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先锋 毕飞宇:面对现实就是我的先锋和哲学
一个对社会麻木的人肯定做不了小说家
羊城晚报:二十年前,在1995年《哺乳期的女人》这一短篇小说里,你就已经开始反思现代性了。你希望读者关注到你的小说对社会的关注,在你看来,对社会的关注和体认是小说家的基本素养?
毕飞宇:当然是。小说家的艺术呈现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一个对社会麻木的人肯定做不了小说家。
羊城晚报:你不喜欢没有观点和立场的作家,这种观点和立场,是在动笔写小说之前就形成的,还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更新的?
毕飞宇:你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杂起来了,你其实说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作家最基本的价值观,第二是一部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精神向度,这两者有关联,但并不对等。小说的内部要复杂得多,作家通常也是有所坚持、有所妥协的。
我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一个小说家在写作之外是不是一个思考的人,如果是,他是可以期待的,如果不是,过了一定的年纪,他就不再值得期待。你有没有观念,你有没有问题的悬置,这对一个小说家的影响是巨大的。
羊城晚报:你曾提到海明威的语言对你造成的冲击力,你曾刻意训练过自己的语言吗?到36岁写《玉米》的时候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
毕飞宇:在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我的语言就很有特点,这可不是胡说的,我的文本放在那里。到了《玉米》我有了一些变化,个性特征更强了一些,这样说才符合文学的常识。你知道,语言是渐变的,你不能说我的《青衣》是蝌蚪,到了《玉米》突然就成了青蛙,小说的语言不会这样神经质,它是一个漫长的、逐渐的进程。
羊城晚报:你渴望语言的跳脱,但被评价为语言“及物”感很强,会不服气吗?
毕飞宇:小说的语言及物,这是很大的褒奖,不敢当。就小说的叙事而言,不及物是容易的,及物才是真功夫。所以,在我修改小说的时候,删除得最多的就是不及物的部分,我承认它们漂亮,但是,太影响整体了,容易使小说丧失紧凑。
羊城晚报:你的作品屡被影视改编看中,通过影视作品又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包括《哺乳期的女人》,以及最新的《推拿》等等。对于严肃文学与市场、与影视剧改编的关系,你有怎样的看法?
毕飞宇:很遗憾,电影和电视剧并没有给我的书带来好运气,出版社的数据在那里,这个牛吹不起来。事实告诉我,如果你不打算写类型小说,那你就别贪。通俗文学的价值在市场,严肃文学的价值不在市场,这就是一个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