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翼的子女 回忆我的父亲胡景翼将军
我的家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北边一个山沟的候家堡中。我曾祖母和我曾祖父,在一次土匪来村里抢劫之时,跟村民全都藏在地下蓄水的水窖里。里边也有牲畜,其中,一匹马突然嘶鸣,被土匪发现就喊:“里边有人就出来,不出来,我们就杀进窖里来!
”我曾祖父为了保护村民,他一人挺身而出。由于寡不敌众,被土匪杀害。我曾祖母年轻守寡,只有一个儿子。后来在私人商店当学徒,受到老板的信任和乡里的尊敬。因此,被原籍财主家看中,就将其大姑娘许配给祖父。
但订婚不到半年,这个大姑娘就患急病离开了人世。后来,曾外婆又把他家的小我祖父10岁的第二个女儿许配给我祖父。第二年,就有了我的父亲胡景翼。我父亲胡景翼在成年时,家境仍然贫寒。曾祖母遵守古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就和我祖父商量,给我父亲包办了在耀县的一个亲戚的女儿林氏,年龄大我父亲六岁多。而且是布袋卖猫,谁也没见过谁是,又是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以至结婚后,发现其有吸大烟的恶习和缠的小脚。
使我父亲深恶痛绝。但我父亲很孝敬老人,并且生米已成熟饭,只好遵从父命。后在6年中生了一儿一女,这就是我大姐胡卿云和我大哥胡希仲。我父亲在祖父母的言行家教引导下,很爱读书。能吃苦且热爱祖国,性情开朗。
长大后,又到西安健本学校学习。这期间,我父亲受进步思想影响较深,除发起反帝爱国宣传外,并动员同学习武。武昌起义前夕,革命风云四起,先父印发传单,主张青年救国。1910年3月,经井勿幕、宋元恺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此后,先父首先结识反清各派势力,先后在西安小雁塔和大雁塔结盟,促成西北革命三大主流同盟会、军学各界、哥老会的汇合,加上不少仗义执言、济危扶困、敢于拔刀相助的一批刀侠的力量,形成了陕西民主革命力量的洪流。
1911年夏,先父由健本学校毕业后,即返回渭北,专门从事联络工作,准备迎接革命高潮。武昌起义胜利,湖南首先响应;陕西新军亦在西安起义,宣布独立。先父闻讯后,立即在耀县药王山起兵,进占三原。
时任井勿幕部第一标标统。这时,有个朋友,给先父介绍了西安一个举人的姑娘卢氏。她是个有文化的女人。很会做饭以及宴席上的各种名贵菜。且对人和蔼,待我很好。1923年,“二七”大罢工期间,先父拒绝执行镇压工人运动的反革命命令,并在他的防区内保护工人的正当权益。
在此之前,冯玉祥见我父亲未带夫人,又给先父介绍了一位满族姑娘叫王纫兰,这就是我的母亲。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先父胡景翼密结冯玉祥和孙岳,在孙中山先生的关怀下,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北京政变”(亦称北京革命)。
推翻了腐败的满清政府后,并与冯玉祥、孙岳等将军组建了国民革命军。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这时,我邓叔(邓宝珊将军)也在北京参与了这场革命。
“北京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先生北上,商讨国事,建立国民革命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先父胡景翼和孙岳任副总司令,分别兼任二、三军军长,经过击败了当时吴佩孚等军阀的战斗,在开封正式就任河南省督办(即掌握河南军政大权),为孙中山先生立足中原、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创造条件。
为此,他在开封设立招待所五处,请共产党耆宿来中原助理军政要务。一时之间,李大钊、王若飞、刘天章、李根源、李烈钧、于右任、张群、张继、柏文蔚、田胡弟兄、焦易堂、周震麟、丁维汾等知名人士云集汴州,协助先父胡景翼。
在国民党二军管辖范围内,国、共两党都可以发展组织,开展工作。先父没有在他所控制的一些省份内阻止工农运动的发展。
因此,1925年2月10日,铁路员工第一次在郑州能够公开举行中国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北京当局知道后,乃下令胡景翼解散代表大会,并逮捕大会的参加者,先父拒绝执行这项命令。而且把大会领导人请来,把电报拿给他们看,并宣称代表大会可以安然继续进行。
先父胡景翼是国民军领导人中第一个向苏联请求援助的。1924年12月底,先父邀请加拉罕到他在开封的官邸。同时,还派其国民二军司令刘允臣及其驻北京的代表于右任以及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代表先父去访问苏联驻华武官格克尔,主要目的是谈判援助革命军的问题。
希望苏不会拒绝反帝的斗争。并请求给部队提供教官。先父没等到苏联政府的答复,就向大使请求暂时给他派一些军事顾问,以援助国民革命。
先父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广泛地开展了军队和政权的建设工作,建立了陆军训练处,培养学员4000余人。还选送大批优秀青年如屈武、师哲、邹均……等去苏联学习。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徐向前、阎揆要、侯镜如、杜聿明、董钊……等受中山先生的派遣,来豫协助建军工作。
真是四方英俊云集汴郑,民主革命盛况空前。为了迎候孙中山先生,先父特派李仲三和寇遐等人去天津,又派学生担任孙中山先生的卫队。由于曾、吴余孳刘镇华、憨玉锟纠集镇嵩军十余万人进逼郑州,先父未能亲赴北京拜见孙中山先生,竟成先父终生遗恨。
1925年二三月间,豫西战役爆发,经过十多天激战,战争以刘、憨失败而告终。先父回师开封,正在整军经武、励精图治之时,不料他疔生右臂,然仍带病工作,不肯休息。
接着,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先父悲痛万分,病情也日益恶化。但他却极力忍痛,并亲自主持了中山先生的追悼大会。先父在病重垂危之际,仍爱国爱民,念念不忘革命大业。他在给李烈钧先生的复信中,一再希望革命同志“团结起来,不因先生殁而使党有所变化。要坚持三大政策,坚持孙中山先生的道路。”1925年4月10日,先父终因痼疾积劳,过分悲痛而与世长辞,终年3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