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新立照片】刘连昆少将间谍案

2017-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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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同时在海峡两岸拥有少将身分达7年之久.对刘的策反是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最重要的项目,代号"少康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同时在海峡两岸拥有少将身分达7年之久。对刘的策反是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最重要的项目,代号“少康项目”,被“国安局”局长丁渝洲称为军情局的“镇山之宝”。刘连昆1992年成为台湾间谍,至1999年东窗事发被处死,7年间向台湾提供大量重要情报,被认为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间谍案。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动乱后,台湾军情局长殷宗文强化“进入大陆、建立据点”活动,刘连昆即在这种背景下被发展为台湾情报人员。事件的高潮是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期间的大陆军事演习。根据刘连昆提供的情报,演习的底线原先为: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员潜舰、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编列了40亿人民币。

演习前,台湾展开反制的军事部署.同时美国也表达强烈关切,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北京随即调整演习部署,下达“三不原则”,既“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占外岛”。这些消息,透过刘连昆实时提供,让台湾官方掌握了北京的底线,顺利完成“总统”选举。

台湾军情局发展刘连昆,是解放军大校邵正宗从中搭线。邵正宗原为总后勤部军械部的处长。他在被捕后向中国有关部门招认,他于1991年由一位张姓“台商”发展,加入台湾军情局,被封以“少康一号”。在他的积极工作下,刘连昆动了加人台湾军情局的念头。台湾军情局获知后,由局长殷宗文亲自布置,于1992年11月派该局六处王姓上校副处长,加官一级以少将身份前往大陆,争取“少康二号”刘连昆。

王姓少将住进广州白天鹅宾馆后,安排会面的邵正宗即通知了刘连昆、刘在北京,如果搭机南下,要向上级请假,便搭火车到了广州,也住进白天鹅宾馆。台湾方面为了确定这场高层谍报不是陷阱,先由“少康项目”驻港“越界交通”(跨区联络人)与刘共进早餐以探口风。

王某则单独前往双方约定的广州越秀公园,沿路在新华书店等地点暂停,观察有无被中国大陆安全部门人员跟踪。进人越秀公园后双方先后走小径爬上山岗,于大石上席地而坐,展开两岸情报圈首次最高层次和级别的“目视接触”。刘开始有点儿紧张,后两人分别前往广州东方轩酒店聚餐时,气氛才转为轻松。

广州会晤时,台湾方面告知了刘的待遇、联络方式和重点工作。刘的待遇比照“国军”少将编阶,月薪3500美元,工作奖金另发,每批情报少则台币40万元,多则百万元以上,并代为转存于海外银行专户;刘退休后由军情局照顾生话及福利,并依个人意愿安排至国外或台湾居住。台湾方面还拿出两万美元红包作为见面礼。

闲谈中刘连昆透露他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1933年生,解放军后勤学院毕业,担任总后军械部长已6年.常出席各总部重要会议,接触各种密级的机密资料,军中人脉甚广。投向台湾的动机是提升中将退休的愿望未能实现,因此心生怨恨。刘连昆被台湾策反后,“态度积极,表现优异”。大陆新购苏恺27战机后,刘立即提供了这批战斗机驻地为湛江、芜湖,放置导弹的杭州空军军械库,及洛阳维修厂等地的详情。

另外,他也提供过解放军快速反应作战部队的番号、驻地及操演情况。1994年,台湾军情局再度派代表密晤刘连昆,希望建立更高级的网络,收集大陆对台作战纲要及预警情报,并探寻是否有合适接班人选。台湾特工从珠海拱北入境时.被广东国安部门人员盯上,但设法摆脱了盯梢,快速离开大陆。

刘涟昆也未被发现,并向台方提供了20件重要情报。事后台湾调查发现,出卖这次行动的是军情局香港站的专员,便将这位专员诱捕回台判处无期徒刑。刘连昆后来暴露,一方面原因是由于李登辉的“哑弹论”、“十八套剧本”说,另一方面是由于军情局内部人事倾轧、争功,过度利用刘连昆。在刘连昆为台湾工作的7年间,许多军情局官员包括前局长殷宗文,因其所提供的重要情报获得高额奖金并升官,得到高层宠信。

