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长城颂 罗哲文:长城之外的故事

2018-02-02
字体:
浏览:
文章简介:那条十万里长的巨龙,从他生命中贯穿而过"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久就要揭晓了--今年4月,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将

那条十万里长的巨龙,从他生命中贯穿而过

“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久就要揭晓了——今年4月,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将在全国13个省份正式展开。4年之后,长城的“家底”将被全部摸清,华夏儿女终于可以自豪地告诉世界,我们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了。

其实,几年之前就有个老人这样评价过长城:“叫它‘万里长城’是低估了它,长城的真实长度当在十万里以上。”——这个老人,就是中国文物界当之无愧的泰斗级人物,和单士元、郑孝燮并称“三驾马车”的罗哲文先生。

作为文物界口口相传的“万里长城第一人”,早在1948年,年仅24岁的罗哲文就在老师林徽因的敦促下,开始了对长城的调查测绘工作。在京郊八达岭,天府之国长大的罗哲文第一眼看到长城,就被这条东方巨龙的壮美深深震撼了,从此,他踏上了研究长城、保护长城的漫漫长路,而当时年轻的罗哲文不会想到,这条路,他一走就是六十年。

罗老说,没有人能真正走遍长城的每一个角落,它太长了,太复杂了。而他根据自己几十年考察得出的结论,东临碣石沧海,西踏大漠孤烟,六十年间,罗哲文究竟去过多少次长城,他自己也说不清,粗略算来,八达岭有上百次,山海关有几十次,嘉峪关也有五六次了……对于罗哲文来说,长城就是一条线索,串联着六十年的喜怒哀乐,从自己生命中最好的年华贯穿而过。

各种媒体上,对于罗老和长城的情缘,实在已经说得太多太多。所以,当老人终于可以从各种繁重的事务中抽出时间,面对面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没有再提起长城,而是听他讲述了很多与长城无关,却同样感人的故事……

那个层林尽染的秋日,他把老局长的骨灰撒在望京楼上

很多人都知道,罗哲文是梁思成大师一手培养出来的弟子。其实,在罗老心目中,还有一位“分量”不次于梁先生的恩师。

提起“王冶秋”这个名字,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王冶秋,1909年生于沈阳,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王冶秋成为冯玉祥将军的秘书,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后,他开始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

此后几年,王冶秋通过秘密电台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1947年秋,秘密电台被国民党当局发现,王冶秋身份暴露,他千里迢迢,几经辗转逃到华北解放区,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1949年12月,王冶秋被任命为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十年之后成为文物局局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王冶秋结识了当时文物局里的小字辈罗哲文。

“什么样的领导才算是好领导?我觉得,不光是在工作上、生活上关心你那么简单,他还要愿意教你东西,肯给你机会去锻炼、实践。”时隔半个世纪,谈起这位老局长,罗老的语气里除了感激,更多的是感慨。作为营造专业的学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罗哲文在文物局主要负责古建的研究和管理工作。

如果照当时的路走下去,罗哲文也许会成为一个古建专家,成为又一个梁思成,但决不会成为今天的文物大家、杂家,成为中国文物考古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而最初引领罗哲文打开视野,逐渐涉猎其他领域的人,正是王冶秋。

“老局长对我非常爱护,一直在培养我,”罗老说,自己刚进文物局,就被王冶秋“逼”着多多写作,“他自己就是文学家,和鲁迅先生关系很好的。他不但自己教我写东西,还四处找来了很多有关文物的文章,让我学习、参考。”时至今日,当年那个似乎只懂得古建筑的年轻人,已经出版了十余本学术著作。

知道罗哲文对古建筑最感兴趣,王冶秋就鼓励他去研究古代的建筑画,从中了解古建的形制、体例等等,“他告诉我,书画家可以从艺术的角度去鉴赏一幅画,我们就可以从文物的角度分析它。”罗老至今记得,王冶秋曾经交给他一幅元代的古画,“那幅画现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叫《卢沟运筏图》,是现存最早的一幅关于卢沟桥的画,可以说是卢沟桥最早的‘形象’资料,无论艺术价值还是史料价值都很高,对于研究卢沟桥,甚至整个中国古代桥梁史,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幅画让罗哲文如获至宝,更引出了他对卢沟桥的一段“痴情”——都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偏偏罗哲文就数清了。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罗哲文就骑着自行车天天从城里往卢沟桥跑了一个月,数了不知几十、几百遍之后,终于揭开了谜底——卢沟桥的狮子有485个!

