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之 14

2018-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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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沙飞,为了摄影,离开了家,为了救国,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还由于"恨"前妻,私下里将王秀荔改名为"王若冰".近一年来,王辉在新文字研究会认识的李

沙飞,为了摄影,离开了家,为了救国,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还由于"恨"前妻,私下里将王秀荔改名为"王若冰"。

近一年来,王辉在新文字研究会认识的李碧山、张望、杜桐等人经常到她家活动。她们家,母亲不管事,弟弟在广州读书,一直由三姐妹当家。

李碧山,即李班,越南人。因从事革命活动遭法国殖民当局通缉,于1933年到中国中央苏区参加中共,1934年冬随红军长征,后因病滞留,1935年冬辗转到潮汕,在汕头一日本牙科医院以当杂工为掩护。他常到王辉家里,在她家四楼天台木板房餐厅写东西,他给她们几姐妹谈苏区的情况,把《巴黎救国时报》、艾思奇《大众哲学》及他手抄的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书刊给她们看,并存放在她们家里。

1936年冬,李碧山介绍王辉参加中共外围组织华南抗日义勇军,她庄严宣誓,准备随时献身于驱逐日寇、收复失地、解放祖国的神圣事业,随时响应号召,上前线杀敌人。

王辉一直认为,摄影不是职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沙飞为了摄影离开家,长期没有固定工作、固定收入,只挣点稿费,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她更担心的是,丈夫名气越大,对组织越不利。她考虑再三,给在桂林的丈夫写了封信,书面提出离婚,这是她的杀手锏,她认为毕竟是恩爱夫妻,又有两个孩子,他爱自己、爱孩子,爱家庭,决不可能同意离婚,他收到信后,一定会立即回汕头、回家,重新开始生活,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又一起搞抗日救亡工作,业余时间他仍然可以搞摄影。

丈夫没有回来。过了二三个月,王辉收到他从桂林写来的同意离婚的信。她没有想到,丈夫真会弃家搞摄影,她终于意识到,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家庭和摄影,他更爱的是摄影。自己逼他二者取其一,他选择的是摄影。她了解他,一旦决定了干什么,就一定干到底,决不回头。她没有再写信,她无奈地吞下了自己酿的一杯苦酒。

王辉是个坚强的女人。丈夫走后,她既要上班挣钱养家、照顾两个孩子,又要参加抗日工作。1937年8月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正式宣告成立,王辉是发起人之一,任理事。她在青抗会用的名字是王玉珠,到重庆后改为王辉。她还团结单位职员组织了电报局抗敌同志会。

    1937年9月汕头青抗会组成155师随军工作队,王辉加入工作队。她穿起军装、剪短头发、扎起绑腿、背起行装,到潮安、揭阳、普宁等县,巡回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工作。她在话剧"送郎上前线"中,女扮男装,演男主角,演得惟妙惟肖,这个剧当时很轰动。在工作队每月10元军饷,每天两顿糙米饭,但热血青年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精神。

10月初中共南临工委宣传部长姚铎、组织部长苏惠夫妇到潮汕检查指导工作。他们认为应加强汕头妇女工作,王辉在电台的职业非常重要,因此立即把她从随军工作队调回汕头。苏惠于农历9月10日介绍王辉加入共产党,一个基督教徒从此改变了信仰。

苏惠1925年加入中共,曾任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姚铎后来在重庆被国民党逮捕叛变,被我方秘密处决。1944年苏惠与方方在延安结婚。

早已在上海加入中共的徐扬于1937年9月回到汕头。他经过观察,发现在电报局工作的王辉是同志,就与组织取得联系,不久他担任青抗会组织部长。在北京就加入中共、参加了12.9学生运动的杜桐于1936年回到汕头,他是青抗会总务部长。1938年初王辉担任青抗会妇女部长、中共潮汕中心县委兼汕头市妇女部长。她与徐扬、杜桐一个党支部。

1938年春仍然是电报局职员的王辉,奉命做上层妇女的统战工作。她努力争取,得到155师师长李汉魂的妻子吴菊芳支持,与国民党汕头妇女会主任陈瑞莲多次接洽,共同筹备、成立汕头市妇女抗敌同志会。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妇抗会在募捐慰劳前线将士5千条手巾、5千条棉背心、5万封慰劳信的工作中,得到广大妇女配合,超额完成任务。

王辉的工作从上层妇女到女学生、女工,她通过电报局抗敌同志会募捐夜校识字班开办费,通过上层关系捐钱、借房子,在花园路培才小学内办了两个班,近百名学生,她亲自当授课老师,宣传抗日救国。女工学的第一支歌是《抗敌歌》:"我的敌人凶似狼,强占我地方,抢掠屠杀后,再烧毁我村庄……"。

1938年三八节妇,抗会组织纪念大会,主任陈瑞莲主持,宣传干事王辉作国际妇女运动报告,大会发出"妇女动员起来救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大潮汕!"的怒吼。会后举行环市游行,规模空前。1939年3月15日青抗会会刊《抗敌导报》纪念妇女运动专辑发表王辉文章《抗战中的潮汕妇女》,署名王秀莉。

