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美人梁振华 梁振华、李小云:为什么现在农村那么多人信教?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基督教在农村地区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增长,不论是发展速度还是绝对数量都是惊人的。据估计,目前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在4000万人左右,70%左右的基督徒在农村地区,其中有2/3以上的基督徒把自己开始信教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或家人生病”。

如果去农村搞社会调查,我们往往会听说这样的故事,张村的王某某因身患肺病久治不愈后寻求耶稣的帮助,病痛减轻后就信了基督教;赵村的曹某因儿子感冒严重,后跟随邻居参加教会活动,病好之后就一直参加教会活动;李村的陈某某从小腿脚不灵便,在亲戚带领下开始参加基督教活动,顺便锻炼身体……类似的故事屡见不鲜,人们使用“信主治病”、“耶稣治病”、“祷告医病”、“基督治病去灾”、“信教强身治病”等不同的词句表述农村地区“信主治病”的事件。于是,我们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么多的农民会因为自己或家人生病的缘故而信仰基督教呢?

众所周知,“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最困扰老百姓生活的问题之一。当一个普通的村民遭遇重大疾病时,就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有时,即使数万元的医疗费用支出也不一定可以治得好病,这会导致家庭条件一般或不好的农户难以承受。“看不起病”与“看不好病”就成为困扰整个家庭的问题。一个大病患者可能引发整个家庭陷入贫困,使家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不得不面临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负担。于是,我们发现农村地区因病致贫的故事似乎一直都在发生。很多农民用“一人生病,全家受累”、“一年生病,三年遭罪”、“久病床前无孝子”等话语表达疾病产生的影响,并最终导致家庭生活的不幸。

常言道,“好死不如赖活着”,农民在通过正式的医疗途径难以减轻或治愈疾病时,便可能寻求非正式的替代性途径——“民间偏方”,民间巫医、江湖郎中、基督耶稣都可能成为他们的选择。巫医认为村民身染疾病的主要原因是“鬼怪缠身”、“阴魂附体”,他们自称有一套“神道附身”之术,可以施展“法术”,请神附体,进行“赶鬼治病”。江湖郎中则自称世代名医,拥有祖传秘方,大到癌症,小到伤风感冒,他们无所不会,无所不能,并会通过“狗皮膏药”或“神丸”药到病除。城市街头巷尾打着幌子卖各种灵丹妙药的场景,从一个侧面暗示我们,广阔的“市场”仍然存在。

基督教在农村传播之后,尤其是本村或周边村庄有因信基督教而原有疾病治愈的奇迹发生后,就会产生传染效应。“信耶稣”逐渐成为部分农民治疗疾病的替代性选择。

有时农民因自己或亲人患病医治困难会主动寻求信徒为他们祷告,“驱除邪灵,恢复健康”。妇女李晓静因儿子久病不治而主动寻求本村信徒为其祷告。她的儿子出生后,身体一直不太好。在三岁左右的时候,儿子同时咳嗽、发高烧、拉肚子,病得很严重。当时交通也不方便,她一个人背着孩子去医院看病,花了不少钱,孩子的病却始终没有好转。当时她心急如焚,便去寻求本村一个信主的老乡闫娟为她的儿子祷告,求主给她预备好的医生,并与主立约,孩子并且好转就信耶稣。闫娟在给她的儿子祷告之后,让她去车站附近买些中草药,让她感到神奇的是,吃了两三天药之后,儿子的病情就好转了。此后,她在对基督教教义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就受洗成为基督徒。

有时则是信徒主动探访有病人的家庭,宣传“一人信主,全家平安”,并邀请他们参加教会活动。89岁王菊在1983年得了重病,之后转了好几个医院,都没有康复,家人已经做好办理后事的准备。后来,河南信阳的亲戚带领当地信徒给她传福音,认为她已经被主拣选,主通过疾病的形式让她受难,并邀请她唱灵歌,学经文,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王菊参加了一个月的教会活动,身体就奇迹般地康复了。此后,她就成为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并开始到处传教,而在劝说别人信教时,往往会讲述自己疾病治疗的故事。

