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我们是工农兵学员

2017-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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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今天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日子.我忽然想起了我国高等院校文革期间的一段奇特的历史,即那一段时间入校学习的工农兵学员的经历.虽然我未能成为其中一

今天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日子。我忽然想起了我国高等院校文革期间的一段奇特的历史,即那一段时间入校学习的工农兵学员的经历。虽然我未能成为其中一员,可也听到和见到过一些那时大学的情况。这是清华和所有著名大学如今都宁愿忘掉的一页,在校史中肯定会“宜粗不宜精”地略过。但我觉得回顾一下这些学员们当年的酸甜苦辣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许多工农兵学员都来自知青,他们的经历,也应该算是知青史的一部分。

1971年春天,我正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4团18连,听说连里的一个哈尔滨知青被推荐上大学。当时并未在意。父亲在文革中因为严重的历史问题被“揪出来”,这等好事是注定与我无关的。后来听说是上了清华,心中不由得产生一丝涟漪——那是我中学时代向往的学业殿堂啊。

1972年我调到学校,随后到天津教师进修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这一年兵团的大学招生的工作大概是在我在天津时进行的,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1973年的大学招生我正躬逢其盛。这一年进行了比较正规的推荐和考试。我当时在团部学校当教师,正在拼命地自学数学,那几十个招生院校中,广州中山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强烈地吸引着我。可惜名额有限,我们学校推荐的是上海知青王××。

他是老高三的,比我高一年,却比我还小一岁,又在学校教了几年初中数学,各方面条件当然比我更合适。他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和审查,被华东师大数学系录取。我们这帮知青都很为他高兴。记得大家还诌了几句歪诗祝贺呢。

不料这一年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弄得考试成绩好的人都有些紧张。我们一起议论,王××说:张铁生哪里是反对考试,明明是眼看考不上急眼了才写了那些话。我则对他说,人家是搞政治的,你上大学要钻研业务,可不能学他。没想到这番议论被人听到,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写大字报揭发。幸亏王××已经上学走人了。

那时的工农兵学员,可是名副其实的时代骄子,不仅回到了大城市上大学,还是代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占领上层建筑”的先进分子。我对这些伟大意义缺乏认识,在欢送会上居然当众说:虽然王××上了大学,我们走的仍然是同一条学习之路。

我会在北大荒坚持自学,或许能和他比一比呢。就这样,王××带着我们的祝福高高兴兴地走了。中山大学计算数学专业的那个名额据说没有人报名,白白浪费了。

为了不自量力地和王×ד比一比”,我调整了自己的学习内容。原本已经学了一遍《高等数学》,用的是樊映川的书和二姐以前的大学讲义,以及矿业学院的习题集,都是工科教材。我想这些一定无法和华东师大的理科数学专业相比,于是找出在天津旧书店买的苏联人辛钦的书和菲赫金哥尔兹的书,以及吉米多维奇习题集,又把数学分析部分重新学了一遍,大约用了一年时间。

一直很想和王××交流一下,奇怪的是他的来信从不提及学习方面。

理科教材的深度让我多少有些沮丧,特别是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有很多题目都做不出来,也无处求教交流。文革前就听二姐讲过,他们班有同学能将这个习题集的全部题目都解出来,连教师都非常佩服。看来我不但不能像华罗庚那样全靠自学成才,就连文革前的优秀大学生也远远不如,如果没有正规学习机会只凭着兴趣自学,很难进入数学之门。

1974年大学招生的年龄限制是1948年7月1日之后,我的生日恰好在8月,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这一年团部学校的几十名知青只推荐了我一人。但在团里过最后一关时,这一年完全不考试了,全凭政审,我还是没能通过。原因据说是体检不合格。可我去问卫生队王队长,他却坚决否认。

