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武将军 南疆起义 赵锡光从国民党中将到共和国第九军军长

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为了中华民族的兴盛崛起,毅然脱离国民党阵营,率部起义,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队伍中来。其中,有12位国民党将军,不但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而且成为了人民解放军军长。军长,一军之长。把一个军的部队交给前政权的将军指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才有如此博大的胸怀,才有民国将军成为共和国军长的“独特”现象。

本刊约请著名红色人物传记作家、长期从事军史研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66位首任军长都有深入了解的叶青松,逐一介绍这12位军长的传奇经历和精彩故事。

说起赵锡光,许多人都不知其名其事,但讲到新疆和平解放的事,很多人一定知道陶峙岳。陶峙岳将军曾撰文说:“新疆和平起义,如果不能取得赵的同意,一致行动,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陶峙岳所说的赵,正是指赵锡光。新疆和平解放是从南疆开始的。当时,赵锡光任国民党南疆警备司令兼第四十二师师长,国民党军陆军中将军衔,管辖的区域就在南疆。那么,赵锡光是怎样在南疆率部起义,又是怎样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九军军长的呢?

南疆任职

先说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陶峙岳和张治中在保定讲武堂学习时是同窗好友。陶峙岳在国民党军第一军任职时,赵锡光是陶峙岳手下的师长。这个看起来不搭界的“讲武堂”和“第一军”,把张治中、陶峙岳和赵锡光三个人弄到了一个“圈子”里。赵锡光就是“凭”这个“圈子”到南疆任职的。

1944年11月,新疆各族人民不堪忍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先后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爆发了民族革命,史称“三区革命”。“三区革命”使国民党政府在新疆原拥有的10个行政区只剩下了7个(北疆3个、南疆4个)。

此后,国民政府委任张治中为西北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到任后,立即与“三区革命”领袖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协商,于1946年春夏之交达成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成立各民族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这一协议缓解了新疆民族军与国民党军武装对峙的紧张局势,新疆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局面。

国民党军在新疆主要有两个派系,一个是马步芳系,一个是胡宗南系。为了新疆的和平,必须平息民族军与国民党军之间的武装冲突。为此,1946年6月,张治中以调换军中职务为名,撤换了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和南疆警备司令兼四十二军军长杨得亮的职务。

随后,张治中换上了自己在保定讲武堂学习时的同窗好友陶峙岳,委任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深知新疆部队指挥权全在西安的胡宗南和青海的马步芳手里,新疆警备司令部仅是一种象征性的机构。于是,他推荐自己的老部下加挚友赵锡光担任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南疆警备司令兼四十二军军长一职,陶峙岳的推荐得到张治中的批准和委任。

赵锡光,号重华,云南省保山县横山乡河湾村人,云南讲武堂毕业。1920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军,1922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在北伐战争中先后任连长、营长、团长。1935年任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师师长。1938年夏,赵锡光率九十六师到汉口,参加武汉大会战,8月调任一六七师师长。

1939年初,陶峙岳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时,一六七师调归第一军建制,一六七师师长赵锡光便成了陶峙岳军长手下的一名师长。如今,陶峙岳和赵锡光都来到了新疆任职,两人做了分工,北疆3个行政区由陶峙岳治理,南疆4个行政区由赵锡光整顿。

1946年6月,赵锡光到任后,整顿部队的第一招就是开办民主训练班。他把从解放区得来的毛泽东所著《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作为教材,以南疆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开办民主训练班,教授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的三大民主制度,抽调各连优秀士兵到训练班学习,由赵锡光亲自上课。

这一招很管用,不但把驻守南疆的4个师内部派系斗争置于三大民主制度之下,也为后来和平起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后来,赵锡光回忆说:“从那时起,完善民主制度、培养民主意识一直是我在部队建设中反复强调的两个重要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想像的成功。

9月25日(1949年),宣布起义前夕,个别军官坚持反动立场,欺骗士兵,带着全连武装企图从塔什库干越境叛逃。该连一名在民主训练班学习过的士兵,看到连长带着部队向国境方向逃跑,便巧妙地脱离部队,星夜跑回来向我报告。

我立即打电话给驻喀的第九旅旅长马平林,让他火速派出武装,堵截叛逆部队。结果,很快把叛逃部队追回来。”

