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非事件】钱锺书、杨绛夫妇与林非、肖凤夫妇打架事件
***期间,有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的家里去。据我后来得知,这叫“掺沙子”。“沙子”其实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1969年5月间,锺书对我说:“要分房子了,我们得分掉两间,(即笔名的某“专家”)要迎养母亲,祖孙三代人,至少得住两间房。”他说:“我答应分两间房,不过有个条件:我家东西多,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腾出房间。答应了。”
当时我们有四个房间。朝南三间,中间是客厅,沿墙放书橱。东边一个套房是锺书的卧房兼书房。西边临阳台的一间是我的卧房兼书房,锺书的衣物都在我的卧房里,朝北西尽头是我们女儿钱瑗和女婿得一的新房,和我的卧房相对。往东是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厨房。厨房就在我家的大门口。从大门进来是一条宽宽的过道,分隔朝南和朝北的房间。
我们打算让出西尽头的两间卧房,留下客厅和套间自己住,因为面积略大一些。沙发等大件得卖掉,钢琴只能挤放在什么角落里。我们1962年8月才搬入这宽敞的新居(原先的宿舍面积很小,不过是一间办公室分隔成数小间),我们增添了家具,7年间累积了许多东西,也加添了人口。这回又紧缩,得狠狠地精简,锺书和我停止了我们的工作,每天得空就忙着清理东西。
没几天,说他家老太太已经到北京了,要我们立即让出房间。他先还宽限几天,但随即改口说,明天就搬进来,我们屋里的东西不必搬走,他家也有用的。按当时的“革命”用语,就是把我们“扫地出门”。经我女婿得一说好说歹,两个革命男女答应宽限两天。
当时霖雨连日,旧货店雨里不上门收货。得一和钱瑗在下雨的间歇里,好不容易把沙发等大件送走。且不提我家的慌张忙乱。革命男女搬入我家,就是邻居了。我从小听父母教导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们的“近邻”分明是“强邻”。我们既不能“三迁择邻”,睦邻就更有必要。
我们想,邻居相争,往往是为些家常琐碎的事,我们气度大些,站得高些,作为近邻而义不容辞的事,我们都做到,这样总可以求个相安吧?所以我在他们搬入那天,一早把他们预先搬入厨房的煤炉子生上火。我自费配制的卧房门和壁橱门的钥匙一式几枚,留着也没有用了,就做个人情,全部点交给革命女子,让她放心使用。
傍晚,我和锺书看见停放在楼下的一只小孩子的摇篮,就顺便为他们抬上三楼。革命男女大概以为煤炉子自己会生火,摇篮自己会爬上三楼,或许他们认为我们理该如此,反正他们没有理睬。我们由此更看透他们是何等人。所以直到下干校,我们两家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
我和他们老太太同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就一起说说话。她是南方人,可和我谈家乡话,过了不多几天,她告诉我说:“明天就回家去了。”我很惊诧,还劝她老远来了别就走。她说:“叫我来分房子的呀。现在房子分到了,我也可以走了。”这是老太太的话,语气也是她的。第二天她果然走了。据同院的邻居说,老太太从此没有再来过。“迎养母亲”就是这么回事。
这年的11月,锺书下放干校。革命男女也先后下干校,家里留一个小孩子,由阿姨带领。我是下一年的7月才下放的。钱瑗没有下干校。我们和他们家阿姨和孩子,相处得很和谐。他们家阿姨如有困难,就和我们谈,例如孩子病了,或孩子长得快,小衣小被都太小了,怎么办等等。我们就帮她想想办法。
革命男女同时请事假回京后,阿姨就问我们,“他们谢你们了吗?”我们怎么要他们谢呢。可是阿姨觉得她说声“谢谢”,还不足以报答,所以她“故意告诉了两遍”。他们从不理睬。阿姨叹气说,“真是一对白”。(我不重复全句。阿姨还健在,可以问她。)
锺书下放干校以后,我下放干校前夕,女婿得一因“五·一六”案【注】含冤自杀。这件事,我打算等我自己下干校后,亲自一点一点告诉锺书,免得他经受不起。当时吴世昌先生和锺书同在干校,而他的夫人严伯升和钱瑗是同事。我怕消息走漏,求严伯升帮助我们保密,她非常同情。
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我们隐瞒。我下干校后,钱瑗一人在家里,她在厨房里当面质问:“你爱人‘下干校’啦?怎不回来探亲呀?”钱瑗说:“他已经去世了。”随后,钱瑗听到他们屋里哈哈大笑。这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原来男沙子是整“五·一六”而为“革命”立功的人。