其实真正的原因团长曾经暗示过我。大学招生之前的几天二姐到边疆来看我,从虎林县到团部的路程是搭的赵团长的车。路上团长问她:你父亲的问题到底解决没有?二姐回答:两年前就解决了,我现在在军工学院当教师,还经常带学生到海军基地实习呢。可惜我和二姐都没有及时理解团长的提醒。

赵团长显然了解我的档案。我却根本不知道,我的档案中有几寸厚的关于父亲“特嫌”的资料。那是在1968年初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父亲一个解放前的同事在唐山挨斗时受刑不过,胡乱供出解放前夕北平地下党有一个20多人的特务大队,我父亲被说成是队长。

虽然揭发者很快翻供,父亲单位仍然进行了长期外调,最终证明子虚乌有。可是揭发材料和大量外调材料却进了我的档案袋。这件事我一直到1977年才知道。可以想象,当年招生人员看到我这一堆吓人的档案材料,哪一个敢招我入学?

这次挫折并没有让我特别难过,原因是招生的学校远不如前一年。与数学有关的专业只有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而我对当中学老师的前途毫无兴趣。但是我白白浪费了一个推荐名额,实在愧对学校几十名知青同事啊。

档案这个东西真是很有意思,你永远不知道到那个袋子里装的什么,它却在关键时刻决定着你的命运。这方面我还算不上很倒霉的。

团部学校有一个姓王的物理教师,我们都叫他“oldWang”。他是1957年天津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反右时因为“思想落后”,和右派分子一起被多次批判,写了大量检查交待。直到反右结束他才知道其实自己并没有被定为右派分子,可是写的一份份检讨“右派言论”的材料却全都装入了档案。

毕业时没有单位敢要他,最终到了北大荒。更倒霉的是1977年后右派分子纷纷平反,大多回到原来的城市和单位。我们的oldWang却因当年没有戴上右派帽子而没有政策可落实,既回不了老家北京,也回不了毕业的天津大学。这让他连连喊冤,觉得比20年前还委屈。

这一年秋天的一天中午,我刚从食堂出来,就看到远处上海知青张伟民举着一张纸使劲摇晃,冲我高喊:“老马上大学啦!”原来是北京知青老马来信,他在河南上了郑州大学。老马和我中学同校,68年一同到农场,和我们团部学校的几个年轻人相处得非常好,他也是我们几个知青中最喜爱文学、颇有文学素养的人。

几个月前因为“母命难违”,离开兵团去了哥哥工作的河南农村插队,谁想到已经27岁的他居然从那里上了大学。我们禁不住欢呼起来,这可真是“范进中举”了!惊喜过后再细读来信,原来上的是物理系,这让大家的喜悦大打了折扣。后来我一直想,如果他当年能上文学系,这一代人会少一个平庸的工程师,却很可能多出一个有出息的知青作家呢。

在上海上学的王××终于来信说了一句学习情况,还寄来了一套工农兵学员使用的《高等数学》教材(上下册),封面注明是理科专用教材。我翻了一下,大部分都是数学如何联系工业生产实践的内容。纯数学内容很少暂且不说,几乎完全没有定义、定理体系,更没有任何推理证明过程。这也叫理科数学教材?连文革前的中专都不如!

王××知道我根本用不着这套书,寄给我只是让我了解一下他在学些什么东西。我这才明白他以前为什么总是不愿和我谈论学习。华东师大在上海在全国都是一流大学。他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却只能学这么浅薄的东西,怎么会有心情和别人交流?我估计他是出于谨慎不敢在信中发牢骚,所以只是寄来一套书,一切尽在不言中。

从此大学梦在我心中彻底破灭了。年龄上我已经超限,那里学的东西又如此浅薄,还有什么吸引力?只是不知道,清华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是否也这样?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学校,总有地方在培养真正的科技人才吧?

