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和许广平 袁良骏:周作人将兄弟失和原因归罪于许广平【2】
言之凿凿,态度十分鲜明。鲁迅所以要“拗一调”,不像其他人那样开列一大串书目,正是因为他不希望当时的青年们沉溺在书目中,钻进研究室,做成书呆子,而忘记了国家的积弱、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鲁迅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力主青年要走出书斋,去革新、革命,冲决旧的网罗,创建新的中国,也就是“附注”所说的“行”大于“言”。
鲁迅的这一态度光明磊落,无可指责。而且可以说,这比其他任何答卷都高明,也更具说服力和警醒力。
这才是鲁迅风格,这才是鲁迅精神——他始终认为救国比念书更当紧、更重要。何况,他要大家多读那些关心现实的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那些消弭斗志、让人远离现实的中国书呢!至于他开给友人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的那份书单,是因为许世瑛在大学念中文系,和一般的社会青年或一般的中学生不太一样,所以要因材施教。
周作人由“必读书”答卷又谈到了关于“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论争。他说:
那时反对的方面记得有李大钊,而他(指鲁迅)并不参加。后来说他曾反对胡适等有功,与李大钊并重,这也是追加的神话罢了。陆放翁说:“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就是那么的一回事。
事实上,鲁迅确乎未像李大钊那样,写文章批评过胡适“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主张。后来有些新文学史说他在此论争中功绩“与李大钊并重”,这显然不对。周作人称之为“追加的神话”是对的。因为这种“追加的神话”不实事求是,甚至歪曲历史。
其实,这对鲁迅也是帮倒忙,即使鲁迅未写文章批评胡适的这一主张,他就不伟大了吗?何况历史也清楚地表明:鲁迅一直不赞成胡适的这一主张,也一直支持李大钊的批评意见。不承认或有意忽略这一点,也是不应该的。
周作人反对“追加的神话”虽好,但有意隐瞒历史的真相就不对了。很遗憾,周作人虽然提供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几本有价值、难得的史料性著作,但在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具体问题上,周作人便往往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他对鲁迅的积怨便要力透纸背了——当然,这也正是周作人之所以为周作人之处。
许广平及其《鲁迅回忆录》之争
在与鲍耀明的通信中,周作人错得不能再错的是他对鲁迅遗孀许广平女士的攻击。周作人一直反对鲁迅与许广平结合,而且一再说鲁迅抛弃前妻朱安,喜新厌旧,讨许广平作“妾”。在予鲍耀明的信中,他又重弹许广平乃鲁迅“妾”的老调。谈到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时,他写道:
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对于某女士(许广平)常有不敬之辞……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鲍耀明信)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
这就借赞许不明真相的鲍耀明之机,重复了对鲁迅、许广平婚姻生活的无端攻击。
许广平的《回忆录》中,有很多真实、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大致写出了鲁迅晚年的思想、事业及音容笑貌,这是必须肯定的。《回忆录》中有关“二周失和”的章节,较忠实地追忆了鲁迅对此事的一贯态度和观点,也较忠实于事情的原貌。即使许广平的叙述语气较尖锐、气愤,也是和“泼妇骂街”(鲍耀明语)不可同日而语的。
应该指出的是,鲍耀明对《回忆录》的“一棍子打死”,不只代表他一个人的意见,也参考了港台某些学者的文章。在他1962年4月26日致周作人的信中,便转述了一篇发表在港版某副刊上的文章《许广平与〈鲁迅回忆录〉》。文章对许广平及其《回忆录》正是彻底否定的。对于一个学术问题,肯定或否定它都是正常的,是可以争论下去的,但态度却必须是客观冷静、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否则很难得出科学结论。
《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中还收录了一些周作人日记,甚有参考价值。下面是1966年5月23日的一段日记:
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记鲁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雅不欲谈,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妾妇浅见,亦可哀也。昔记回想,但以不辩解为辞,今知亦可不必耳。
这是“二周失和”四十多年后周作人对此事的第一次正面表态,显然,他仍然坚持许寿裳、章川岛等人早已驳斥的“鲁迅窥羽太信子之浴说”。其实,即使他当年听信妻子的谗言,四十多年后怎么还会这样将错就错呢?尤为让人吃惊的是,他再次骂许女士为“妾妇”,简直是咬牙切齿,真不知他一贯倡导的“嘉孺子而哀妇人”的精神都到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