1972年3月,我们夫妇由干校回家。7月间,我们学部下放干校的全体人员也都回北京了。他们回北京后,仍天天开会、“学习”。“老先生们”(多数是以前的“牛鬼蛇神”)只在家“学习”,有时到所里开会。锺书开始写他的《管锥编》,我翻译《堂·吉诃德》,钱瑗在北师大教学,天天早出晚归。这时,我们和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革命群众,因相处多时,已经是很亲善的“不战之友”了。可是掺入了我家的革命男女,好像还在“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我们的忍耐再忍耐,似是尚未“触及灵魂”。我女婿得一的自杀,是我家的一款大罪。知罪隐瞒,罪加一等。革命男女经常选中这个伤处,来触及我们的灵魂。例如男女佯作夫妻相骂介,女的大叫:“我要上吊了!”有一天(该是星期日),军宣队领导余震同志带着另一位较年轻的部队领导到我家访问。革命女子不知是告状呢还是示威,莺声历历地在门外骂“五·一六的臭寡妇!”钱瑗听了只悄悄转过身,不让别人看见她的脸。余震同志对这句骂深不以为然。他表示了他的不同意。我不记得他怎么说的,笔记本子记了又记。这两位同志想必还健在呢,也许他们记得。
12月2日是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我家请一个钟点工小陈来洗衣服。革命女子也要她洗,并且定要先为她洗。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来的。革命女子扬着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她一耳光。我出于母亲的本能,不自量力,立即冲上去还手。钱瑗是看惯红卫兵行径的,不愿妈妈效尤,拉着我说:“妈妈,别——”可是她拽不动我,就急忙由大门出去了。(她是去找居委会主任的,当时我没有理会。)锺书这时在套屋的窗下看书,我记不清外间的门是开着还是关着,反正他不知道过道里发生的事。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小陈当时在场。她向别人说,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根据,革命女子没有挖我的眼睛,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脸上爬。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我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
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
我有一架晾手绢、袜子的小木架子,站在过道的靠墙处。我的身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把那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架子倒地有声。锺书该是听到木架倒地才出来的。我自己也奇怪,我怎么没叫喊一声。
我没看见他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记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间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给革命男子。我忙也到自己家门口拿出一支细藤手杖,但出门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夺去,好像是我特地拿来奉送的。我一看情势不妙,拉了锺书回房,关上门,锁上锁。
这里我该补上当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以及遗漏的细节。
(一)革命男子虽然拿着一支粗手杖,他并未动用。他是不愿打呢,还是没决定打呢,还是我们逃得快,他来不及打呢,我就不知道了。他如要动用手杖,很容易,因为他个子高(男女俩都个子高),年纪轻,对方只是个瘦弱老人。可是他并没有动用手杖。这一点,我该实说。我却是挨自己的藤杖抽了几下,身上留下了几道青紫痕,心上意识到女的比男的手快心辣。
(二)革命男子气呼呼地指着自己的袍儿叫我看。他穿的是一件栗色绸子的袍儿,前面许多大脚印,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踹到肚皮上。他又提着自己的衣领叫我看。显然有人一把揪住他衣服的领口,抬脚踹他,把领口的纽襻都扯松了。这一脚一脚的尘土印,分明是男皮鞋的鞋底印。屋子里没有第三个男人,他本人不可能自己踹自己的肚皮。我很快地思维一过,忙用手把他袍儿上的鞋底印掸掉了。鞋底印怎么上去的,我确实没有看见,该是在举起木板之前吧?我掸掉鞋底印,该是在木板劈头之后,因为我当时有抱歉之意,同时也要销灭罪证。记忆里,一个个印象很鲜明,却是记不清次序,因为我给跌摔得糊涂了,而有些事我确实没有看见。我只把记忆深刻的印象一一记下,不去追忆细节的次序,免得追忆中产生错误。反正我的推断只是我的推断。
锺书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
(三)我咬破了女沙子的手指。她翘起伤指,到处告状诉苦。有一位听到她诉苦的大妈对我发表意见:“手指在你自己身上呀,怎么跑到她嘴里去了呢?”