“大陆的飞弹部是哑巴弹”,1996年2月4日,“海峡961”大规模军事演习拉开序幕。3月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告:解放军将于1996年3月8日至15日,对某某海域进行地对地导弹发射训练。北面的封锁区距基隆19海里,南面的封锁区距高雄30海里。对台湾人来说.这意味着战火已近在咫尺。“不怕共军飞弹打得准,就怕飞弹打不到”,此刻台湾全岛人心惶惶。I

3月8日深夜.解放军二炮部队发射3枚M-9近程弹道导弹,两枚朝向南面一枚朝向北面,经过数百公里飞行,准确命中目标……由于感受到大陆飞弹的威胁,台湾普通民众对大陆产生了抵触情绪。

李登辉利用这股情绪,以超过50%的选票当选台湾第一届民选“总统”。在大陆军事演习的过程中,台湾高层一反常态,表现得非常镇定。李登辉气定神闲,声称“大陆的飞弹都是哑巴弹”,“十八套剧本说对付中共的文攻武吓”。李登辉如此不在乎,就是因为台湾军情局通过刘连昆得到了大陆军事演习的确切情报。

1999年2月,中国有关部门破获台湾在大陆的高层情报网,为首的是解放军少将刘连昆及大校邵正宗,特务分子共25名,除一人在逃外,其余的人,包括台湾人姚嘉珍等,全部落网。就是这个情报系统,在1996年台海危机中,把解放军演习的所有细节,导弹的型号、性能、弹着点、演习规模与人数,以及这次演习的“底线” —— 大陆不会发动真正的攻台战役,全部泄露给台湾,造成了尽管演习区域地火连天,而李登辉却“岿然不动”的局面。

自1927年解放军建军以来,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其高级干部群体的忠诚纪录举世无双。将军以上的高级将领中,向国民党投降的只有一人(张国焘)。自1949年建国以后,刘连昆的叛变更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当时刘广智案尚未破获)。这个大案一经破获,立刻震撼了中南海。刘、邵等一干案犯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并处以死刑。同时,在全军范国内开展全面整肃,若干高级将领被撤职查办。

扁政府对军情局工作不满

其实说起来,台湾情报系统官员被大陆方面策反的也不少。

台湾《自由时报》2001年底透露,台湾情报部门接连发生叛逃、泄密等事件,自1999年1月至2001年7月,台情报部门共有414人离退职,经与境管局资料比对,至少超过200人大摇大摆进入香港,而有案可查入境中国大陆的就有11人,大部分是接触军情局机密的高阶级军官。

为阻止公务人员无视规范进入中国大陆,以防范类似事件导致安全门户洞开,台湾高层已决定大幅提高罚责,若有与国家机密业务相关公务员及政务官违反规定者,将处以较一般人更为严重的处罚。近年来,两岸接触频繁,台湾来大陆观光、探亲、经商者,每年数百万人次。

一些退离职军情人员在离职不久,并未按照“国防部”涉及机要人员离职后三年内必须先获得准许才能前往大陆的规定,即秘密由香港前往大陆,使得台湾“国防”机密有泄漏之虞。

像叶炳南案、“国安局”前人事处长潘希贤案、前出纳组长刘冠军泄密案都是被媒体曝光的,没有曝光的还大有人在。

今年3月以来,大陆方面陆续释放多名台方情报人员,引起台湾高层关注。不久前陈水扁和吕秀莲视察了“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陈在致词中,再度提到政权更替之初,军情系统的情报搜集工作表现很不令人满意,经过三年后,军事情报工作品质有了进步,但希望军情局“还要更好”。

台湾军情局局长表示,过去50年来约有1200位军情人员殉职,甚至现在大陆方面还称俘获20多名台湾特务,情报工作的危险可见一斑。

台湾近年来对大陆的情报工作多次遭到挫败,多有情报人员投奔大陆,或成为双面间谍,还有多个重大情报网遭破获。如1994年海工会澳门支部主委吴道明投奔大陆成为双面谍,1997年被台湾逮捕。负责“敌后布建”的军情局特别营运中心上校联络官杨台三,也于1991年被大陆方面策反,1999年被台湾逮捕。

