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找儿女 寻找九三受降签字人徐永昌

2017-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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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今年的9月3日,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全国放假一天,很多人感到新奇,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把9月3日作

        今年的9月3日,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全国放假一天,很多人感到新奇,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把9月3日作为假期。

1945年的9月2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向盟军政府,包括中国政府投降。次日,即9月3日,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宣布这一天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第一次全国放假。

到了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规定9月3日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1999年,国务院修订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抗战胜利纪念日不放假。这个规定直到今年才有所改变。

大家熟知的八一五,实际上这天是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也就是战争在那一天被宣布结束了,但并没有得到书面确认,直到9月2日。

70年前,又是谁,哪一位中国人,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投降,并签字的呢?2006年我在美国夏威夷的时候,碰巧密苏里号战舰停泊在港。密苏里战舰就是1945年盟军代表接受日方投降签字的战列舰。现在虽然早已退役,但是仍然作为展览馆,在美国展现70年前这段历史发生的特定时刻。

我在登舰参观的时候,在展览馆的甲板上当年举办受降仪式的地方看到了日本投降书,上面有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的签字。出于保护文物的原因,我看到的只是复印件,原件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受降书上美国的签字人是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而上面中国的签字代表,是徐永昌。

徐永昌,是抗战时期蒋介石政府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四大部长之一,跟政治部陈诚、军训部白崇禧、军政部何应钦名列在一起,掌管军令部。

军令部是国民革命军的特殊机构,司参谋部之职,掌统兵之权。此外,还担任国防建设、海陆空动员作战、后防勤务、情报收集、参谋及驻外武官统筹、陆军大学、工兵指挥、战史编撰和军事测量等。军令部部长,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对抗战胜利功不可没。

徐永昌的名字出现在这里,令我突然意识到,长久以来,少有文献特别提到徐永昌。历史选择了他,我们却忽视了他。回国后,我从一些资料里查到他出生于山西崞县,成长于大同,除了带兵打仗,还曾任山西省主席。我本人是山西人,大同是我的老家,这一发现更是激起了我对他的强烈兴趣。我的故乡,居然有这么一位卓越的抗战代表;与此同时,又是一位几乎被遗忘的历史人物,这令我无法无动于衷。于是,我开始了寻找徐永昌的旅途。

在大同,虽然有邻居街坊的口口相传,但文字寥寥。一些传记记载,徐永昌父母早亡,13岁徐就成了孤儿,从军队杂役开始从军。1914年,徐考入陆军大学,9年间完成国内最高军事教育,成绩优秀毕业后,辅佐国民第三军军长孙岳。1928年孙岳病故后,他成为代理国民第三军代理军长。后来徐在1931年到1936年,又任山西省主席一职。

虽然他官居要职,但是他在山西留下的影响已经无多。在大同,有几间房龄过百,但无人居住的老房子,相传是他从军开始的地方。而他父母本来在兴国寺的墓地上,却建起了现代化的建筑。在太原,他的故居还在,现在是个半空的某党派办公室。在发生卢沟桥事变的北京宛平,国家抗日战争纪念馆里,徐也是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仅有一张侧面的照片是他在密苏里号签字。

我去四川樊建川的抗战文物纪念馆,一次与工作人员攀谈也令我哑然。工作人员说有人要送一支徐永昌当年代表中国受降签字的笔,还自称是徐的女婿。可是徐生于1887年,1959年在台湾去世,"大陆女婿"一说不太现实。

后来我见到了上海一位知名的画家,他曾为《新民晚报》作画,画述70年前徐签字的场景,但是因为他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徐的任何照片,只能画张自忠的面孔来代替。专业画家都寻而不得,可见徐永昌的资料少之又少。

受降前日急购签字笔

机缘巧合,一次我出差到台湾,参观了台湾的国军历史文物馆,看到很多徐的文物。后来我在台湾的山西会馆停留,我跟馆内工作人员提起徐永昌,没想到工作人员很用心,日后居然把徐的家人地址电话找到了,通过我的台北同事转给了我。于是我开始联系徐家人,经过几次致电致信,我终于有了机会去拜见当时仍然在世的徐的第三任夫人李西铭女士,以及徐最小的女儿徐元容女士。

李西铭女士是北京人,虽然移居台北数十年,但是北京话字正腔圆。我们聊得颇为投机,她还记得徐将军签字前一天才发现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签字笔,特地派副官在东京购买。蒙她赠我《徐永昌传》,我才得知徐更多的故事。

据《徐永昌传》记载,徐从军从政,有三点最为突出。第一是徐为人为官清廉。早年做军务杂役的时候,负责军需采购。一次军中内审,发现徐永昌的主管营私舞弊,当查到徐永昌时却没有。有证人作证:"徐老总(当时人称军人为老总)为人老实,他给的价钱随你到别处打听!"这在当时上下腐败沆瀣一气的国民革命军中可谓凤毛鳞角。

徐一生如此,其去世后,他在台湾和海外妻室儿女也并无太多遗产。徐一直以来能深得各级上司信任,包括孙岳、阎锡山、蒋介石,以致官居要职,也是因为为人刚正不阿。

其次是军民分治,政治思想超前。徐任山西省主席的时候,主动放弃了兵权,辞去第三军军长一职。这又是一次令当时军政两界大为哗然的举动。政界都认为,"地方不靖,带兵前去,较易施为";军方和徐下属则认为,徐是贪恋官权,抛弃了军队。而他的解释是,"如不带兵即无能施为,带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这就是说如果因为百姓因为我有兵权而听命于我,那么说明这个政府不得人心。如果军队一直为政府所用,那么军队便不能自立,不能独立行兵打仗。这样的眼界和心胸,当时几乎无人能及。

