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栋与李显龙 李光耀与李显龙:“父与子”之狮城版

2018-03-22
字体:
浏览:
文章简介:埃·奥·布劳恩的系列漫画<父与子>,说的是平民之乐:小孩"不成器",大人亦"不成器",父不父,子不子,父子俩整天玩着一出出开心的闹剧,摔东打

埃·奥·布劳恩的系列漫画《父与子》,说的是平民之乐:小孩“不成器”,大人亦“不成器”,父不父,子不子,父子俩整天玩着一出出开心的闹剧,摔东打西,烟熏火燎, 

但如果生在帝王家,那里面的孩子多半是脸色苍白,冷漠而执拗,暴食,或厌食,肠胃常常不好。作为帝制下的特殊囚徒,这些孩子只有在和太监们玩平民们玩剩下的某种游戏时,才间或会由衷地迸出三两声开心的大笑。却是快活无尽。生活在这样的“乐游原”上,什么规矩、等级、“社会影响”,都可以不讲。

在现代世界里,最高领导人的儿女们在人生道路的选择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他们中大多数会选择除从政以外的职业,尤其是在实行多元竞争政体的国家,从政是一件需从基层做起、时时要接受议会和媒体苛刻盘问的辛苦事情,倒不如做一个怡然自得的专业人士或锦衣玉食的商海富豪来得快活。

不过子女继承父业、父职的现象,仍然是存在的。而有意传位于子女的最高领导人,一般会选择最喜欢模仿父亲作派与权力嗜好的那个孩子作为自己职位的继承人,常常令其随侍在侧,秘授以种种为君之术。新加坡的李光耀与李显龙父子,中国台湾的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孩子往往是父亲的一个影像。李光耀说自己的两子一女(显龙、显扬、玮玲)的学业成绩很相似:“科学和数学成绩优异,华文中等,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都不好。”李光耀本人是一个严谨、严肃的人,不大可能和孩子们玩布劳恩式的“父与子”游戏。

李光耀的子女们继承了父亲的不苟言笑,也像父亲一样经历了新加坡典型的精英教育模式:在新加坡读最好的中学,然后到西方学习除“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之外的经世致用学科。对于长子显龙,李光耀寄予了更大的期望,他回忆说:显龙一向对政府和国家大事深感兴趣,当他还是11岁的小学生时,就陪着父亲到选区访问。

现年51岁、和父亲一样严肃而强硬、担任着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显龙曾经是剑桥大学数学学科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但他冷静地在给导师的一封信中作出了一个重大抉择:“现在,让我说明我不要成为专业数学家的原因。

……对于世界变成什么样或者国家往什么方向发展,数学家所能做的实在有限。”李显龙告诉导师,他将回新加坡从事能够更好地为国家服务的职业。作为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清楚从政一途的艰辛,但他在信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宁可选择办事而同时可能被别人咒骂,这总比只能咒骂他人而自己却无法办事来得好。”李显龙写这段话的时候,只有20岁。

李显龙先在新加坡军中服务,一直做到准将。1984年,在父亲的安排下,32岁的李显龙辞去军职正式从政。李光耀曾经百感交集地说:“我本来不晓得他(显龙)到底有多像我,直到有一天我在电视上观察他才知道。当时电视里播映显龙出席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做了一个小动作(把衣袖往肩上拉),和我的动作完全一样,他还有其它和我近似的言行举止。”在父亲百感交集的、慈爱的注视之下,1990年,李显龙当上了副总理。

李显龙是贯彻父亲儒家观念的好孩子,尽管公务繁忙,每周都会和父亲聚餐;父亲写回忆录时,电脑出了故障,也是由做副总理的李显龙修好的。然而李显龙并没有直接继承父亲的职位──到现在仍然没有,不过在李光耀之后担任新加坡总理近13年的吴作栋在2003年8月,已明确宣布将在两年内把总理职位交给李显龙—子继父位的现代传奇,仍然会在李光耀的慈爱注视下隔代兑现。

新加坡方式

蒋经国在父亲去世后只等了三年,就经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严家淦“禅让”而成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这当然是在已去世的“先总统”蒋介石的预想之中的,让老实人严家淦来为蒋经国“暖席”,本来就是“先总统”的创意。

而吴作栋自1990年起在总理位置上已经干了近13年,显然不是“暖席”人物。吴作栋、李显龙在李光耀之后依序接班,是新加坡式的领导人更替模式下的产物,这个模式的关键经验是:接班人必须尽早、长期培养,使其具有足够的经验和威信;而接班人在其接班地位已被确认的情况下,仍需接受较长时间的观察和考验。

吴作栋于1984年(当时43岁)出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显示出作为李光耀接班人的迹象。到1990年正式担任总理时,吴作栋在接班人的位置上被培训和考验了六年多。

吴作栋上台后,李显龙的接班人地位凸显出来。但吴作栋很快就受到国民拥戴,显示自己不是为李显龙“暖席”的过渡性人物。李显龙要获得足够的接班合法性,仅仅作为“李光耀之子”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勤政、廉洁乃至模仿吴作栋的亲民作风来积累威望。