我锁上了门,两人站在门内,革命男女在门外用不知什么东西狠狠打门,打得砰砰响。门是三夹板制成的,有打破的危险。恰好钱瑗带着居委会主任刘大妈来了,她们看见革命男女各拿粗木棍打门(木棍是我家的墩布把儿),有一条木棍已打成两段。我们开了门,刘大妈进来问明究竟,然后又到革命男女家去问明究竟,并批评了他们,她就走了。
锺书余怒未息。我说,“幸亏我身体轻,没伤筋动骨,算了。”锺书用手一抹说:“这事不再说了!”他感叹说,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我很明白,他这回的行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身不由己,正和我冲上去还手一样。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这件事,尽管我们在别人问起时,不免要说个大略,我们私下里确是绝口不再谈论或讲究。因为我们三人彼此间都很知心。
但是毕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们不能不向领导汇报。文学所的副所长唐棣华同志住在本楼,我们就向她汇报了一个大略——主要是我汇报,因为锺书所知,不如我周全。唐棣华同志不便介入,只示意我们还该向其他领导汇报。我们一处处汇报,才知道革命男女早已各处都告过状了,而且满处宣传:“地主打了贫农”。他们还到医院验伤,医院为革命男子开了一张验伤证明单。革命男子胳臂上有一块青紫,他揎起衣袖时,我偶曾见过一眼。
以后几天,我们两人勉强还继续自己的工作,但保护我们的只有一扇门了。整个***期间,我们虽然被打入“牛鬼蛇神”阵营,我们心里很安定,因为从未觉得革命群众是敌人,我们和他们只是处境不同而已。这番才第一次有恐怖感,觉得自己容身无地,落在不知什么人手里了。晚间听到革命男女窃窃嘻笑,就懔然畏惧。我们听到传言,他们说,这次便宜了我们,下星期日要下毒手,着实打我们一顿。
星期日到了。我乘他们还未起床,早早做了早餐,涮洗了锅碗。以后就没敢再进厨房,因为革命男女老在那儿出出进进。我想上厕所,开门张望几次,总不得机会。一次看见那女人叉着腰坐在浴盆边上,如有所待。我就轻轻掩上门,耐心再等等。10点了,10点10分,——20分,——30分,——40分,我们什么时候能做饭呀?我准备等到他们吃饭,或等到他们睡觉。
逃走?逃哪儿去?有路可逃,还不逃吗!
钱瑗说,她在北师大宿舍有个铺位,午后可以躺会儿休息,房间朝北,天气冷,目前没人住,屋里有三只双层床。我们立即决定逃走。我们收拾了几件必不可少的东西,每人拿一二小件。我们商量好如何逃跑,伺机行事。将近十一点,那女人大概是等得不耐烦了,我们忽由窗里看见她骑车走了。我们轻轻开个门缝看看,过道里没人,男的在房间里呢。我们只需逃出大门就不怕,因为在这扇大门以内,我们有理说不清;大门以外,邻家有人,有目共睹,我们不用怕。钱瑗打先锋,她轻轻地开了我们屋子的门,轻而快地过去开了大门,锺书紧跟在后,我殿后。我们房间的锁很复杂,得向左转,又向右转。我也轻快地锁上了门。三人紧贴着溜出大门,我轻轻把大门关上,然后三人一连串走下楼梯,一同喘了一口大气,我们逃出来了!
我们先到附近朋友家去休息一下,吃几口饭,向我们的领导同志们请得准许——这不很容易,不过我们还是得到了准许才逃走的。这是在1973年12月9日。我们过了3年流亡生活,1977年2月搬入三里河新居。流亡的生活当然艰苦,可是我们不必担惊受怕了。
锺书不愿再提的事,我始终没有向他再提过,可是从“掺沙子”到流亡的那番往事,毕竟是我一生难忘的亲身经历,也是应该让大家知道的一段历史。别人的传说,都不详、不尽、不实。我应该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
【注】五·一六案:五·一六指***中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他们借1967年5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以贯彻这个《通知》为由,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总理的传单,当时被视为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但到1968年,又成立了以***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在清查中许多反对***、***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严重扩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