由于杨台三是驻外情报人员布置的负责人,他投向大陆对台湾情报人员日后遭破获有很大影响。“国安局”驻香港的上校组长余国旅,也于1998年带领全组“投共”。由于担心这几宗事件让“敌后”人员曝光,台湾情报单位紧急撤回了在大陆的120多名重要特工。

两岸情报战的较量一直在继续

情报战是两岸政治关系的一部分,其中内幕多年以后才有可能公之于众。

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双方的较量一直在继续。

1960年1月12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4师飞行员杨德才驾驶1架编号6501的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往台湾,结果在台湾宜兰地区迫降时机毁人亡。这是解放军方面第1架叛逃的军用飞机。

1961年9月15日,解放军飞行员邵希彦、高知学驾驶1架安-2运输机从山东胶县起飞,在韩国济州岛降落,2人于10月7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两,后2人在台湾空军服役,均以上校军衔退役。

1962年3月3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3大队8中队飞行员刘承司驾驶1架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飞抵台湾桃园机场。

获黄金1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官至空军电台上校副台长。

1962年7月25日,解放军发布通告,宣布对驾驶飞机、舰艇起义归来人员的奖励和联络方法。

1964年3月15日,再次发布通告,重申了对驾驶飞机起义归来人员的奖励方法,并公布了广东汕头、福建青田和浙江路桥3个机场的航向、电台呼号和波长。

1965年11月11日,解放军空军第8师22大队李显斌驾驶1架伊尔-28轰炸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飞行途中李显斌开枪打伤领航员李才旺,驾驶飞机在台湾桃园机场降落时由于操纵失误,机尾撞击地面,导致尾舱通信员廉宝生死于非命。台湾方面将3人全部封为“反共义士”,李显斌获得280万新台币的奖金,并加入台湾空军,以上校军衔退役。

1991年12月事母至孝的李显斌从加拿大以台胞身份回乡探母,被青岛公安局逮捕,后被以投敌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李才旺伤愈后定居台湾。1976年加入美国籍,并于1998年12月从美国回乡探亲。

1977年7月7日,解放军空军第2侦察机团1大队2中队中队长范园焱驾驶1架编号3171的歼-6(米格-19)战斗机从福建晋江起飞后,以超低空飞行直飞台南机场。获黄金4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被授予上校军衔。

1982年10月16日,解放军空军第1侦察机团1大队2中队飞行员吴荣根驾驶1架歼侦-6从山东文登机场起飞后,他谎报发动机空中停车,乘指挥塔台忙于实施特情处置程序,以超低空全速飞往韩国汉城K16机场,后于10月31日抵达台湾,吴荣根获黄金5000两,加入台湾空军,授予少校军衔。

1983年8月7日,解放军空军被借调到海军进行新型空对空导弹试验的副团职飞行员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1架歼-7(米格-21)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K16机场。此次叛逃创造解放军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双记录,中国要求韩国交还飞机和飞行员,韩国将飞机交还中国,而孙天勤则于8月24日抵达台湾,获黄金7000两,

1983年11月14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8团2大队中队长王学成驾驶1架编号83065的歼-5(米格-17)战斗机从浙江岱山机场起飞,在2架台湾空军F-5战斗机的引导下在台湾桃园机场迫降。

获黄金3000两,后加入台湾空军,授予少校军衔。

1985年8月25日,解放军空军飞行员萧天润驾驶1架轰-5轰炸机从山东胶县起飞,飞往韩国,在韩国里里市迫降时发生事故,领航员孙武春死亡,萧天润受伤,并撞死地面的一韩国农民。9月20日,萧天润抵达台湾,获黄金3000两,而飞机上的报务员刘书义则根据其要求返回大陆。

1986年2月21日,解放军空军第4侦察机团第3大队中队长陈宝忠驾驶1架编号3283的歼侦-6从辽宁沈阳机场起飞后,以超低空脱离编队飞往韩国水原机场,陈于4月30日抵达台湾,获黄金5000两。