1975年夏季我“困退”回京,进入一家工厂当工人。进厂没几天,就遇到一件让我吃惊的事:厂里推荐一名青年工人上清华,领导指定了我们车间的小曹。没想到小曹竟不肯去,说是再晚一年,他就可以带工资上学了。就为这一点儿蝇头小利,他居然放弃上清华的机会!于是名额让给了另一车间的小边。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显然把小边砸晕了,他激动得满脸通红连话都说不利落了,清醒过来后赶紧办理各种手续,生怕小曹反悔。

小曹的短视多少让我有些鄙夷。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担心自己读不下来。他是69届初中生,文革前刚刚读完小学就荒废了学业,一点儿也没有接触过中学的数理化。现在去上清华,怎能不心虚?他的父辈是本厂老工人,在这里他有背景、有技术、有前途。如果到了大学成了后进生,又是何苦?小边是干部子弟,眼界自然不同,刚刚进厂一年就上了清华,简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

工人的打算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你能说小曹的选择不对吗?但是后来发现他的顾虑有些多余。因为据小边以后回厂讲,一入学就赶上了轰轰烈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来又参加了电影《反击》的排演,根本没上几天文化课。小曹听了这些是否后悔,我就不知道了。

进工厂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成了工人阶级一分子,不再是知青,没有人对你“再教育”了。只是因为不当教师了,再读数学就没有了动力和环境,兴趣也大不如前了。

那一年的夏季,忘了是在那里,我见到了中学同学赵××。我是68年去的黑龙江,他69年到山西插队。老同学多年未见,自然很亲切。赵同学得意地告诉我,他现在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虽然他学的机械专业对我毫无吸引力,但能到大学学习,而且是上清华,那是多么让人羡慕啊!

赵同学讲,前两年清华大学到山西招生,他有幸被推荐。面试的题目是:1/2 1/2=?,多年没有接触过数学的赵随口回答:2/2。见老师一愣,他赶紧补充:就是1呀。

据赵同学讲,当时对每个考生都是提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答案是2/4。这仍然算是孺子可教,总还是知道1加1等于2,2加2等于4。于是老师耐心启发:先给你半个馒头,然后再给你半个馒头,一共给了你几个馒头?答案当然谁都知道。那么就请再想一想,1/2加1/2是不是和这一样啊?

如果你此时能答对,就算合格,可以进清华了。反正入学后也要从小学的分数运算开始补课。

同学的一番话让我愣了好半天。这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相声笑话,而是堂堂的清华大学在招收即将跨入高等学府的学子!就这种水平,还不如我在兵团时教的最差的学生呢!令我无比钦佩是这帮清华教师,居然想得出这如此精妙的比喻。如果不能载入《清华百年校史》,那真是编篡者有眼无珠了。

其实反过来想想,这帮老师也不容易。既不敢拿旧的一套把“工农兵”全考下去,又明明知道这种程度如何上得大学?见到67届高中的赵同学,自然是喜出望外了。我的同学苦笑着说,毫无疑问,他在这批人中可算出类拔萃的。

老同学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他热情地邀我到宿舍,看看他的校园生活,还打来一顿午饭,边吃边聊。桌子上放着的一篇英语短文,内容只有半页纸,我顺手拿来看了看。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接触外语,不少单词生疏,但内容和语法很简单,粗粗扫了一遍就知道是一些电学基本知识。赵同学告诉我这是外语摸底试题,只要能依靠字典翻译过来就可以免修英文了。他说,让你看这些就是想告诉你,这大学咱们不用上就能毕业,还有富裕呢。

平日如何上课呢?别看学员基础差,却是觉悟最高的工农兵。教师时刻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遇到教学困难时就难免头疼了。赵同学讲,有一次班里一个学员找到教师说,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认为公式“(A B)的平方=A的平方 2AB B的平方”是错误的,不应该有中间的2AB。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这次教师再也想不出馒头之类的妙喻了。

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相声笑话,而是当年发生在清华学堂的真情实景。如果我不一再强调,今天的年轻人一定认为我是在编故事呢。