在民主训练班开学典礼上,作为训练班主任的赵锡光亲自做动员训示,他说:“我军远戍边塞,保边为民,是我军主要职责。如今,全国局势,内战愈演愈烈,危如累卵。因此,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国内政局发展,提高警觉,保卫边塞,必须官兵团结一致,共同应付时局,不然,我们的处境是很危险的。

一旦国内战事不利,我们即成无根之草,死无葬身之地。长官不管士兵生活,克扣军饷,贪污腐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只知升官发财,一旦有事如何应付?你们是连队的优秀士兵,训练班学习结束回去后,向你们的长官说,长官不准随意打骂士兵,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你们的长官有不规行为,可以直接给我写信来,我保证予以处理。”

第一期民主训练班办了3个多月。赵锡光和学员们同吃、同住、同学习,每到傍晚,总能见到赵锡光和他的士兵们在一起又说又笑,关系十分融洽。这种开明作风在当时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十分罕见,也给南疆的国民党军带来了民主生活的新气象,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学员中有一位军部炮兵连的班长,回到连队后,发现他们的连长克扣士兵皮鞋,盗卖马料和马粪,将钱装进自己腰包,便立即给赵锡光写信反映。赵锡光随即派军部政工科科长贺海桐前往调查,认定情况属实,那名连长也供认不讳。赵锡光当即命军法处将这名连长逮捕法办。此案对四十二军上下震动很大,原先一些有劣迹的军官收敛了许多,不敢再胡作非为了。

拖延入关

1948年春,蒋介石对国民党部队进行了调整整编。在这次整编中,第四十二军奉命改编为整编第四十二师,赵锡光继续担任南疆警备司令兼任第四十二师师长。

整编之后,国民党政府和胡宗南便给赵锡光的部队“断供”了,一个军饷也不给。后来,赵锡光总算以“率驻疆部队入关”的“开拔费”为名义,争取来了百万元经费。但这笔钱通过西北行政长官公署时,被新任长官马步芳扣留了20万元,再加上内战导致物价飞涨,这些纸币贬值厉害,最终拨到整编第四十二师时,已经大打折扣了。

当兵吃粮,而师长赵锡光手上却无钱买粮。怎么办?赵锡光对整编第四十二师的官兵们说:“四零年到四二年(1940年至1942年),我率部驻守黄河东岸时,国民党不给八路军发饷,停止了一切物资供应,人家八路军可有办法了,来了一个生产自救。我们虽不是八路军,但国民政府不给我们拨经费,难道我们喝西北风不成?我们要学习人家的办法,生产自救。”

生产自救真是好办法。据当时担任整编第四十二师通信营营长闵继骞回忆:“当年赵师长让我带两个连队,开往疏勒草湖‘马家花园’(现为新疆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一团)开荒400亩,当年播种,当年就吃到自己种的粮食。南京国民政府不给军饷,并没有难倒赵将军。”确实,在那艰难时刻,赵锡光指挥部队开荒开矿、种粮种菜,通过生产自救,渡过了难关。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集结长江北岸,即将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军节节溃退,胡宗南、马步芳退守西安,企图负隅顽抗。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为挽回局面,一边让张治中等人到北平谈判,一边电令陶峙岳留下一个旅担任边境防务,将其余部队全部调回关内,以解西安之危。

陶峙岳接到电令后,进退维谷,密电赵锡光到迪化(今乌鲁木齐)面商对策,并得到了赵锡光“守新疆,我不走”的全力支持。陶峙岳心中有了底,于是召集各军长、旅长到新疆警备司令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传达李宗仁的电令,并让各将领讨论部队入关与否等问题。

属于马步芳系统的骑五军军长马呈祥第一个发言。马呈祥深知在西北苦心经营的马家军已被解放军打得焦头烂额,如不将自己的部队开拔入关,恐怕连根据地兰州也要落入解放军之手。因此,马呈祥的发言,带有明显的目的性:“按李代总统的要求,尽快将部队拉出新疆。”

与马呈祥一唱一和的是属于胡宗南嫡系的第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他的调子唱得也很响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敝人坚决服从李代总统的命令,愿为国家效犬马之劳。”

当然,也有许多将领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落败以及守卫边境的重要性,纷纷陈述不能进关的理由。双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赵锡光在会上慷慨陈词:“守新疆,我不走。只下一道电令,十几万部队就要开拔,谈何容易?从历史上看,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不管边疆人民的死活,有边无防,新疆被英国、俄国蚕食了不少地方。19世纪60年代,阿古柏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带领为数不多的士兵,乘虚而入,占领了喀什以及新疆大部地区,建立了独立王国。