1986年10月24日,解放军空军飞行员郑莱田驾驶1架歼-6战斗机飞抵韩国,郑后去台湾,获黄金5000两。

1987年11月19日,解放军空军第49师中队长刘志远驾驶1架歼-6战斗机从福建龙溪起飞,以超低空穿云而出,飞抵台湾清泉岗机场,获黄金5000两。

1988年9月11日,解放军鉴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

刘连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少将军衔,从1992到1999年间出卖大量军事情报给台湾,直接造成1996年夺取彭湖外岛计划的流产。

邵正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处长,大校军衔,从1991年起策反包括刘连昆在内的多名解放军高级军官。

徐峻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情局美洲司司长,大校军衔,2001年叛逃美国。

刘广智,中国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少将军衔,2004年“两会”前被紧急双规,是继刘连昆后中国破获的又一少将间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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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连昆间谍案(台湾方面的报道)

1999年台湾情治界遭受重大损失,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在大陆最重要情报网遭北京破获。

这个情报网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提供大陆极机密的军事情报,让台湾能在96年安然度过飞弹危机,并顺利完成第1任总统民选。

北京在99年2月逮捕24人,审讯200多名军官,其中解放军军总后勤部前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少将以及总后勤部前军械部处长邵正宗,以注射毒针的方式在99年8月15日被处死。

其他22人中,有1名台湾民众姚嘉珍目前被送至北京南苑看守所,这个案子中两个最关键的人物,一为目前躲在西班牙邵正宗的情妇沈小丽及在台湾的「台商」张志鹏。

刘连昆与张志鹏的合影

军情局高层人士透露,83年军情局与台商张志鹏接上线,张是情报局的老前辈, 曾在戴笠手下工作。

张志鹏在上海投资设厂成立「南山实业」,专门从事旅行箱的ABS制造,张志鹏在回台期间经常会到社子岛忠诚二村军情局宿舍找老同事聊天,透过军情局辈份极高的黄埔四期退役少将龙涤波(90年已过世),张与军情局重新接上线。

张志鹏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投入谍报工作,今年75岁左右。国民党迁台之后,他一直在香港替军情局工作。70年左右因身份曝光,张遭驱逐出境回台湾,一直到 80年才从军情局退休,83年又重新与军情局挂上钩。

据国安局高层人士表示,刘连昆及邵正宗是台湾有史以来发展最高阶层的情报网 。在95年期间,安全局长殷宗文、情报局长胡家麒直接指挥军情局「001专案」即 是透过张志鹏与刘连昆直接联络。

95年底台湾方面以录音带录音指示,刘连昆必须拿到北京的「东风导弹配备、地点及数量」、「飞弹射程及构造图」「北京对军事演习的底线」、「大陆飞弹部署图」、「飞弹基地官兵及飞弹数量」等。

因为刘在95年底即告知台湾方面,北京飞弹试射只是用空包弹,所以,95年底李登辉向殷宗文询问是否96年总统大选如期举行?殷宗文得以力主96年总统大选应如期举行,李也在竞选期间公开表示,北京只是试射空包弹。

由于李登辉的炫耀,使得北京方面留意到军方内部遭台湾渗透,再加上98年军情局两名退役校级军官将军情局相关情报卖给大陆,才使得刘连昆、邵正宗的案子遭破获,也使得整个情报网为之瓦解。

现任国安会副秘书长、前国安局副局长胡为真(胡宗南的公子)在农历年前于台北侬来咖啡馆与张志鹏见面时,很感慨地向张表示,他的贡献是空前,让他在安全局工作时认识情报作为的伟大,胡并为刘、邵的为国捐躯当场流泪。

令张志鹏最不满的是,他们在“敌后”拚命,但李登辉当年却毫不含蓄地点明解放军发射的是空包弹,导致辛苦布建的情报网被完全歼灭,而后他和沈小丽流亡迄今,而殷宗文日前重病,台湾军情局、国安局又一再推托,甚至有人说风凉话:“前辈,当时有关系的人都升官了,现在出事了,才要我们这些没分到好处的人出来擦屁股”,让他听了十分寒心。