但吴作栋在其威望处于高峰期时,却直言不讳做总理时应当为下一任总理“暖席”,因为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可替代的公共人物是危险的,“而我一向就认为我是可替代的”。 2003年8月,62岁的吴作栋表示自己将在两年内退下来,他认为总理人选最好是精力充沛、能够与时并进的较年轻人物,李显龙已经经受了考验,当他还年轻和充满活力时,应当给他发挥才能的机会。

当然,吴作栋也公开赞扬与李副总理同属一代人的贸工部长杨荣文准将和国防部长张志贤准将,这两人是吴作栋亲自提拔、与吴观念接近、同样具有群众威望的“吴总理的人马”。不出意外的话,上述两人中至少有一人将担任副总理,李显龙仍然要在竞争中证明自己是最优秀的。

如果仅仅是领导人提前安排卸任后的权力更替,那么新加坡的经验即便是在亚洲也不是惟一的。新加坡在执政党内已被确认是接班人的人,还必须直接过民意这一关,参加一人一票的国会选举,获得国会议员的资格,并领导本党在选举中获胜,才能出任总理。

当然,接班人当选议员和执政党获得选举胜利,在新加坡一套考究而又变来变去的选区划分制度下,都是上了十足的保险的,接班人丢脸地输掉选举的概率是零。但即便如此,“储君”身份已明的人仍然要对选民存几分敬畏之意,同时,此人还要接受党内适度的横向竞争。

所以,新加坡最高权力的更替方式,是垂直选拔机制与横向的多元竞争机制相结合,党内的长期培养与外部选民的选票认可相结合。垂直选拔、长期观察,使接班事宜有着相当大的时间上的回旋余地,如果接班人不成熟或当初看走了眼,还有“纠错”的机会。而直接面对选民接受舆论的挑剔,以及面对党内适当的横向竞争,则使接班人无法再作独一无二的铁腕强人之想,只能通过亲民、勤政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父亲的时代终将过去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政局最为稳定的国家,其领导层代际权力更替的一个重要经验是:领导人必须及早选拔培养接班人而不是到晚期才匆忙指定。印尼的哈比比就是一个反面例子,此人被苏哈托匆忙指定为接班人,但不孚众望,难当大任,很快下台了事。

那么新加坡的权力更替经验是否具有更广的普适性?20世纪的最后20年,波及东亚和东欧的民主化浪潮使得多元的横向竞争成为权力更替的普遍方式,一个人明白无误地在十多年前被确认为“储君”并且最终将顺理成章地“即位”的“新加坡方式”,虽然可能会被工程师证明是一套精密可靠的方案,但终究不符合时代潮流。

在印度,尼赫鲁家族的“家国政治”早就止于拉吉夫·甘地,此后印度的领导人都是从激烈的一人一票的选举脱颖而出的,且绝大多数是不靠祖上荫庇的平民子弟。

在中国台湾,蒋家父子那套权力更替模式也早就成为历史,有政治抱负的人的政治信条是“爱拼才会赢”,政坛的游戏规则是“愿赌服输”,没有人能够以“想多为台湾人民服务几年”这样的可笑说词来寻求连任,要想连任,只能去拼“怎样把台湾人民服务好”和“我是否很好地为台湾人民服务过”。

在美国,倒是也有父子在12年内相继当选总统的事例,这就是布什父子。但美国的“父与子”故事与蒋家或李家的“父与子”故事是截然不同的。美国没有世袭的贵族制度,在某些场合,美国人会对贵族血统推崇有加,不过不是对人,而是对狗。

中国华西村版本的“父与子”故事,却有点类似于“新加坡方式”。吴仁宝以私人公司的运作方式管理着一个村集体,并部分地模仿了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和严苛的“社会管理”模式,然后隆重推出39岁的儿子吴协恩接任村书记一职,并且希望吴协恩“再干21年,干到60岁”。

此后吴又为自己度身定造进行了一番“制度建设”,他要求党委、村委会、集团公司各设立一个办公室,在三个办公室之上再设一个总办。吴仁宝自赠了一个“总办主任”的头衔,这个职位在“村内阁”中排名第二,与“李光耀资政”在新加坡内阁中的排名完全一样。

在“新加坡方式”中,接班人的选拔虽然缺乏公共性和横向竞争,不过幸运的是,这些人都还干得不错,品行也还方正。但从长远来看,现代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应是“由民统治”(by the people),而非“为民执政”(for the people),当然,这个路向转换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由民统治”,可以从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开始。上任伊始,吴作栋就向新加坡人承诺:增强政策制订的透明度,废除令人窒息、侵犯个人空间的条例,充分听取民意和扩大公民参政空间。

吴作栋所器重的杨荣文准将还强调:如果新加坡上一代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那么现在这一代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

当然,对领导人更重要的是“观其行”而不是“听其言”,但在长期的父权政治氛围之下,新一代领导人有这样的表态,已经是一个进步。

李光耀,这位新加坡的国父,新加坡人的“父亲”,他虽然是一个倔强的人,但也承认新一代领导人在一个不断变化中的世界里应当有新的做法。而李显龙虽然是父亲的好儿子,但他领导下的新加坡会寻求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李显龙的执政理念将和吴作栋更接近,他父亲的时代,终将会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