后来在左宗棠的努力下,清军才把阿古柏消灭,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盛世才执政(新疆)时,喀什在帝国主义唆使下,建立过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这些历史教训,难道我们不能记取吗?李代总统让留一个旅守卫新疆。大家知道,新疆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给行军作战带来不少困难。更为重要的是,万一我们把部队拉出新疆,新疆这块大好河山必定会被外人乘虚而入。那时,我们军人就要成为千古罪人。我们军人守土有责,应该以当年左宗棠为楷模,保疆卫国才是。”

会上,双方各执一词,意见难以统一,最后,大家把目光投向了陶峙岳。陶峙岳只说了一句:“我认为赵副总司令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同路人。”

入关一事,议而不决,便拖延了下来。这一拖,迎来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焉耆密晤

新疆和平解放,还得从张治中开始说起。1949年9月8日,毛泽东约张治中会面。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人民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你去电新疆军政负责人,劝他们起义最好。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

张治中自然对新疆很关心,听了毛泽东的这一席话,十分兴奋地说:“主席,我早有此意,不过,我在5月间曾接陶峙岳、包尔汉来电问候我的情况以后,音讯就断绝了,现在我还不知道怎样和他们取得联系。”

张治中是在渡江战役前夕,以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的身份前往北平谈判的。由于国民党政府最后不愿“和平”,导致谈判未果。为避免像张学良一样回到南京被扣押的事件发生,张治中自愿留在了北平。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

其实,早在8月间,陶峙岳和赵锡光已有秘密活动,有意起义。因此,毛泽东才有把握对张治中说:“只要你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显然,毛泽东知道张治中、陶峙岳、赵锡光三人之间的关系,希望张治中出面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进程。

事实如毛泽东得到的情报一样,陶峙岳和赵锡光起义的动作很大。1949年8月15日,陶峙岳带上新疆警备司令部供应局局长郝家骏、政工处长梁客浔,以检查后勤为名,前往南疆焉耆的一二八旅,赵锡光也从疏勒的四十二师师部赶到了焉耆。

这是起义前的一次不寻常密晤,赵锡光与陶峙岳密谈了数个小时,双方约定:一、一切行动,南疆由赵锡光负责,北疆由陶峙岳负责;二、待解放军接近后,派员接洽,把部队如数交给解放军;三、部队交妥后,陶、赵两人解除一切职务,解甲归田;四、请求解放军不要在民族军监视下改编新疆国民党部队,避免发生误会,引起冲突,酿成祸乱。

在这次密会后,赵锡光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南疆的起义工作。8月26日,赵锡光得到解放军解放兰州的消息,非常高兴,解放军终于逼近新疆的大门了,新疆和平解放有望了。9月10日,陶峙岳向赵锡光通报了张治中的来电:

迪化陶副长官岷毓兄、包主席尔汉兄:

自接辰真(电码时间代字,即5月11日)电后,以西北人事更动,又因时机未至,故未再通讯。治于6月26日发表声明,由北平新华社播出,谅已接悉。今时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注: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移至广州)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

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政协会议,并承毛主席面商,希望治能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听吩咐。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文电,使皆了解接受。

绍周(刘泽荣)、孟纯(刘孟纯)、经文(屈武)诸同志均致意,兄意如何?盼即电复。

张治中申灰(即9月10日)平(北平)。

真是及时雨啊!赵锡光除了高兴外,还提醒陶峙岳,现在最让人不放心的就是马呈祥、叶成和罗恕人,估计他们3人会给起义带来阻力。

陶峙岳说:“我已与他们3人进行了交涉,他们同意交出兵权,条件之一是带走黄金白银,安全通过南疆去巴基斯坦或印度。这些瘟神由你照顾放行,以免新疆起义出纰漏。”

赵锡光答应后,立即交代师部参谋处二科科长徐普亮,准备过境路线。同时,赵锡光亲自通知皮山、塔什库尔干两个边卡大队负责人,做好送“瘟神”出境的准备。

就在赵锡光积极准备送“瘟神”之际,却发生了一次更复杂的阻碍起义的“莎车事件”。

原来,赵锡光曾多次在军官会议上有意无意地透露了起义的意向,得到了许多中下级军官的私下拥护,驻莎车骑兵第四旅一团团长洪亚东就是其中的一人。9月2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到了星星峡,洪亚东受到极大鼓舞,与志同道合者决定率先起义。