在青抗会组织的一次宣传会上,王辉5岁的儿子上台表演王亚夫编导的汕头抗战民谣:"你别笑我是小鬼,小孩人小志气大,挽起衫袖和裤腿,赶走日本鬼。"

1938年日本飞机对汕头市狂轰烂炸,人们四处逃难。王辉几姐妹忙于抗日,顾不了家,小脚的母亲带着两个外孙逃往潮安乡下避难,途中遭敌机空袭,很危险。

1938年5月中共潮汕中心县委机关搬到王辉家——汕头市新马路79号,方方、谢育才、李碧山、苏惠等中共南委领导到汕头,常住在她家,她的家乡也曾是县委机关所在地。

1938年底王辉看到《星华日报》转载武汉《新华日报》陈克寒的文章《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边区最大的报纸是抗敌报,已经有半年多的历史。《抗敌报》的负责编辑者,过去是全民社的记者沙飞,现在是边区常写文章的邓拓先生。"她知道沙飞已奔赴华北前线,参加了八路军。她不感到意外,她既高兴,又明白,他再也不会回家了。她给香港的吴伟机写信,想把两个孩子送到香港保育院,请他帮助联系。不久他回信说已联系好。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于1938年3月在汉口正式成立后,立即开始了抢救和保育难童的艰苦工作。宋美龄担任理事长,李德全担任副理事长,邓颖超、沈兹九、曹孟君、史良、安娥、刘清扬、郭秀仪等为常务理事,国民政府各省主席夫人担任各地战时儿童保育会分会负责人。香港保育院是香港分会下属的难童保育机构。

1939年春,方方派王辉到香港找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连贯,请示并准备去南洋到华侨中进行抗日救国募捐工作,为潮梅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筹集经费。她在廖承志家见到何香凝老人。后来她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与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李少石夫妇关系密切,常去他们家,与何老太更熟了。

(作者附记:1950年代王辉是广州中国银行经理,负责侨汇工作,并担任省侨联委员。她去北京开侨务会议时,常去看望何香凝、廖承志、廖梦醒。故人相逢,老人很高兴,送给她一幅自己画的狮子,题词"王辉女士惠存  何香凝"。此画一直挂在家中客厅,后来毁于文革。)

这次去香港,王辉带上了两个孩子。在乘船途中,调皮的司徒飞与一小男孩在甲板上打架,被推倒在一桶开水上,屁股和大腿被烫伤。王辉抱着儿子,看着旁边仍然高兴玩耍的女儿,心酸极了,她真怕控制不住自己,当众大哭起来,她咬紧牙,对两个孩子强装笑脸。到香港后,她抱着受伤无法行走的儿子,拖着幼小的女儿先到保育院,结果只收留了妹妹。无奈,她请吴伟机帮助先将儿子送进医院治疗。

王辉离港前,嘱托这位善良的朋友,孩子的父亲已去华北前线抗日,现在战乱,我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如果我死了,请你帮我照顾两个孩子。

在吴伟机关怀下,儿子的伤治好后,送进保育院。保育院在意大利天主教堂婴堂,后又搬入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捐资在九龙新建的院址,身穿黑长裙的修女教孩子们唱圣歌,进教堂做弥撒。难童大多是从沦陷的地方收容来的,老师照料他们的生活,教他们唱抗战歌曲。

1939年6月21日是端午节,凌晨4时日寇发动突然袭击。日132混成旅团为主组成的粤东派遣支队和一支海军陆战队,在40多架飞机和30多艘舰艇的配合下,总兵力约万人,分三路进攻汕头市。我军英勇抵抗,终于不敌,22日凌晨汕头市沦陷。

战事发生后,潮汕警备司令部秘书徐先兆即电话告知王辉,她立刻赶回已撤至郊外的电报局,按预先指示,发急电向闽西南潮梅特委、青抗会及各分会报警,青抗会及时组织撤退。金砂乡分会得知情况后,迅速向保安第五团"借"枪支弹药,这批枪弹成了当时潮汕游击队抗日的主要武器。王辉站好最后一班岗,完成任务后从容撤退。

王辉的六妹王勖、七妹王勉都参加了抗日,三姐妹先后加入共产党,抗战初期王家三姐妹是潮汕地区抗日的活跃人物。后来王辉把母亲送到谢育才、王勖夫妇工作的闽西南,她再没有任何牵挂,一心一意投入工作。国共关系恶化时,母亲两次被抓去坐牢,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释放遣返家乡。

王辉的八弟参军到157师,从汕头开拔到上海,参加抗击日军的8·13淞沪战役,部队后来撤退回汕头,八弟身染伤寒、肺病,于1939年初病逝。

1939年初劳耀民受命从汕头带一收发报机,撤退到兴宁县,住在市郊。汕头沦陷后,王辉路经兴宁,两人见面,感慨良多。劳耀民说,传兄离开汕头时,没有告诉我他要到何处,一直没有他的音讯。她回答,他行踪不定,我也不知其住址。他们就此辞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