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约谈表态 环保约谈:谈完了 怎么才算数?

5月11日,生态环境部集中约谈了广州等7市政府,要求加强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建设,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倾倒行为,依法问责相关责任人员,切实压实责任,加快解决问题。这也是自2014年有环保约谈以来,集中约谈城市最多的一次。

本次被约谈的有广东省广州、江门、东莞、江苏省连云港、盐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浙江省温岭7个城市,被约谈的原因是生态环境部近期专项督察发现,广州等7市在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监管方面问题突出。其中广州市、江门市、东 莞市存、温岭市在日常监管不到位,对群众举报问题查处不力,导致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等问题时有发生。

广州市、连云港市、盐城市、温岭市存在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有关问题查处、整改不力问题。7市存在多起各类企业非法堆放、转移、偷埋危险废物等问题。

约谈要求7市按要求制订整改方案,并在20个工作日内报送生态环境部,抄报省级人民政府。被约谈的7市政府负责同志均作了表态发言,表示诚恳接受约谈,正视问题,举一反三,确保落实。

广州市副市长马文田表示 “对于问题通报,我深受教育和警醒,我作为市政府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应该进行深刻检讨,广州市政府作为属地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应该进行深刻反省。” 连云港市代市长方伟在11日的约谈中也表态,“我到连云港工作两个月,就到生态环境部来了两次,一次是我自己来,一次是今天被约谈,连云港确实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欠账和存在问题很多,我认为约谈指出的问题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照单全收,认真整改。”

这些年有哪些城市被约谈了?

据了解截至目前,已有61个地方政府被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约谈。从2014年下半年原环保部正式启动对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约谈以来,已有以下地方上过约谈名单。

2014年,被约谈的地方政府有6个,分别是湖南省衡阳市、河南省安阳市、贵州省六盘水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辽宁省沈阳市、云南省昆明市。

2015年,是新环保法实施的第一年,除了1月和10月没有约谈外,其余每个月都约谈了地方政府。2月约谈了吉林省长春市、河北省沧州市、山东省临沂市、河北省承德市;3月约谈了河南省驻马店市;4月约谈了河北省保定市;5月约谈了山西省吕梁市;6月约谈了四川省资阳市、江苏省无锡市、安徽省马鞍山市;7月约谈了河北省邢台隆尧县、河北省邢台任县、河南省郑州市;8月约谈了河南省南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9月约谈了甘肃省张掖市;11月约谈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12月约谈了山东省德州市。

2016年,约谈了山西省长治市、安徽省安庆市、山东省济宁市、河南省商丘市、陕西省咸阳市、山西省阳泉市、陕西省渭南市、山西省吕梁市。从约谈的城市可以看出,山西成为约谈的重点。

2017年,约谈了山西省临汾市、天津市北辰区、河北省石家庄赵县、河北省邯郸永年区、河北省衡水深州县、山西省运城河津县、河北省唐山开平区、吉林省四平市、吉林省公主岭市、江西省景德镇市、河北省衡水市、山东省淄博市、河南省荥阳市、山西省长治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津市东丽区、河北省邯郸市、河北省保定清苑区、河南省新乡牧野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黑龙江省鹤岗市等。

2018年,5月上旬,已约谈山西省晋城市,河北省邯郸市,山西省阳泉市,广东省广州市、江门市、东莞市,江苏省连云港市、盐城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和浙江省温岭市。

显而易见,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后,原环保部对地方政府的约谈开始加速。2014年总共约谈6个地方政府,2015年、2016年、2017年这一数字分别为18个、8个和23个。今年5月,被环保约谈的地方城市数量已达到10个。

从约谈城市所属的省份来看,被约谈的城市已经覆盖了23个省(市、区)。在各省的约谈城市数量上,河北省位居第一,先后有沧州、承德、保定等12个市(县)被约谈,占总数的近20%;并列第二名的是河南省和山西省,各有7个城市被约谈;接下来是各有4个城市被约谈的山东省和黑龙江省。

此外,河北省邯郸市、山西省阳泉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山西省吕梁市等城市已经被约谈过两次。

在约谈形式上,通常包括非公开约谈和公开约谈,单独约谈和集体约谈,由生态环境部直接进行的和由生态环境部委托各个督察局进行的约谈,前者通常在北京,后者一般在督察局所在城市或被约谈城市举行。

以《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实施后第一个被约谈的衡阳市政府为例。2014年9月15日,因为污水处理厂建设严重滞后,当时的衡阳市市长周海兵被原环保部华南环保督查中心约谈,这是一次单独的和非公开的约谈。

从2017年开始,原环保部开始启动大规模集中约谈,将被约谈城市的政府主要领导请到了位于北京的部机关里,城市数量有时候达到了7个,而且基本都是公开约谈。这种趋势变化反映了约谈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当然,尽管组织的难度加大,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约谈现场“语录”

整场约谈会没有掌声,有的是市长们的歉意和承诺。“心情沉重”、“触动很深”、“对不起当地百姓”、“压力很大”、“深感自责”、“倍感羞愧”、“痛定思痛”、“知耻后勇”……在接受约谈时,各地方政府负责人的表态充满感情色彩。

“对于问题通报,我深受教育和警醒,我作为市政府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应该进行深刻检讨,广州市政府作为属地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应该进行深刻反省。” 5月11日,在生态环境部机关里举行的约谈会上,广州市副市长马文田就该市多家企业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政府部门监管失职表态。

“我到连云港工作两个月,就到生态环境部来了两次,一次是我自己来,一次是今天被约谈,连云港确实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欠账和存在问题很多,我认为约谈指出的问题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照单全收,认真整改。”连云港市代市长方伟在11日的约谈中说道。

“环保约谈是环保部很重要的督政手段,通过约谈,切实发挥了传导压力、推动整改、震慑警醒等效果。”刘长根在去年12月的记者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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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李 楯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万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