现在他每天都对著刘及邵的照片烧香,祈求他们能够安息。一想到刘连昆、邵正宗、沈小丽这些好朋友,尤其看到邵正宗的相片就流泪, 无论如何一定要“争个公道”。

因为96年台海危机的情报正确,刘连昆、张志鹏立了功,殷宗文以红纸袋包了五万美元做为奖金,并颁发勋章给刘、张二人。

殷宗文应允要将刘连昆晋升为中将,不过直到刘遭处决前,这个诺言都没有兑现。

安全局高层人士指出,在95年年底,北京高层将领的军事秘密会议上,解放军强硬派曾主张以台湾西岸从南到北400公里,以每30公里为一个单位区域,用飞弹攻击,把台湾「翻一层」,其中几个区域再配小型核弹攻击。

在会议中,刘连昆还特别站起来发言表示反对。刘认为,大陆若发动类似的战争将会引起国际强烈的批评及制裁,而且一旦把台湾夷为平地,解放军即使拿下台湾也没有任何意义。

刘连昆的发言得到不少将领支持,所以北京军方一度计划以台湾外岛金、马为目标,但在美方派航空母舰战斗群介入后才放弃攻击外岛的计划。

张志鹏很早就投资大陆,在珠海设立公司,与当时珠海市长梁广大交情很好。张与梁交际应酬时,沈小丽经常作陪,张志鹏即与沈小丽成为好友,后经过沈小丽介绍认识了邵正宗。

张志鹏是东北吉林人,邵正宗是沈阳人,双方一见如故。在90年邵正宗未入情报工作前,他每次到珠海都由志鹏张出面接待,而且每次来都由沈小丽陪伴。

沈小丽是南京人,其前夫曾是南京医学院院长。后来邵正宗还为沈小丽在珠海开了一家30万美金的贸易公司,由总后勤部军械部出资,专门负责向张在香港公司下单采购,及提供张在大陆的工厂原料物资,尤其是提供张与石家庄兵工厂合资的工厂制造原料,这个厂张出资40万美元,石家庄兵工厂出资60万美元。

沈小丽目前在西班牙与儿子同住。日前军情局宣称,正安排沈小丽以台湾海外侨民的护照转往第三国。军情局也表示有意给沈一笔钱,让她去南美洲某国生活。在事情曝光前,沈小丽曾向台湾驻西班牙代表处求救,并通过代表处向台湾军情局与安全局求救,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直到媒体曝光之后,台湾情治单位才慢腾腾地投入营救的行列。

另外,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月20日发自台北的报导,大陆情报单位警觉到有高层军官替台湾做情报,系因一九九六年台湾总统大选时,大陆发射飞弹,李登辉总统直指“是哑弹,下雨天无法点火”,而循线追查,才抓到潜伏多年的刘连昆和邵正宗。

《华盛顿邮报》的报导中还引述台湾高级官员的话说:“在这个(刘连昆和邵正宗的)案子里,我们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在中国大陆打飞弹时,我们应该用其它方法来安定民心,二是大选后刘连昆计划逃离大陆时,我们应该快点核发签证。

”另据台湾《联合报》报导,台商姚嘉珍被北京当局以间谍罪嫌羁押判刑,其家属已委请新党副总统候选人冯沪祥设法营救。冯沪祥表示,去年八月家属找他帮忙,他就透过海协会及其它管道,向北京查询,海协会在8月26日函覆给他,指“据有关方面告知,台湾居民姚嘉珍(女,48岁)接受台湾间谍情报机关派遣,在大陆从事间谍情报活动,主管机关依法拘留审查”云云

北海舰队鱼雷快艇叛逃韩国事件

1985年3月21日下午,北海舰队快艇第1支队第71大队(番号37016部队53分队)4中队3213号鱼雷快艇作为指挥艇,连同其他5艘快艇出青岛莱阳路8号(小青岛)军港前往黄海海面进行例行训练,训练于19时20分结束。

