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达溥仪 李文达与末代皇帝溥仪

2017-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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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溥仪由封建皇帝改造成共和国的公民曾轰动世界.让溥仪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功劳一大半要归之于<我的前半生>.改造战犯是我国的一项伟大的人

溥仪由封建皇帝改造成共和国的公民曾轰动世界。让溥仪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功劳一大半要归之于《我的前半生》。改造战犯是我国的一项伟大的人道主义工程,溥仪是其中最富代表性的人物。有人说这本书应列入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自传体文学作品,并非过誉。《我的前半生》问世之后,风靡海内外,不断再版。截止到1998年,中文版已累计发行200多万册,还被译成十几种文字,仅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精装本就超过10万册。《我的前半生》虽然署名只有溥仪一人,其实还有一个合作者、真正的执笔人——李文达。

李文达是个幕后英雄。他出身于开明绅士家庭,少年时代多才多艺,能诗善文,中西绘画皆精;抗日烽火燃起,他投笔从戎,以身许国,曾与日寇血战,也曾作过新四军《淮海报》的战地记者;后来,他打入敌伪魔窟,舍生忘死,获取情报,搞得敌伪坐卧不宁;1953年,他在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担任彭德怀的警卫;他曾与人合写《双铃马蹄表》,业余创作了《一个奇怪的数目字》、《爱甩辫子的姑娘》。李文达与我父母很熟,是老朋友。同时,他也是我的恩师。20多年前,我作为知青回到北京。困顿中,他找到我,根据我的特长,推荐我进入国际政治学院工作,使我得到锻炼和深造。

1950年,溥仪和溥杰等全部伪满战犯由苏联移交给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看守所。在改造过程中,溥杰曾代溥仪写过一部回忆式的悔罪书,题目叫《我的前半生》,战犯管理所将其油印成书,仅向政法界和史学界发行,时称“灰皮书”。

溥仪一生三次称帝,这样的人能否改造灵魂,成为国内国际各界关注的热点。1960年1月,溥仪特赦回京,公安部党组决定由群众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李文达同溥仪一起整理《我的前半生》。两人的第一次相见是在位于东交民巷的群众出版社二楼会议室。但初次尝试很快失败了。尽管溥仪悔罪之心诚挚,但根据他口述整理的书稿,思想不清、史实混乱,必须另起炉灶。从此溥仪和李文达开始了长达4年的合作写作。为了搜集素材,理清溥仪的思想脉络,李文达北上长春、哈尔滨、抚顺等溥仪生活过的地方,实地考察,广泛采访所有能找到的溥仪周围的人物,包括太监、皇族后代、溥仪的乳母、老师;查阅了图书馆、档案馆里数以吨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李文达研究了与溥仪有关的每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为每个关键人物写了传略,为写作编写了大事纪、年表,累积起来有100多万字。至1964年初,《我的前半生》定稿,其间三易其稿,九次修改。

李文达习惯于通宵写作。每天上午,溥仪乘公共汽车到李文达的办公室阅读书稿,提出修改意见。晚上,李文达续挑灯夜战。那时正值困难时期,付出超常精力和体力的李文达不得不经常忍着饥饿写作,累极了只能喝水充饥,吸烟解乏。这使李文达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合作中,溥仪和李文达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溥仪事事都与李文达商量。两人体格相近,又都属马,溥仪大李文达一轮,彼此之间直呼“老李”、“老溥”。李文达将自己的全部才情都融入写作,溥仪也在写作中终于认清了自我。在那间只有5平方米的小小办公室里,溥仪读到动情处,常禁不住老泪纵横。

1962年初,50万字的初稿完成。大字本排出时,正值溥仪与李淑贤新婚,考虑到李淑贤的感情,溥仪要求删去有关“福贵人”李玉琴的章节和内容。李文达尊重溥仪的意见,同意了,一刀砍下去,压缩了10多万字。

1962年1月31日,溥仪像往常一样在李文达的办公室阅读《我的前半生》书稿。一个政协工作人员进来告诉溥仪,毛主席要接见他。溥仪很惊诧,也很为难。他指着身上皱皱巴巴掉了扣子的衣服对李文达说,“我穿这身衣服怎么去见毛主席。”李文达拿出自己的一套深蓝色毛花呢中山装给溥仪穿上,非常合身。溥仪就穿着这身衣服去见毛主席,还与毛主席一起合影留念。这一天溥仪永远也忘不了。可惜这
张溥仪与毛主席合影的照片连同底片在文革中不知去向,档案馆中只留下照片底版的编号。

《我的前半生》定稿时,溥仪抑制不住激情,挥毫作诗:“四载精勤如一日,挥毫助我书完成。为党事业为人民,赎罪立功爱新生。”为感谢李文达,溥仪还命爱新觉罗家族中能写擅画者每人送一张书画给李文达。

《我的前半生》问世后,李文达一直甘居幕后,不肯露名。文革中,李文达因《我的前半生》被投入秦城监狱达7年之久,他无怨无悔。但他实在料想不到,1990年2月27日,自己竟会因《我的前半生》版权纠纷被李淑贤推上被告席。这之前,1984年香港导演李翰祥曾找到李文达,要李文达与他合作拍摄溥仪的后半生,其实质仍然是要拍摄前半生的溥仪。李文达拒绝了。随后,李翰祥花1万元从李淑贤手里买下《我的前行生》的版权,拿到了李淑贤的全权委托书。1985年,国家版权局正式判定李文达和溥仪共同亨有《我的前半生》的版权。1989年,李淑贤再掀波澜,引发举世瞩目的版权官司。

1993年3月,李文达肺癌扩散。我到医院去探望他,这时他身体特别消瘦。为了顾全大局,李文达一直忍辱负重,只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才被迫起来还击。当时我正在忙着筹办《中国当代名人名作展》。我告诉他,展览将在3月18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他的书法、国画及我为他拍摄的肖像安排在中央大厅。李文达豁达幽默,对名利很淡薄。我们从官司谈到人生,他建议我仔细看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去品味那三个境界。临别时,他从枕下拿出一叠手稿——《我的文学道路——通往被告台》。晚上,我含泪读完这部手稿,李文达在稿子的末尾引用了一句自己在小说《圈龙溥仪》中老人对孙儿的嘱咐:“等爷爷死了,别忘了把爷爷的骨灰倒进大海里。海,是和世界相通的。”同年11月5日,李文达永远地去了。他像一股溪流经过曲曲折折终于融进了永恒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