问罗老,并肩工作了几十年,老局长在您心里,究竟是什么位置?罗老沉吟半晌,摇了摇头:“说不好,那是一种共同经历很多风雨之后培养出来的深厚感情,很难说究竟是什么。”

罗老说的“风雨”并不难理解,都是把文物,把中华悠久文明的传承看得比命还重的人,“文革”十年的起起落落,难免会在心上留下一道伤疤。说起自己的那段经历,罗老倒有点轻描淡写,甚至脸上还挂着浅浅的笑:“那时候我是小字辈,顶多算是‘黑线人物’吧,受的冲击不太重,我1969年就去干校了。

”而王冶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曾经担任冯玉祥秘书的经历,让他被诬蔑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遭受了残酷迫害。昨天还是局长,一夜之间,王冶秋就成了文物局“人人喊打”的对象。

可是,当造反派要求罗哲文也来揭发、批斗王冶秋的时候,罗哲文只说了一句——王局长不是反革命,我了解他。

听罗老回忆起那段往事,我不得不折服于他惊人的记忆力——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时间、地点、种种细节,年过八旬的老人张口就来,没有半点迟疑:“那是1961年,我和老局长去甘肃考察麦积山石窟,赶上大雨,交通断了。

一连好几天我们被困在山里出不来,没别的事做我们就聊天,听他给我讲他的经历。”就是在那次长谈中,罗哲文听王冶秋说起了他在重庆从事的地下工作,说起了那段时期他和周总理的秘密来往,说起了解放战争中,张克侠将军就是通过他和党取得了联系,并最终在一辆黑色的“别克”汽车上与总理谈定了起义事宜,也说起了地下电台由于叛徒告密而暴露后,他是如何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南京、武汉、天津,才终于到达了解放区……

问罗老,“文革”里,您尚且自身难保,又怎么去保别人?罗老迅速接过话头:“那我也要力保他,就算保不住我自己,也绝对不能昧良心说他的坏话——因为我对他很有感情。”“可是您为什么坚持相信他是被诬陷的?仅仅凭一次谈话吗?”“凭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不是坏人,我相信他。”老人的语气是那么坚定,不容怀疑。

虽然当年“人微言轻”的罗哲文并不能改变王冶秋的命运,但是,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在那场对人性、对情感最残酷的考验中,“相信”——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它的分量却足以胜过千言万语。

1970年,国务院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准备恢复文物工作,周总理想起了王冶秋这位蒙难的老部下,亲自点名把他从咸宁干校调回了北京,负责图博口的全面工作。王冶秋回京之后,立刻把罗哲文从干校“解放”了出来。

几经磨难,罗哲文终于又能和老局长一起,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而奔走忙碌了。罗老已经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有价值的古建筑,是经过王冶秋拍板才得到保护和修缮的。和罗哲文一样,王冶秋对于长城也有一份难舍的情愫。1987年,78岁的王冶秋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万里长城最险要的地方。

千挑万选之后,罗哲文为这位相知半生、亦师亦友的老领导选定了位于司马台和古北口之间的一段残长城,那里海拔将近1000米,远眺依稀可见京城轮廓,故而得名“望京楼”。罗老说,那地方山势极其陡峭险峻,山脊最窄处仅有40厘米,“根本不该是建长城的地方”,而烽火台就修在山尖上。因为太险,那里很少有人涉足,而罗老正是看上了它的清静。他想让为文物事业操劳了半辈子的老局长,在这青山

环抱之中,在这万里巨龙脚下,安安静静地沉睡。

1987年10月,层林尽染的时节,罗哲文和王冶秋的家人一起,把老局长的骨灰撒在了望京楼上。整整二十年过去了,罗老说,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在那个地方为老局长立一块碑,以纪念这位劳苦功高的老一辈文物工作者,“这也是老局长家人的心愿,希望尽快征得长城管理部门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