于是,他便以野外演习为名,把部队拉出来,一举攻取了莎车外围8个炮台,重兵包围了莎车城内的骑四旅旅部,逼旅长唐井然“下台”。洪亚东的计划是将胡宗南系的旅长唐井然作为起义的见面礼献给解放军。

唐井然自然不甘拱手就缚,派出旅部所属9个连反扑,但这9个连一听说是讨伐洪亚东团长,便全部反水投向洪亚东。

赵锡光开始全力处置“莎车事件”,他迅速组成一个加强营的兵力,派副团长岳奉恩、副营长周有仁率领前往。同时,赵锡光带上中校副官汪芬,驱车紧随加强营之后,向莎车赶来。

洪亚东获悉赵锡光派兵莎车的消息,电告赵锡光:“唐旅长屡扣军饷,中饱私囊,官兵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职集兵围唐,绝无背叛军人武德之意,仅促其吐赃为目的。吾虽反唐,但坚决拥赵。”

赵锡光收到这封电报后,为了避免与洪亚东的误会,命令加强营到达莎车城外的毕立根大桥时,停止前进,就地宿营。9月22日当晚,赵锡光就睡在河边的一个磨坊里。

第二天,赵锡光派副官汪芬乘坐一辆插着红旗的卡车,赴洪亚东团所在的驻地回城,他让汪芬随身携带银元和纸币,先慰问部队、安定人心、制止武装围攻。

洪亚东知道赵锡光的副官到来,甚为惶恐,急步迎至大门。汪芬转达了赵锡光前去磨坊受命的训令,并将携带的银币交给洪亚东,以示安抚。

洪亚东一听说赵锡光竟住在荒野的磨坊里,脸色骤变,惭愧之色,溢于言表。他转身令人速送钢丝床一张以及油、米、肉等食品到赵锡光的驻地,洪亚东本人则随汪芬一起到磨坊面见赵锡光。

见到赵锡光,洪亚东内心忐忑不安,但赵锡光态度和善,并无责难之意,使洪亚东的恐惧顿然消失。赵锡光命令洪亚东即刻解除对莎车城的围困,并约束部下可能发生的违纪行为。

洪亚东表示坚决执行命令,但提出一个请求,他说:“职请副座在百忙中亲临防地督察,并对部队训话。”

赵锡光点头答应了。

做好围攻莎车城部队的撤围工作后,赵锡光又让汪芬去莎车城见唐井然,传达赵锡光的命令。但唐井然已吓得不行,不敢轻易开城门。唐井然的副官在城墙上重复说:“为双方的‘安全’起见,决定用竹筐将您吊进城去。”

汪芬苦笑了一下,只好点头同意。

汪芬进入城内,力劝唐井然打开城门,迎接赵锡光进城,共商解决事变的办法。

唐井然还是不敢开城门:“请您转告副座,不处理洪亚东,我绝不开城门!”

汪芬告诉唐井然,赵锡光已命令洪亚东撤兵了。唐井然这才不得不将城门打开。赵锡光进城后,命令唐井然火速离开莎车,另有任用,不然,事态还将会重演。

唐井然只得服从命令。“莎车事件”就此得到平息。

这边刚平息了“莎车事件”,那边送“瘟神”过境时又生风波。

9月24日,马呈祥、叶成和罗恕人等3人按原先约定,交出兵权,带着金银财物经南疆离开新疆去印度。马呈祥、罗恕人先离开迪化市,但叶成因妻子嫌翻越蒲犁去印度沿途艰苦不肯走而留在迪化。9月25日,胡宗南催促叶成带兵去南疆,逼得叶成不得不赶紧出发,去追赶马呈祥和罗恕人。可是,到了阿克苏,就出事了。

驻阿克苏的六十五旅下级军官获悉马呈祥、罗恕人、叶成携带金银财宝去国外,非常气愤,安排了一些士兵埋伏在路边,准备截留他们的财产。马呈祥、罗恕人、叶成进行反抗,一个士兵开了枪,打伤了叶成的臂膀,把罗恕人也吓坏了。还好,马呈祥比较沉着,对埋伏的士兵说:“弟兄们一定有困难,不必动手,请你们派代表出来谈谈,我一定帮助解决。”

赵锡光得知此事后,急忙亲自赶到了阿克苏,见到了马呈祥等人,赵锡光深知马呈祥、罗恕人、叶成是起义的阻碍,赶紧让他们离开南疆才是要事,就带领幕僚,亲自把马呈祥、叶成和罗恕人等人送出了疏勒城。

