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地图 徐光台:利玛窦世界地图的本土化——以《坤舆万国全图》为例
关于天地关系,中西有各自不同的传统。中国有盖天说、浑天说与天圆地方等见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月偏蚀时,落在月球表面的地影呈现圆弧状,证明地形为圆球,提出两个圆球式宇宙论。地球静止位于宇宙中心,日月五星与恒星皆为圆球,构成一个同心圆球形的宇宙结构。
在《天文学大成》(Almagest)中,托勒密以地心为中心,量度宇宙中星体距离地球远近与其和地径大小比。在星占学范作《四书》(Tetrabiblos)中,处理天星对地球领域产生的物理影响。其地理学采投影法,标示纬度和经度线。
中世纪后期,根据《圣经·创世记》,在恒星天之上增水晶天、宗动天或永静天,成为基督教义化的亚里士多德宇宙论。萨克罗博斯科(Johannes de Sacrobosco,1195—1256)于1230年左右完成《天球论》(De sphaera),整合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托勒密数学天文学与星占学,成为中世纪大学教本,到17世纪初它有许多评释本,其中之一是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罗马学院的老师丁先生(Christopher Clavius, 1538—1612)的《天球论评释》。利玛窦入华后将其所学西学与世界地图外推至中国,将西方世界地图本土化。
建构实在论(constructive realism)是近20年来兴起的科学哲学运动,主张吾人通过语言进行认知活动,使用不同语言来接近实在,建立不同术语、理论与论述方式,形成各自不同科学的"微世界"(microworld)。通过语言性的外推,可翻译为另一微世界的语言,反映它可与别的微世界共享。在某种社会脉络中产生的科学或学科,如通过实践性的外推或社会性的外推,能够移至另一社会脉络中运作与发展,也就代表它含有更多的真理与可普遍化。整体而言,建构实在论提出"外推"为其对科际整合的知识论策略。从事比较哲学与宗教,长期关切科际与文化发展的沈清松教授,对建构实在论提出修正与诠释,将原先针对科际整合的知识论策略,外推到生活世界或文化世界。并以利玛窦为例,认为他通过语言获取(language appropriation)学习中文与相关文献,以朋友的平等关系,将西学外推向异文化的中国。
过去人们虽知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不是一幅纯粹的世界地图,其中有相当丰富的宇宙、天文、历法与自然哲学等知识,包括总论、"九重天图"、"天地仪图"、"四行论略"、"总论横度里分"、夜看北极法、"太阳出入赤道纬度"表、"日蚀图"与"月蚀图"、"赤道北地半球之图"与"赤道南地半球之图"等,但不知他在其中采取一些知识策略。
1582年利玛窦抵达澳门,开始学习中文与了解中国地图。翌年随罗明坚入肇庆,着佛教的袈裟传教。1589年到韶关后,接受瞿汝夔建议,开始学习儒家典籍。1595年至南昌停留三年,接触章潢(1527—1608)与其门人,习知中国士人自然与大地知识。"他们……知五行,不知空气;将金木纳入五行之中,却排除空气。他们认为地是方的,不接受任何与此相跖的思想。他们以为当月面正对太阳时,像是害怕而失其光色,形成月蚀。……又说太阳比酒桶底大一点而已,这是前所未闻的。这类无稽之谈不胜枚举。"不但反映利玛窦身处中西自然知识的遭遇,也面临二者的对比、竞争、批判或取代,以及如何将西方自然知识向中国士人外推的本土化问题,笔者选择三点说明。
虽然屈原《楚辞·天问》中提到"圜则九重",但未触及诸天的细节。《坤舆万国全图》借九重之名,提供详细的"九重天图"。
总论云:"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引文传入西方两个圆球式宇宙论,借用浑天说隐喻,地与海合为一球,位于天球之中。未批判地为方形见解,而采取折衷策略,提出一种诠释,认为地方是"语其定而不移之性",与地球静止于宇宙中央相容。
以天地仪图来表达在两个圆球式宇宙论中,太阳运行的轨道,不但能说明地球各地的四季寒暑,还能就九重天图下方有段说明引述《元史》显示中国地表所测多地昼夜长短不一,在《坤舆万国全图》最外圈提供地表各地一致的昼夜长短数据。
相对于传统上基于目视经验,认为日月径千里,《论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介绍丁先生《沙氏天球论评释》中以地心为中心,地球半径或全径为单位,量度与宇宙中星体距离地球的远近与其和地径大小比,以此为基础则可解说日月蚀问题。
整体而言,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将西方自然知识与中国相关知识交织成一幅具有策略的世界地图。
通过语言获取,利玛窦习知中西自然与大地知识的差异。巨幅世界地图的绘制提供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将二者间在不同问题上面临对比、竞争与辨伪,转为采取折衷、调和或论述等策略来处理,在此知识策略下将《坤舆万国全图》初步本土化。
从进步的历史观来看,利玛窦绘制多幅世界地图,影响中国士人如冯应京(1555—1606)《月令广义》(1602)、王圻(1530—1615)《三才图会》(1609)与章潢《图书编》(1613)等在他们的博物式著作中,粗略地摹绘利玛窦世界地图,看似迈向现代化的一步,却是在另一层次予以本土化。
根据建构实在论,要学习构成一个微世界的科学或学科,就是学习其术语与论述方式。明末耶稣会士未在中国建立教育机构,仅有少数士人如李之藻、徐光启、熊明遇随耶稣会士学习西学。专门术语的学习有其制度上的困难,遑论《坤舆万国全图》中宇宙论、数学天文学与历法知识。因此士人只会依循博物式传统将新奇的世界地图加以缩小摹绘,或依特定目的加以缩小摹绘或调整,造成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两种不同层次的本土化。
(作者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