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真让我又惊讶又感叹又难过。堂堂清华大学啊,我和所有中学生曾经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如今……

老同学也是一边讲一边摇头叹气。也有一件可笑的事:没想到他在体育方面也是学校里的“尖子”。他说,我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原来在班里也就是喜欢打打排球。可现在,在班里和年级的运动会上,一、二百米和多项田径成绩都是数一数二,各种球类技术就更不必说了,有些项目他都不好意思参加了。

这让他自己都意外吃惊,多少有些飘飘然了。有一次忍不住嘲笑班里的几个党员干部:“你看你们学习不如我也就算了,怎么连体育也这么差?文革前一年我们41中搞春季运动会,主项是10×1500米接力赛,每个班出10个人参加,我们班都没轮到我。”

他讲的是实话。要论中长跑,当年我们班前十名还真没轮到他。现在居然在清华体育场上大出风头。这批学生各方面的素质之差,真是难以想象啊!

但是赵同学实在是小看了这些党员干部。这些人历经基层,从千百个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岂是无能儿?只是他们的长处是在暗处,是搞政治。要论这方面,赵同学差得远!他哪里想到说这些话的时候,班干部们微笑着,忍耐着,记录着,等待着给予致命一击的时刻。

同学中也有让人钦佩的。赵同学指着一张床说,那是钱三强的儿子的。人家不声不吭,埋头自学,从来不出头露面。虽然是老初一的,学习上要比自己强多了。

告别老同学后我一直闷闷不乐。60年代,因为姐姐在清华上学,我多次到过这里,也算是有些了解、有些感情了。如今校园内物是人非,朦胧中竟产生了一种“参观遗址”的感觉。据说蒋南翔曾经戏言:“清华一条虫,出去一条龙”。且不说文革前那些“万字号”的风流才子,不说多年保持自行车全国纪录的运动健将,就连文革中都出了一批又一批翻江倒海的乱世枭雄。如今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这能培养什么人才?

就个人而言,这样的大学上不上有什么劲?真要是上了,我不知得多难受呢。从整个国家看,将来科技无人,可怎么得了?自然科学的水平,就像“1/2 1/2=1”一样是客观存在,容不得半点狡辩,可不像文革政治那样可以指鹿为马、总是“形势大好”。难道中央领导人不知道这些情况吗?不为此忧虑吗?

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因为隐隐约约知道,再这样思考下去,就必然导致否定文革,否定太多的东西了。可是每一个热爱科学、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又怎么能不去想?

半年多后,1976年的春季,我在西单商场门口又遇到了赵同学。他一把拉住我站到门厅一边,象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地倾吐起来。

原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兴起,他们班里的党员干部终于等来了“反击”的时机。

一天深夜,已经熟睡的赵同学和家人突然被一阵砰砰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竟然是鼎鼎大名的清华大学“一把手”迟群,带着党委一班人闯入他家。赵同学对我讲,这一瞬间他懵了,竟产生幻想,以为迟群可能是为了教改的事情来家访征求意见的。

哪里想到迟群坐下后大发雷霆,大骂赵同学为“右倾翻案风”唱赞歌,证据是他曾对班干部讲过向毛主席告状的刘冰是“同志”。不容丝毫辩解,迟群又列举了他一贯走“白专”道路,长期散布文革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的种种言论,全都有时间、地点、人证,把赵同学说得目瞪口呆。最后迟群拍着桌子发出最后通牒:你必须在全年级大会作深刻检查,接受群众批判;否则就开除学籍,退回山西农村插队!