当时在黄海海面有浓雾,小到中浪。在另外五艘鱼雷快艇相继返航后,殿后的3213号鱼雷快艇上,信号通讯兵杜新立从艇上的枪柜中,取出一枝冲锋枪与一把手枪,然后将枪柜上锁,再将手枪交给电航兵(负责航行设备)王中荣,自携冲锋枪奔上甲板,随即朝着操作室射击,代理艇长张晓生首先被击中牺牲,接着杜新立又陆续射杀在操作室中的五名其他干部,副艇长张维功及机电长曲振波则受伤幸存。

其他船员听到枪声纷纷走避,后来集体被杜新立押至船舱。

这起劫艇叛乱事件的主谋杜新立,20岁,原名杜新理,出身于河北农村,高中毕业后入伍,家里有父母、出嫁的姐姐,与弟妹各一。同犯王中荣,19岁,江苏人,父亲是矿工,家里有父母、姐姐与一弟两妹。两人1984年从3215艇调至3213艇,1985年1月中旬起即开始策划劫艇叛逃。 :

当时艇员共19人,除杜王两人外

牺牲者--

孙世忠,40岁,支队副政委(随指挥艇指导工作)

徐惠友,40岁,副中队长(随指挥艇指导工作)

刘云正,30岁,4中队政委(随指挥艇指导工作)

张晓生,28岁,代理艇长

王何龙,28岁,水手长

朱长军,22岁,观通长

受伤者--

张维功,24岁,副艇长

曲振波,25岁,机电长 !

其余--

高志明,26岁,枪炮长

张福军,23岁,机电军士

贾培珠,22岁,机电军士

李光申,21岁,雷达兵

崔王龙,22岁,水兵

韩文峰,22岁,水兵

高建聚,21岁,水兵

唐爱民,20岁,水兵

崔久松,19岁,水兵

(以上根据韩国国防部公布的名单音译)

两人控制住3213号鱼雷快艇后,便操艇调头,朝韩国西海岸高速前进。杜和王轮流负责驾驶与监视舱中艇员。鱼雷快艇航行了九个小时后,油料已尽,即随波漂流到韩国水域中的小黑山岛,在海中随波漂流的过程中,杜和王曾发射了一枚照明弹,但到了第二天(22日)上午11时左右(以下为汉城时间)才被韩国渔威六号渔船发现。

渔威六号渔船发现3213号鱼雷快艇时,最初以为是北朝鲜或中国的间谍船,未敢靠近,立即以船上无线电跟群山海岸警备队报案,该队马上出动了巡逻艇前往处理。由于鱼雷快艇已无动力,警备队巡逻艇即将该艇拖往靠近扶安郡外海的下旺嶝岛西南海岸停泊。

在韩国警备队拖航3213号鱼雷快艇的同时,22日上午3艘中国军舰(驱逐舰)为搜寻鱼雷快艇进入韩国海域,韩国发现后,派出海空军予以警告,并作武力示威,但双方态度均十分克制,未酿成外交事件,中国军舰随后退到韩国领海线之外。

韩国警备队巡逻艇先将张维功、曲振波两名伤者,由高志明陪伴,载往群山医院急救。

由下旺嶝岛到群山港有三小时的航程。张维功与曲振波两名伤者住入医院后,韩国军警立即在群山医院采取严密的警戒措施,保护他们的安全,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并在23日上午进行了三小时的手术,曲振波左手臂被子弹贯穿,臂骨完全碎裂,经手术后已包扎上石膏。张维功左胸中弹,手术后已取出子弹。

海岸警备队初步了解艇上发生事故的经过后,于下午将3213号鱼雷快艇拖至群山港,杜新立、王中荣以及其余8名幸存艇员随艇前往,幸存艇员将艇上船舱锁上离艇,被安顿在群山观光旅馆。六具死者遗体也送到群山医院。

韩国就鱼雷艇事件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从当两名伤者送入群山医院,通过当地华侨翻译进行询问时,即朝着事件“单纯化”的方向进行,联合调查小组人员获得上级指示:审问时应回避询问叛乱动机问题,应偏重询问一些技术性问题。