最后是重视教育,这跟他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徐出身草芥,这一点与国民革命军大部分家境和教育背景良好的军官不同,但是他治学开始就异常刻苦。在陆军大学求学期间,他成绩在录取的一百六十人中最开始倒数第二。为此,他很勤奋,为了免于淘汰,他付出"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努力。第一次月考即到第六十一名,第二次月考第二十四,第三次月考第四,后来一直名列前茅。而且,徐见解独到,勇于创新,深得数位德国教官敬佩,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开始领导军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重视教育。

抗战中期,他就写道:"战至四年,今我对日,至少须拼出八年战斗,但我人教育差,当以十年为的。"即从他的观点看,抗战必须长期,因为自身的教育不足,更加加剧了抗战的难度。

虽然当时抗战节节败退,但是徐仍然是乐观的,因为他相信教育会改变中国,正如他看到了勤奋学习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今日之失败非完全失败于战场上百数十万之军队,乃失败于全国上下知能不够,尤其是知能不正确。所以乘兹大难人心稍知戒惧之时,改革教育,树立正确救国中心思想,其事与抗战并重,其途亦与抗战并进!须知敌人之侵我,何尝不是天假手于恶人以示警。我今一面抗战一面刻苦自修,又何尝不是玉成我于将来?"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理念,所以后来在抗战期间,他都一直任陆军大学校长。

为人方面,据他女儿、现居澳大利亚的徐元容女士回忆:"我父亲喜欢谈论他在大同的童年。回忆他在学校的时光。在谈到他的家人和他的父亲,他抱憾很多。作为一个幼小的孤儿,他没有办法为他的父母建个像样的坟墓,只能选择一些彩色的石头,以标记他们坟墓的位置。他谈到了他多年以后回到大同,他曾努力地寻找过祖坟上的这些彩色石头。"

徐的女儿还说:"父亲喜欢简单的快乐,如在炎热夏天的下午,能吃到新鲜的水果,或在一个寒冷冬天的晚上,能有温暖的炉火。他喜欢周日带上我们前往郊区,请农民为我们提供一个草编织的笼子,里面有蟋蟀, 而不是给我们购买昂贵的玩具。"

要说徐的弱点,大概就是他为人也数风流。张学良回忆他:"他什么嗜好都没有,麻将也不打,酒也不喝……最喜欢女人。他在郑州的时候,已经打败了,那时候国民政府军都来了,他带着山西军队和冯玉祥的军队在前线作战,军队都退了,他老先生还跟那女的在一块堆儿扯,那个女人哭,舍不得。"徐一生娶妻三次,不过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军阀动辄妻妾成群,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

遗物资料待研究

2013年,徐第三任夫人李西铭因病去世。生前我一直想邀请她来山西看看,因为她身体欠佳未能成行。

徐夫人去世后,一天,我接到徐永昌女儿来电,说徐永昌生前有些许遗物,徐夫人一直保留不舍得丢弃。现在夫人过世,台湾再没有能存放这些资料的地方,问我愿不愿意帮忙整理。

我深感此事重大,于是数次前往台北参与整理徐永昌将军及夫人留下的遗物。最后,徐的女儿答应将整理好的父亲遗物暂存我处,将来以图他用。

徐将军生前,已经将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均托付给了台湾的国军历史博物馆。在我保管的遗物中,除了他的副将赵正锴写的《徐永昌传》,最有价值的,当数徐永昌的很多照片和他的日记。他的照片虽然已经泛黄,但是纸张、显影、定影都非常好,一看一触便可感觉到历史的厚重。而他的日记,有12卷之多,从1916年就开始记录他每天的生活、工作和自省。《徐永昌日记》时间跨度从民国、抗战、内战到他晚年在台湾,内容涵盖了诸如卢沟桥事变、西安事变及蒋介石在台湾的政局变化等多个重要历史时期和事件,这是非常难得的历史资料。遗物中,还有徐将军的两件旧军服,保管颇为不易,每到阴天下雨,还要经常拿出来晾晒防霉。

拥有这么多史料,一时间我四处奔走,希望能在大同当地建一座他的纪念馆,无奈应者寥寥,至今没有着落。同时,我仍然在联系徐的家人,希望他们能到北京或者一些地方参加抗战纪念活动,但无奈个人能力所及,进展缓慢。

但我欣慰的是,今年,《南方人物周刊》将我提供的部分资料加以整理和采访,记述了徐永昌将军。如同去年国家把国民革命军抗战烈士的名单公布一样,这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是对英烈同胞的一种承认。

三晋出版社的社长张继红,也决定重新录入整理出版《徐永昌日记》。这对现有的国共党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都非常有意义。因为现有的徐永昌日记手稿字迹风格独特、行文多为文言、称呼多以字号为主,即使对学者而言,都不易参阅解读,更遑论普通的历史爱好者和学生。

在寻找徐永昌、发现徐永昌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友人,虽然纪念徐将军这件事,还没有实现,但是我仍觉得深受他们鼓舞。他们让我知道,国民关心的不仅是如何庆祝,而是如何铭记。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从来都是人造就的。中国人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不是无情的民族,而是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的强大民族。让我们珍视我们过去,展望我们共同的将来。(口述者为美籍华人,祖籍山西大同,以个人身份发掘徐永昌相关资料,力促建立徐永昌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