南疆起义

9月25日,送走“瘟神”的当天晚上,陶峙岳宣读了事先拟好的起义电文:

我驻新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文白(张治中)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

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已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

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在(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力。

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通电由“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整编骑一师师长韩有文、整编七十八师师长莫我若”等14人签名。

陶峙岳等人的起义通电宣布发出后,赵锡光立即召集驻南疆部队的连以上军官到喀什开会,宣读起义电文,同时约法三章:一、所有部队官兵严守以待,不准出营区;二、加强岗哨和巡逻,疏勒和疏附两城实行戒严;三、维护好两城的社会治安,军队官兵如有不规者,以军法处置。

9月26日,包尔汉等人代表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向毛泽东、朱德等发去了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广州反动政府,竭诚接受毛主席的八项和平声明和国内和平协定,并将省政府改组为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暂时维持全省政务,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

9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复电:“你们在9月25日及26日的通电收到。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疆而奋斗。”

赵锡光看了复电后,压抑不住兴奋的心情,又单独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毛泽东和朱德:“毛主席、朱总司令:锡光率领南疆二百万军民,正式宣布与广州国民政府脱离关系,断绝一切来往,接受共产党领导,并遵守八项二十四款。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南疆警备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毛泽东收到赵锡光的单独电报后再次回电嘉勉。

建功新城

1949年11月底,赵锡光坐镇喀什,迎接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第二军四师入疆。当天,赵锡光做了精心安排:在喀什市艾提尕大清真寺的屋顶上奏起欢快乐曲,以最热烈最隆重的仪式欢迎先遣部队;组织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少数民族群众,敲锣打鼓,手持彩旗,打着“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喀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巨幅标语,夹道欢迎解放军。

当联络员向赵锡光报告“解放军已经到达库曲弯,马上就要到喀什”时,赵锡光大声呼喊:“同志们,同胞们!解放军马上就要来啦!让我们热烈地欢迎吧!”

随先遣部队进入喀什的除了解放军第四师师长杨秀山、政委曾光明外,第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也同期到达。赵锡光跑步上前,向郭军长、王政委,杨师长、曾政委敬礼并与他们亲切握手拥抱。

入城仪式开始后,赵锡光陪同郭鹏、王恩茂等一起走在部队前列。解放军战士护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开路,师文工团吹奏着人民解放军军歌。解放军军容整齐威严,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喀什市区。

晚上,在疏勒县城最大的俱乐部,赵锡光主持召开了解放军和起义部队联谊会。次日,赵锡光发动起义部队给解放军送瓜送菜,并带起义部队旅团干部到解放军部队观摩学习。

12月29日,在新疆起义的国民党军陶峙岳部进行了改编,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兼任二十二兵团政委。二十二兵团下辖第九军和骑兵第七师、第八师。赵锡光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第九军军长,第九军政委由张仲翰担任。赵锡光由一名国民党军中将,成了人民解放军第九军军长。

1951年初,王震带领陶峙岳、张仲翰、赵锡光、陶正初等,在新疆各地周密踏勘和调查,最后确定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建设一座石河子新城。王震说:“我们要扎根边疆,做屯垦戍边事业的‘开基始祖’,在石河子这片万古荒原上创建一座现代化城市。”

建设石河子新城的任务,就由人民解放军第九军担任。军长赵锡光和政委张仲翰率九军进驻石河子,并成立了二十二兵团建设处,赵锡光亲任处长,张仲翰任建设处政委。赵锡光号召指战员们要树立“屯垦军”、“劳动军”的思想,努力建设石河子新城。

建设石河子新城所用的砂、石、土块、砖块等,都要就地取材,其中大量的木材是组织战士从天山采伐来的。新疆的冬季,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因山陡路滑,常有战士摔伤。赵锡光在伐木现场了解到,战士致伤的原因是人在积雪山坡上站不稳,便特意派人打制“马子”(铁抓)发给每一位战士,伐木时绑在鞋底下。这样一来,战士们脚下生了“根”,安全就有了保证。

