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于学忠后人22年讨房未果
于家请来的律师找到了申、梁两家有分房的证据,但法院认为不具备腾房条件,于家输了官司。
2005年,于女士的叔叔将梁家告上法院。12月判决下达,根据2001年北京市委新出台的37号文件,承租并居住在于家28.20平方米住房的梁家10口人应腾退房屋,并领取23万余元搬出补偿费。23万元的补偿标准,由东城区标准租私房腾退工作督察办公室按照相关文件算出。
时至今日,这一判决还未获执行。“4户10口人,23万元够干什么?”梁女士称。拿到判决时,她说了句气话:“我们家几个人都在这站着,哪一个都不是影子。你帮我安排一下。实在不行,你挖个坑把我们埋了,这最省心。”
僵局
不管有过怎样的纠葛,这些标准租私房的房东和房客之间,并不认为对方是“太坏的人”。梁先生和于女士的叔叔打官司时,出庭双方是小时候的玩伴。开庭前,双方互相点了根烟,扯了几句。“法官看到觉得很奇怪,说你们关系还不错,那打啥官司啊。”
申家女婿巩先生对于家的人印象也不错。“老先生很有修养。不常来,说话也很客气,从没红过脸。”
争斗,其实在暗地里。目前坚守在31号院的申、梁两家人中,多为40、50人员。巩先生说:“我收入不足1000元,妻子退休收入1500元,把我们的钱全搁在房子上,一年也买不了一平米。腾房天经地义,但我怎么办?”
早期,按相关规定,标准租私房的租金比公房租赁标准“略高”。2001年后,该租金逐渐放开。无论最初的几毛钱到最近的30多元,于家坚持不收房租。一是,收租金意味着承认租赁关系;二是,收到的那几个租金,还不够修房的钱。
于女士感叹道:“说白了,我们这些标准租私房主的房产证,连一张白纸都不如!”
房客们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折磨。梁先生说:“公租房,政府后来给修建了厕所。我们这些私租房,政府不管。这个院上厕所,只能跑到中国美术馆附近的公共厕所,至少二三百米远。要是赶上拉肚子,就别提了。”
与“不方便”相比,更重要的是老房子的安全维修问题。申荣庆的女婿巩先生说:“每下一场雨,东华门房管所的工作人员都来看一趟,看我们是不是被压在房底下了。公房国家修,私房国家不管,待私房主签字认账才能修。拖了好几年,于家始终不签字。”
等待
2009年10月,于女士的父母将原有石景山区那套37平米的老房子卖出。老房在五楼,70多岁的老人上下很辛苦。
手持近50万元老房款,于女士打算在自己居住地附近(南三环外)给父母买套小房子。10月份,70多平米的一居报价116万,一来嫌贵,二来觉得朝向不好,当时没拿定主意;她出差一个月后回来,这种房子到了130万,还没过两天就卖了出去;这几天报价,据说到了150万。
短短几个月,房价从116万涨到了150万,于女士心里“很难接受”。尤其令她郁闷的是,报价140多万的房子,要求她带定金直接去定房子。“买白菜还让挑呢,100多万,看都不让看?”于女士说。
除了担心手中的房款追赶不上高涨的房价外,还有另外一个麻烦迫在眉睫——老房子卖了,按照一个地址只能落一户人家的户籍管理规定,老人的户口必须给人腾地。想到这里,于女士有些黯然。她说,去年5月,重庆于学忠纪念馆开幕,他们这些于氏后人都参加了开馆仪式。“爷爷在东北、重庆和山东都有房子,全部捐给了国家。过去的22年间,我们从没有提过爷爷的名字办过这件事。”她说,即使是现在,她也并不想这样。
无独有偶,2005年,老舍的四个子女也将承租自己私房的房客告上法院,有媒体做了大幅报道,但此后再无下文。记者昨晚致电老舍之子舒乙获悉,此案已胜诉,但对方拒绝腾房,双方仍在僵持中。
翠花胡同31号院内,申、梁两家已不关心房价。梁先生的小闺女爬上了在平房半中腰搭建的小阁楼背课文;隔壁,申荣庆在首都经贸大学读书的孙子回了家,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在这两个地方,他们已分别睡了10年和22年。
2004年,北京市大力推进标准租私房腾退工作,媒体报道称,截至当年年底,完成了约95%的腾退任务,并宣布已“基本解决”标准租私房问题。
翠花胡同31号院,是上述数字的例外。该院的最新处置信息难以获得。4月2日,记者致电专管该院的东华门房管所工作人员孙娟。孙称,此事很敏感,不能介绍任何情况。
接待于女士时,东城区房管局工作人员曾经透露,北京市政府计划腾退最后的这批标准租私房。方案是,市财政出一些,区财政出一些,单位实在不出的,可由市财政先行垫付。“但目前只是有这么个意向,具体政策什么时候下来,谁也不知道。说快,也许明天;说慢,也许还得20年。”