赵同学被这一阵晴天霹雳彻底打昏了。最终,为了不被退回农村,他只得选择低头认错。原本心高气傲的他一次次违心地检查,忍气吞声地倾听别人趾高气扬的嘲笑和批判。检查总算通过了,人却再也抬不起头来。连读书学习都不大敢了。

讲着这些,赵同学的眼圈红了又红,痛心地说:你看你当个工人多好,自由自在,政治上也没人欺负。我上这个大学什么没学着不说,还被人家这样作践。早知这样,真不如当初退学当工人呢­——他们班一个同学因为基础太差实在跟不上,刚入学不久就退学去了工厂,让赵同学现在羡慕不已。

老同学的遭遇着实让人同情。迟群竟是这样一个粗鄙无理的人,同学中竟有这样心机深沉的人!我不由得又后怕又庆幸。如果当初我上了大学,肯定会比赵同学更加拼命地走“白专道路”,一定更看不上那些不学无术的人。那我会不会遭到同样下场?我受得了这些侮辱吗?

以前我是那么羡慕这些时代骄子,如今却发现祸福相依,他们居然后悔不迭反过来羡慕我了。清华啊清华,如今竟令我望而生畏了。

又过了半年多遇到了赵同学。这时候早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他的话语言谈间夹杂着兴奋。原来,他们班毕业时多数人的毕业鉴定中都有一段“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云云,只有他的鉴定中没有。对于“搞政治”的人,记入档案的这段话将来很有可能成为污点。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让我的老同学大大出了一口恶气。文革中翻烙饼一般的折腾,留下了多少说不清道不完的是非恩怨啊。

但是我知道,赵同学这辈子注定也就是个庸庸碌碌的技术员了。当年在清华校园里的“尖子生”和科学家理想,对于他只是一个苦涩的旧梦。

1976年底,上海的王××来信告诉我,他也大学毕业了。以他的基础和努力,成绩肯定是最优秀的,所以被分配到交通大学当数学教师。他还讲,自己对“李代数”颇有兴趣,很想作为深入钻研的方向。我一直不懂这个东西属于数学中的哪个领域。

但是随后的日子就越发难过了。77年和78年,清华北大领头开始一个不留地驱除教师中的工农兵学员。接着其它著名大学跟风而动,令我很为朋友担心。王××来信说,如今“工农兵学员”这顶帽子就像当年的右派一样,处处被人歧视,自己前途暗淡心情郁闷。

随后很长时间他没有再给我写信。我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他最终被调到一个中学去了。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随后他娶妻生子,操劳俗务,再也不做数学家的梦了。

因为在兵团时当过几年初中教师,1977年我曾辅导过几个人考大学。没想到1979年工农兵学员“回炉”考试,主要内容还有中学数学,于是又有人来找我补习代数几何。我和他们开玩笑说,我原先教初中生,后来教高中生,现在教大学生了。

不过王××也好,赵同学也好,和大多数知青相比,工农兵学员总算是早了几年回城,最后大都有了稳定工作岗位。当然也有例外。

我的知青朋友中,最倒霉的是工农兵学员×燕平。他和我中学同校,一同到北大荒,住在一个宿舍,始终是我最好的伙伴。他在1975年成了工农兵学员,最后却为了回北京而“二次插队”,丢了干部身份和工龄,一直到挣扎到80年代中期才和爱人先后回京。

忠厚善良而有些软弱的燕平,三十岁出头时在储运公司当搬运工,重操以前扛麻袋的旧业。尽管兢兢业业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终又因为不善“与人奋斗”,四十岁刚过就下岗了,一直到退休。不过他当年读的是中专不是大学,我就不详细说了。

我在从前的博文“对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几点看法”中写过这样几句话:“就连当初被视为时代骄子的工农兵学员后来也统统入了另册,文革后著名的大学几乎将他们全部驱除。‘工农兵学员’成了刺在他们脸上抹不掉的红字,只有读研究生和出国才能脱籍。”

有朋友看过说,你又没有当过工农兵学员,何必要用那些带着情绪的字眼?

其实我写这些只是在为知青朋友王××表达悲哀。

博文的随后一句是:“你到任何一个优秀的大学或科研单位,都能看到在自然科学领域存在明显的十年断代现象,这是一代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

这句话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想也一定是人们共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