伐木任务完成后,大家又因为没有运输工具犯了愁。怎样把木材运回石河子呢?赵锡光思考了一天一夜后,风趣地说:“冰雪做了坏事,滑倒了我们的战士,还应办点好事,滑动沉重的木头才是。”经过试验,利用积雪,顺着下坡,确实是运木材的好法子。更可喜的是,从天山到石河子,往返一百多公里,3天可运一趟,运木大军走过一趟后,疏松的积雪经过受压和冰冻,变得又硬又滑,形成了坚实的“冰铺运输线”。

1952年3月,第九军军部被撤销,所属部队归二十二兵团直接领导。尽管赵锡光的石河子工程处处长只是兼职,但他把“兼任”作为主要岗位,全身心地扑在石河子新城建设上。就在第九军军部被撤销之际,石河子工程处开始筹建兵团办公大楼,这是石河子新城建设的第一座大型建筑。

赵锡光对工程组组长师景岳说:“这座办公楼需要多少红砖、石灰、木材、五金电料,多少人工,这些数字都要搞得十分准确,不能有差错。这是我们亲手建的第一座大楼,兵团要在楼前举行国庆集会,一定要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人力物力的准确,是按时完成(任务)的根本。”

师景岳深感责任重大,组织力量加班加点,把图纸设计出来,对每个数据进行认真核对,向赵锡光汇报。赵锡光在听汇报中,再三问师景岳:“5月破土动工,9月底以前能不能完工?”

师景岳坚决地说:“图纸不出差错,材料按时按数供应,施工队伍组织妥当,按时完成(任务)是没有问题的。”

赵锡光听了师景岳的回答,满意地说“很好”,他接着主持工程处会议,研究选定建楼的连队。石河子共有12个施工连队,经研究决定,兵团办公大楼建楼任务分成东、西、中3段,由张茂平连盖大楼中段,车跃龙连盖大楼西段,王序宾连盖大楼东段。

张茂平、车跃龙、王序宾3位连长接到任务后,个个都兴奋不已,他们和他们的连队都为得到建设石河子第一座大楼的任务而欢呼雀跃。赵锡光亲自到这3个连队做动员,更是为大楼建设加了一把火。5月2日,兵团大楼按计划准时破土动工,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在新疆和平解放3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即1952年9月25日,实现兵团办公大楼顺利竣工。

1952年国庆节,一座崭新的4层大楼屹立在石河子新城中心。附近的农牧民骑马赶来了,战士们穿着整齐的军装集合在大楼前的广场上,石河子军民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热烈庆祝共和国成立3周年。

石河子建城的序幕拉开后,工作千头万绪。为了加快建城进度,施工部队由原来的20个连队增加到30个。很多事情都要集体研究解决,但坐下来开会,又会影响工程设计、施工、备料等各部门间的协调配合。于是,赵锡光把工作会议全放到晚上召开。这样一来,每当日没星出、奋战终日的战士进入梦乡时,赵锡光还要开辟“第二战场”,召开工作会议。次日清晨,军号一响,赵锡光又照常起床,深入工地巡视检查工程质量。

1953年秋,兵团医院大楼破土动工。此时,赵锡光的胃病已十分严重,陶峙岳和张仲瀚多次催促赵锡光到乌鲁木齐住院治疗,但赵锡光总是说:“我的病不碍事,把医院盖好了后再治也不迟!”

于是,在工地上,战士们常常看到赵锡光胃病发作时,吃一两块随身带的干馍片以缓解疼痛。但是时间长了,干馍片也不起作用了。

有一天,师景岳再次力劝赵锡光去看病。赵锡光深有感慨地说:“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底子太薄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咱们没有一点克己精神是不行的。你还记得吧?我们从内地接来一批护士,汽车开到医院,她们看见房子破破烂烂,满目荒凉,就不下车,个个哭得泪人儿一般。

不过,这也难怪她们,只怪我们医院的房子和设备太差。等新医院盖好了,新设备装上了,到那个时候,别说护士,就是接来的医生专家也不会哭着鼻子不下汽车呵!你该理解,医院不完工,我这心安不下来啊!”

经过4年多的努力,一座美丽的新型城市--石河子新城矗立在万古荒芜的戈壁滩上。1954年,兵团医院从玛纳斯县搬到新落成的大楼里后,赵锡光也满足地去看病了。可惜这时已经太晚了,赵锡光被确诊为胃癌晚期。王震很关心赵锡光,从北京送来了治疗胃癌的药物,但病魔还是在1955年10月9日夺走了赵锡光的生命。

按照赵锡光的遗嘱,他的遗体被埋葬在他亲自开拓的新城土地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赵锡光在石河子举行了隆重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