误不可能避免,但是共产党人能够自己觉察到自身的错误,并予以改正,这就值得继续信任。

我是劳动人民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我认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为劳动人民做哪怕是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所以我一直都拼命工作。

寄望年轻学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中国经济时报:孔子云“仁者多寿”。作为一个仁者,您对现在的年轻学人有何寄语?

杨敬年:我想起一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这句话出自《易经》,也是清华大学的校训。在《易经》中全文是这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它阐释了做人的深刻道理。

作为新时代经济学界的年轻人,要做到兢兢业业,殚精竭虑,有所建树;不要贪污腐化,不要滥用权力。

(特别感谢南开大学教授葛顺奇先生为此文做出的贡献,亦感谢陈宏伟和谢宝康二位同事的鼎力相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