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林父亲 刘伯承之女:父亲不要我们当“红色贵族”

刘弥群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丢了母亲买的新钢笔,刘伯承知道后很不高兴,给女儿讲了一个故事:"在战争年代,爸爸身边有一个参谋,一天他突然哭了起来,爸爸问他为什么哭,参谋回答说丢失了一支红蓝铅笔。"刘伯承拍拍女儿的头,语重心长地说:"人家一个参谋,丢了一支红蓝铅笔就哭了起来,而你丢了一支钢笔还不在乎……因为这支钢笔不是你劳动得来的,而那位参谋从小打草喂猪,知道铅笔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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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刘伯承看到教育部一则关于高等学校的调查,他马上写信给儿子刘太行说:"这次调查,成绩优良者10人,8个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一个是农民之子,一个是右派之子,而干部子弟一个也没有……要警觉,干部子弟生活优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认为学习没有意思,自甘落后,这必须大力教育……"在这封信中,刘伯承还询问儿子,"谦虚谨慎的学习习惯在修养否?"

1964年,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村参加8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女儿参加,"父亲要我下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很严肃地指出,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他说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

在刘伯承家的电话间里,一直贴着一张母亲写给子女的告示--

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我们兄妹穿的衣服,都是代代相传,甚至不分男女的。"刘弥群的弟弟刘蒙读中学时,还穿着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以至于很多同学笑话他,叫他"黄皮"。回到家,刘蒙吵着以后再也不想穿女军装了,还遭到母亲的严厉批评。

1970年后,刘伯承的儿女们先后结婚,但都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长子刘太行结婚后,一直住在单位分配的9平米的房子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直到刘太行的孩子出生,单位才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米的套间。

"父亲最厌恶的就是个人主义,希望《环球人物》杂志不要过多宣扬刘伯承和他的家人,而要通过刘伯承的故事,给青年读者以启示,多点集体观念,少点个人主义。" 采访过程中,刘弥群不时向记者强调。

父亲学习的诀窍就是刻苦

刘伯承在写给孩子的书信中,大量引经据典,一些难懂的文言文后面,他还用蝇头小楷标着注释。"爸爸从小就让我们学习《古文观止》、《孙子兵法》等古汉语文学,要求我们背诵。他的毛笔字很好,练习写毛笔字也是我们几兄妹的必修课。"

刘伯承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然后叫醒子女一起背书、习字。"‘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父亲常常用这句话告诉我们学习之道--做学问要给自己树立高标准,严要求。"

刘伯承学习俄语的经历,成了孩子们最生动的教材。1912年春,刘伯承以优异的成绩被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录取。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35岁的他受中共中央委派,从上海来到苏联,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

刘伯承一下船,就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进校报到时,他仍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却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原来上面已经点到"阿法纳西耶夫"了,他愣是没听出来。刘伯承从此坚定了要学习好俄语的信念。

"父亲的川音很重,发音跑调是常事。加上他的右眼装着假眼,要学习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刘弥群说,为了练习"P'的准确发音,刘伯承从早到晚一有空就一个人站在墙角,一个劲儿地念"P-、P-"。为了记单词,晚上熄灯了,他还跑到走廊里去背。

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为了不影响别人,他蒙着毯子,在"小帐篷"里点着灯。半年后,刘伯承顺利进入苏联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实现了能听、说、阅读俄文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