而且调查小组主要是听取未受伤者中职务最高的高志明的陈述,对关键人员杜新立和王中荣两人,只是问问姓名、职务而已。另外韩方25日曾派人登上该鱼雷艇,用摄影机拍下艇上的内部构造和配备,将之留作以后情报分析的数据。

中国与韩国方面,随即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和韩国驻港总领事馆等外交渠道展开接触谈判,很快得出结果:韩国将不会以政治事件处理鱼雷艇进入韩国海域,鱼雷艇和全部人员将归还中国;韩国以此与中国创建更好的“非正式贸易关系”。并确定了移交的细节:双方船只在距双方领海等距离的中心点进行移交,具体地点为群山港西南约130海里,北纬6度,东经124度的公海上。

2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三艘中国军舰因查找失去联络的一艘鱼雷艇而“误入南朝鲜海域”,但要求韩国协助尽力将鱼雷艇和全部人员“妥善交还”。韩国外交部宣布:韩国政府在接到中国的道歉后同意交还鱼雷快艇及艇上人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卡尔布说:双方以负责任的态度解决此事件,美国很高兴。(汉城媒介盛传有第三国介入快艇事件)。

25至26日,韩国除了对中国鱼雷艇进行修护外,并于自汉城运去六具铝制的棺材,于今日将停放在群山医院太平间的六具遗体入殓,以便随艇交还中国。

27日零时,杜新立与王中荣被安全人员从床上叫起,换上韩国警备部队制服,先行移送到群山港的3213号鱼雷快艇上隔离。

杜与王对此一突如其来的举动,显得惊慌失色,曾问到,“要带我们去那里?”韩方人员并未回答,将他们送上汽车,往港口方向急驰而去。两人意识到最终要被遣返中国大陆后精神崩溃,对看守的韩国卫兵哭着求饶他们一命。

27日晚19时45分,载着张维功、曲振波、高志明的一辆小巴士,首先抵达群山港。三人在安全人员护卫下,随即登上韩国军舰。接着一辆救护车,载着六具铝制棺材,也抵达群山港。剩余的8名生还者,则搭一辆大巴士,于20时25分抵达港口。杜新立与王中荣两人则早已被绑在鱼雷艇的一个舱内,并有六名韩国卫兵看守。鱼雷艇上还载着六具艇员遗体,其他艇员则搭乘以缆绳拖曳鱼雷快艇的韩国拖船。

20时50分左右,拖船徐徐拖出群山港。中国3213号鱼雷快艇、2名叛逃者、11名幸存艇员、6具遗体在韩国海军舰艇与拖船护送下,经过12小时海上航行后,于28日上午8时40分抵达会合点。此时中国方面派出的六艘舰艇已在现场等候待命。

三名中国海军人员登上韩国拖船,证实艇员及死者身份后,签署文档,表示接到人员及鱼雷艇。整个交接仪式气氛友好。由于海上风浪较大,交还过程自上午10时开始,历时一个半小时才完成。随后中国舰艇拖着鱼雷艇向青岛方向航行,韩国舰艇也返航。

杜新立与王中荣被遣送回国后,经军事法庭审理以叛国罪、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花絮1

26日,韩国在国营的KBS电视台□□布,已将这次鱼雷快艇事件的开销:受伤船员的医疗费一百十五万韩圆、食宿费一百八十万韩圆,开具账单,向中国索还。

花絮2

遣返“义士”消息传来,台湾朝野哗然。28至30日,台湾岛内多批大学生,手持「严重抗议南韩处理匪艇事件」横幅;步行到到韩国驻台“大使馆”前,递送他们致韩国政府的抗议书。还有一名“荣誉军人”何钦,在大使馆前引火自焚,以示抗议,台湾警方迅速扑灭,未死。此外韩“使馆”外聚集的民众情绪激动,有人大骂「韩国人不要脸」、「高丽人无耻」、「韩国人滚回去」。

另有三名台湾留韩青年,到群山观光旅馆抗议,被韩国警方人员逮捕,后来经台“驻韩领事馆”向韩国治安本部交涉后被放回。

事件能够圆满解决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1986年的亚运会,1988年的奥运会,当时的国际政治战略大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