在农村地区,很多身患疾病的村民开始时都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接触基督教,看耶稣是不是真的很灵验。疾病的减轻或治愈会直接影响他们做出是否成为信徒的选择。

在参与教会活动后,村民之间因为对基督信仰的理解和疾病恢复状况的差异产生了分化,最终部分人选择继续留在教会,而部分人则选择了离开;部分人逐渐成为虔诚的信徒,部分人仍然抱持功利的目的;还有部分村民成为“两面派”,既拜佛也信耶稣,哪个灵验信哪个。

那么,疾病医治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我们发现,在农民信教的过程中,拥有丰富宗教知识的基督徒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他们凭靠自己掌握的知识在“病人-基督徒-耶稣”三个行动者之间构建了一个的“灵的三角结构”。病人的苦痛被想象为撒旦魔鬼捣乱的结果,耶稣则被塑造为医治疾病的慈悲的父神,基督徒则成为在神与人之间传递信息的代理人。

在乡村基督徒的眼中,“撒旦魔鬼”是罪恶的起源。在他们眼中,疾病并非个体在一定病因作用下导致正常的生命活动受到限制或破坏,而是“撒旦魔鬼在捣乱”、“犯了罪不肯悔改”、“烧香磕头的不平安”、“神藉着教徒生病得荣耀”、“神通过疾病痛苦拣选教徒”……简而言之,疾病是自己的“罪”造成的,给了“撒旦魔鬼”可趁之机,最终导致“邪灵附体”而引起肉体和精神的“不平安”,只有信仰基督教才能战胜魔鬼,恢复健康。

在农村教会,魔鬼有很多具象的表征,例如观音、鬼神(主要指称祭祖)、关公、土地爷、财神爷、门神等等,这些传统民间信仰对象都被基督教塑造为“偶像”和“邪灵”,而凡是与“烧香磕头”相关的事情都是拜偶像,都是拜邪灵,都会不平安。

通过“健康-疾病”、“耶稣-魔鬼”、“神圣-世俗”这种二元对立的图式,乡村基督徒重新建构了耶稣的“医生”角色和魔鬼的“邪灵”角色。既然,村民生病是因为犯了“罪”,那么,生病后就要靠着信心向主祷告,求主赦免自己的“罪”,求主恩赐聪明的医生和管用的药,身体尽快康复。于是,我们可以在教会看到,为生病的教徒(家人)祷告是主日礼拜的一项重要功课;经常有教徒通过叙事的方式赋予日常生活中的事迹以意义,并以此形塑和理解基督教。

在中国基督教传播的历史中,“借医传教”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晚清时期,医疗工作就一直被视为传教的副业,治愈疾患是为了体现上帝的爱意,这一策略取的是一种医疗救护和宗教教育同时进行的方式,在教会医院,常见的是候诊室宣道、早礼拜、病房布道、与病人交谈等。在中国医疗卫生落后的历史背景下,“借医传教”缓解了民众的痛苦,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教会的医疗事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而今天,“看病贵、看病难”的现象在广大农村地区仍然非常普遍。一些家庭贫穷的农民在自己或家人身患重病,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求替代性的治疗方式。于是,一些人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受熟人“信主治病”的宣传和动员而接触基督教。

农民“信主治病”的功利心理与基督教“借医传教”的传教策略相契合,共同引发了当代中国农村地区农民因为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仰基督教的事实。当然,今天的“医”只是一种理念,更多地表现为教会发展教徒的策略和宗教精英构建权威的方式,而缺少世俗意义上的医疗服务。

对于信教的农民来说,他们重视仪式活动参与,轻视宗教知识积累,甚至在对基督教教义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便已经做出受洗的选择。这会导致“信主治病”有过度解释和效果夸大的风险,并可能对村民的疾病医治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样,“魔鬼文化”的盛行也有泛化的风险,并可能成为其解释异己现象的主要判断。这些基于信仰认知而可能导致的意外后果仍然不得而知。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乡村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应该被更多的社会学者和宗教学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