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损是干什么的 论语是一部什么体的著作

2017-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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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

(一)“论语”命名的意义和来由

读论语学做人

《论语》是这样一部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著名学生的言语行事。班超的《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

“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那么,“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

说到这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说的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论语”这样的命名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释名》的训诂名物,以音训为主,其中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还有把“论”解释为“讨论”的,说“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便是如是主张,更是后出的主观看法了。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坊记》的著作年代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是可以断言的。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

唐代抄本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二)“论语”的作者和编著年代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

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

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

”《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因此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都对它怀疑,认为琴牢和琴张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可靠,但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是不相吻合的。

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为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覆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一段又象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问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

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

《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于夫子”,都城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

崔述在《洙泗信录》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这里后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

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

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国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纪元前四三六年。这是依《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语推定的),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叙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著笔的。

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的执政大臣之一了。

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末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

(三)“论语”版本和真伪

《论语》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候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候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嘉平石经》就是用的《张候论》。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由认为出于王肃之手。

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论语注》以《张候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

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我们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候论》。

于是怀疑《论语》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

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无论如何,《论语》的成书要在《左传》之前,我很同意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公山章》)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论语来补充《左传》,不应该根据《左传》来怀疑《论语》。至于崔述于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以此来范围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纯驳,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

(四)略谈古今“论语”的注释书籍

论语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礼纪》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的启蒙书的一种。

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的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年)《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

现在《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年,《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年,《清史稿》有传)《经义考》,纪盷(1724—1805年)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550左右—630年左右。

《新唐书》对他的生卒年并没有明确记载,此由《册府元龟》卷九十七推而估计之)《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基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识,便于查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年)《论语正义》——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年)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年)继续写定。

所以这书实际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当日的好书,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少。

(4)程树德《论语集释》。此书在《例言》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5)杨树达(1885—1956年),《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

(6)杨伯峻《论语译注》。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

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7) 钱峻《论语浅讲》

(四)有关论语的小故事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之作,它对很多文化名人产生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很喜欢《论语》,曾经借用《论语》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句话给他的女儿们取名为李敏、李讷,希望她们成为少说空话,多做实事的人。

老年的孔子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

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

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

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

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

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